涅卡河畔的夕阳

    国庆节前后，因为到柏林自由大学参加一个会议的机缘，我有了平生第二次德意志之行。与第一次稍有不同的是，这次行程似乎略有“余暇”。于是，仍然在德国访问的李哲罕君就事先为我规划了一个精简版的“环德游”。说是“精简版”，是因为四五天时间当然是不可能跑遍德意志大地的，而只能择其“精要”走马观花。好在有哲罕君一路相伴，这就不至于让一到国外就两眼一抹黑的我“乱花渐欲迷人眼”，而仍然能够“浅草才能没马蹄”。

    耶拿

    十月三日一早，我们就从自由大学的会议中心出发，坐地铁再倒德铁，前往耶拿。中午之前就到达了黑格尔曾在那里看见“马背上的世界精神”（指拿破仑）的耶拿小城。在一种似乎仍然没有完全回过神来的有些异样的感觉中，我们沿着耶拿大学走了一圈，耶拿城确实很小，而适逢彼邦国庆日，路过的两三家书店皆歇业打烊，访书是真不可能的了，就顺便在这里解决午餐吧——坐在典型的德国小城的小餐厅里，既无比惬意，又恍如隔世，仿佛时光与日光一般会永久地驻留在那里和那一刻，这与在柏林的那种其实也并不算喧嚷的感觉还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耶拿城应该是建在一个山坡上的，在顺坡而下再次路过一家照例闭门的书店时，我有些不甘心地问哲罕君：这里没有留下任何有案可稽的黑格尔的遗迹吗？例如他当年在那里写《精神现象学》的房子之类的？哲罕君内心大概在笑我是想多了，嘴上却仍然“老实”地回我说，至少旅游手册上是没有，说完又调侃：那时黑格尔还“籍籍无名”，谁又会留意他呢？但我仍然在那里“玄想”：如果黑格尔的房东保留了黑格尔的房契，如果这张房契没有被后来的战火摧毁而仍在天壤间，那么无论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是能够为黑格尔的房子定位的！但是转念一想，反正耶拿就那么大，而且在我们眼中，它本就是笼罩在黑格尔名字的影子下的，于是也就“释然”了一些。这样想着的时候，我们已经翻过一个更高些的山坡，走在去耶拿火车站的路上了，而正是在那个山坡上，透过两幢房子的间隙，我们几乎看到了耶拿全城。而这时哲罕君适时地嘟囔道：更好的德国“山城”还在后面！

    魏玛

    我们的下一站是魏玛，我心目中的德意志精神之都。魏玛离耶拿也就十几分钟的车程。这种名城的密集度想来不过是所谓“天才总是成群结队而来”这个“命题”在地理上的映射。魏玛火车站似乎是新修或者是经过重新粉饰的，但是下午三四点钟的秋日那“风烟俱尽”的天候确是恰到好处地呈现了魏玛那无与伦比的“气场”。初到此地，我难免有些兴奋，而此前已来过两次的哲罕君却是不慌不忙，说是先到预定的酒店办理入住，再去逛常规的“景点”完全来得及。虽然事后看，这预估稍稍有些乐观，但是至少就德国而言，哲罕君确乎是个称职敬业的“导游”——因为当年在我“指导”下选择的研究方向的关系，哲罕君熟读德国史，尤其对于人名和掌故烂熟于胸。当我站在魏玛国家大剧院那两尊地标式的歌德和席勒像前时，耳边就及时地响起了这位“导游”关于魏玛宪法制定前后那段风云变幻的德国史的解说。而当我在席勒纪念馆前驻足时，他又告诉我，这个纪念馆并非席勒原住的房子，里面只是有些展览，要看原物原件，得去此行的最重头戏，那就是歌德故居！所幸那天虽然是国庆日，这位被韦伯称作“千年一遇”的人物的故居仍然是开放的，我调侃说，大概这个故居也承担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之类的任务和功能吧！相形之下，据说是由尼采的妹妹操办起来的尼采档案馆就没有那份荣耀和幸运了。我们徒步来到档案馆门前时，只见铁将军把门，初还以为是错过了下班时间，仔细一看，门牌上写着，档案馆每年自九月后就闭馆不再开放！

    歌德故居之令人震撼自不待言，无需任何其他，只消想起少时念过的侯浚吉所译那小册鹅黄色封面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我就已经像所有其他人一样“难以自已”。不过我表面上仍然很“淡定”，似乎只有“一颗微微激动的心”（歌德在1767年18岁时，赠给朋友贝里施的第三首颂歌中，有这样一段诗节：“漠然于世吧！/一颗微微激动的心/是这个摇动的大地上/痛苦的财富。”见于谷裕著《现代市民史诗——十九世纪德语小说研究》，页341）。见到在歌德起居室入口处的门楣上有《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中的一句话，并不谙德文的我却考起了德文初段的哲罕君：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从其临场的表述，并准之以我三十多年前在长春上学时对程代熙、张惠民译的《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的印象，我觉得他基本把握了这个句子的意思！然则，在参观歌德故居的过程中，萦绕在我耳边的却多是余杭韩公水法教授有一次聊天时在“贬损”沪上某名家的《浮士德》译本之余，“大肆”赞扬郭沫若译本的那席话，大意是诗歌翻译是一种再创造，只有创造社大将、大诗人郭沫若才能译出《浮士德》那种神韵和气势，而断非一般的德文教授所能为也！印象最深的是，当时韩公还现身说法，举例说明，背出了歌德的两句诗行和沫若君的两句译文。可惜年深日久，我当时就没有听懂，现在更已忘记他所背出的是哪两句了！

    魏玛算是我们此行中逗留较久的一站，在哲罕君的向导下，我们还远足到了小城外世界上第一幢包豪斯建筑旁，并在那里一起欣赏了魏玛城的落日，那确实是既无比充盈又无比空乏，既无比欣喜又无比哀伤的一刻——这大概就是所谓“有我之境”，或者充其量是介于“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间的状态吧！而当第二天我在魏玛的清晨醒来之后打开窗户，看到魏玛车站上空那既极有质感又薄如蝉翼的玉白色的云彩时，我“相信”自己“进入”的应该已经是“无我之境”，此正所谓“万象皆俄顷，无非是映影”！

    纽伦堡

    十月四日一早，我们就离开了魏玛，转道爱尔福特，前往纽伦堡。在爱尔福特车站候车时，我极为有限的国际共运知识“库”中忽然蹦出了《爱尔福特纲领》，这就又引出了哲罕君对于相关历史背景的解说，其中还涉及图林根州与西柏林的一段“秘辛”——黑格尔说得没有错，一句充满智慧的人生格言在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和在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儿说来，其况味迥然不同，这就正如一段有解密档案背书的历史事实在一个“业余”历史学家讲来就像在说野史。

    我们到达纽伦堡的时间和头天到达耶拿的时间差不多，也许还要稍早些。从火车站出来，穿过巴伐利亚风格的建筑群，路过圣劳伦茨教堂，我们沿坡而上，几乎是直取纽伦堡城堡所在的那个小山丘上的最佳观景点。其时阳光非常好，但不知是有些逆光还是其他原因，能见度却似乎并不很高，但整个轮廓还是清楚的，也能够辨认出内城和外城。此前在把纽伦堡放进这次规划的行程中时，哲罕君曾经引用北大德语专家黄燎宇教授的话：“纽伦堡是最德意志的城市”——说实话，我对此话之内涵并不甚了了，但我想，纽伦堡审判应该也是德意志的一部分。正基于此，我们在纽伦堡城中心的一家露天餐厅喝完德啤、用完午餐，就赶去那场世纪大审判的原址参观了。据说那地方现在依然是一家法院，果然，等我们赶到那里时，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审判厅当天正在使用，无法参观。于是我们只好从头至尾颇为细致地看完了有关那场审判的图片和实物展。回溯当年的场景，再想起之前纽伦堡城里那鳞次栉比、美轮美奂的书店和唱片店，与阿多诺那个“奥斯维辛之后是否还能写诗？”并行之问“一个产生了歌德和贝多芬的国度怎么会酿成大屠杀？”自然就浮现在了脑际，而这，一定是我们衡定和料理“何谓最德意志的”这个问题时必须预设之问吧！

    图宾根

    我们的下一站是图宾根。从事先的“攻略”得知图宾根有不少书店，考虑到德国的书店一般下午六七点钟就关门，于是我行前就叮嘱哲罕君，我们当天无论如何要早一点到达图宾根。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而且从纽伦堡到图宾根还要从黑格尔的故乡斯图加特转车，这样等我们赶到图宾根，就已经是夕阳西下时分了，用我当晚利用旅店的无线网所发状态里的话说：“自由树只是传说，荷尔德林塔在整修，书店皆已打烊，只有涅卡河上的夕阳‘依旧’。”第一句说的是，据知情人士考辨，黑格尔、荷尔德林和谢林为了欢庆法国大革命在图宾根新教神学院种下一棵自由树的说法只是一种传说；第二句说的是，1807年荷尔德林神志迷乱后居住的紧靠着涅卡河的那座古老塔楼当时正在整修，让人难睹真容；第三句说的是，在哲罕君的带领下，我们以飞快的速度“搜寻”了图宾根几家有名的书店，但书店都已准时在六点打烊。看到我有些沮丧的表情，哲罕君调侃道，早知如此，应该在这里连续住三天就好了！这话反倒让我听来有些汗颜。说来同样有些惭愧的是，我是等见到了涅卡河，才想起来涅卡河流经图宾根，也才想起来这涅卡河的水会一直流向我去年底到过的海德堡的！站在图宾根的涅卡河桥上，望着其实望不见的荷尔德林塔和既能望见又望不见的一直流向海德堡的涅卡河水，我不禁想起了诗人冯至上世纪30年代初从柏林写给他的朋友和同道杨晦信中那席话：“我在这里，除了读书，没有生活。除了Goethe我必须研究外。Kleist，Hölderlin，Nova⁃lis这三人是很可爱的。K.以三十岁左右自杀，H.以三十岁左右发狂，N.以三十岁左右病丧。K.是倔强，H.是高尚，N.是优美，可以代表精神生活的三个方面。”

    法兰克福

    在图宾根度过了几乎“一无所获”的一夜之后，我们就要奔向歌德的故乡法兰克福了。不过我们这次到法兰克福去，并不是为了追寻歌德的遗踪，而只是为了一睹阿多诺的桌子——据说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广场上，有一个玻璃屋子把阿多诺曾经用过的桌子给罩了起来，用以纪念先哲，也供游人参观。当然，我们也打算瞻仰一下在法兰克福公墓里的阿多诺墓。

    十月五日一早，我们就从图宾根出发，经斯图加特转车，到达前次去海德堡大雪中路过的法兰克福时，时间还是和头两天早起到第一个目的地的时间差不多。法兰克福阳光灿烂。我们仍然以步代车，还在路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社会研究所时，远远地拍了两张照——据说该派第三代曾经的“中坚”霍耐特已经远走北美，只有六零后雷纳·福斯特仍在“坚守”。后者组织了一个探究规范秩序的跨学科小组，不但在德国得到像M.卢茨-巴赫曼这样的同道的高度评价——被誉为“哈贝马斯迄今为止最好的学生”，且在英美学界声誉日隆。但是颇为有趣和古怪的是，在社会研究所附近的两家学术型书店（其中一家名为卡尔·马克思书店）中竟没有一本英文哲学书！

    与此前的小城迥然不同，甚至与柏林亦有差别，法兰克福是一个大都市，而法兰克福大学据说也是一所巨型大学。当我们到达阿多诺的桌子所在广场时，玻璃房正笼罩在午后最好的秋阳里熠熠生辉。我绕房子转了一圈，看到书桌上摆放着法兰克福学派的“圣经”《启蒙辩证法》。而房子四边的大理石上则镌刻着阿多诺各种著作的名字，四部著作应该是《认识论的元批判》《最低限度的道德》《否定的辩证法》和《美学理论》。想到阿多诺当年因为对“六八”学生运动的态度而使其晚期生涯蒙上“阴影”，再看看“围坐”在玻璃房子周边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肤色的青春洋溢的学生，真不禁感慨系之！不过，在弄清这种感慨的确切内涵之前，我们就要赶往法兰克福公墓去寻找阿多诺墓了。的确，阿多诺是孤独的，他之所以在战后返回德国，据说至少有一个因素是他难以忍受美国的大众文化。据哲罕说，那个公墓中还有另一位“孤独”哲人叔本华。但是这个墓园与费希特、黑格尔、布莱希特、亨利希·曼还有马尔库塞墓所在的柏林多罗特娅公墓不同，它并没有在入口处勒石标明所有墓主，或者是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准确管用的“索引”，于是我们就只好满园寻找。好在我们一开始就碰到了三位来墓园健步的本地人，特别是那位“带头大哥”似乎颇有些智识人气息，但是这位老兄带我们转了小半个园子，却仍然毫无头绪。不得已，我们只好又请问一对在扫墓的母子。那位母亲准确地告诉了我们叔本华墓的准确位置，而她儿子则大致指出了阿多诺墓所在的方位，并且特意强调：阿多诺挂在墙上！正在我对于这母子俩的“分工合作”感到有些茫然时，哲罕君又一次机智地点醒了梦中人：母亲比较年长，所以知道叔本华；儿子比较年轻，所以知道阿多诺！果然，在那位母亲的指点下，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叔本华墓。这个墓不算小，但是并不起眼，尤其是墓主的名字几乎已经难以辨认了，如果不是得到指点，估计我们到天黑也找它不到！我隆重地在叔墓前肃立拍照，由于一半任务已经完成，再虑及叔本华在中国的“俗名”（他可能是在中国大陆被翻印最多的“通俗”哲人），还有“我的朋友”汪丁丁教授对哲学家的仰慕（丁丁极推崇《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一书），我们还是在叔墓旁的一张石凳上小憩了一会，果不其然，刚坐下，就有一个中年男子颇为熟识地快步走到叔墓前，凝视片刻之余还与我们对了一下眼神！

    看完叔墓，我们就按照那位年轻的儿子的指点开始寻找阿墓。但是，沿着那堵长墙正反面分头寻找了好几轮，竟然无果。哲罕君还用手机自带的地图反复确认追踪，急得满头大汗，仍然没有找到。最后才发现我们以为那堵墙终端的曲径深处还有一段“延伸”，当我们从树荫下发现那堵短墙时，基本上能够断定阿多诺墓就在某一侧了。仍然沿用一人找一侧的方法，最后是我先发现了阿墓。当我看到墙上的TheoderW.Adorno字样时，几乎叫了起来。而当我们师徒俩在阿多诺墓前拍照留影时，我的心情却可谓“亦无风雨亦无晴”，而只是想起了我曾经用作一部书的题记的阿多诺那句话：“灯火阑珊处如同人声鼎沸处一样错综复杂，除了认识到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并因认识到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而享有些微的幸福外，灯火阑珊处并未胜过人声鼎沸处。”

    科隆

    结束在法兰克福的行程，我们的下一站是科隆，那大概亦因为科隆大教堂乃是旅德的游客所必到的吧！当然也是因为想去看一看荷尔德林笔下那“天生自由”的莱茵河。但是等我们到达科隆时，天已经快黑了下来。教堂内正好有一个活动，一路劳顿，在这晚祷时分听到悠扬而深沉的圣乐，我不由得想起十多年前一人在纽约的岁末迎新之夜步入一所大教堂、听到一位女高音吟唱赞美诗的况味。我也想起近二十年前，受当时的两位学生之邀，在平安夜去到杭州秋涛路上号称亚洲最大的崇一堂“观摩”，记得所有活动结束后我们走在秋涛路立交桥上时，那两位学生问我：“应老师您刚才感动吗？”而我当时的回答是：“呵呵，感而不动啊！”我想说的是，如果现在来问我，那么我会回答说：“感动！”

    科隆出产一种著名的清型啤酒，从教堂出来，坐在莱茵河边一家有名的露天酒吧时，哲罕君为正在喝酒的我拍了照，并发了一个状态：“应老师在科隆喝啤酒，他问我科隆有什么特产，我说就是科隆啤酒啊！”拍照是真的，喝酒也是真的，可是这个对话却是他杜撰的。他没有杜撰的是，喝完啤酒，我们当晚还要赶到锡根去，一是因为科隆的旅馆比较难找（应该是比较贵吧！），二是我们第二天还要去本次“环德游”的最后一站，卡尔·施米特的家乡普莱滕贝格，而到普莱滕贝格的火车就是从锡根出发的！

    普莱滕贝格

    十月六日早上山城锡根的天湛蓝无云，这也是我们出行后最“放松”的一个上午。虽然预估将有一次最漫长的远足，因为我们将参观分布在普莱滕贝格不同方位的施米特的出生地、晚年归隐之处，以及施米特墓。但是至少现在，在宾馆用完一顿丰盛的早餐后，我们只需要坐上到普莱滕贝格的火车就行了。这是典型的慢行列车，车厢不过三四节，旅客不过一二十人。安坐在作为现代之典型产物的电气火车上，穿行在世外桃源般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山谷和河谷中，我还没有观赏够沿途几乎“千篇一律”而又“气象万千”的风光，本次列车也是本次旅行的终点普莱滕贝格就到了。按哲罕君事先所做的功课，步出小站，从地道反向穿过铁道，再行过溪上的小桥，我们很快就找到了施米特的出生地，是一幢马路旁的浅蓝色的普通民居，这里现在住着的显然并非他的后人。离开法学家的祖居地，我们本来打算直接步行到法学家自名为圣卡西亚诺——这是马基雅维利的出生地，也是他政治生涯遭受挫折后的隐居地，他正是在那里写出了《君主论》和《论李维》——的晚年隐居地，但哲罕君见我数天连续步旅，似已不胜足力，开走未久就又想找寻直达彼处的“乡村公交”，在几番尝试无果后，遂决定先就近参观普莱滕贝格小站对面山坡上的法学家墓。由于临时想抄近道，寻找墓园的过程也并不顺利，不过我们很快就通过一种自我纠错机制找到了那个著名的墓碑。这回是哲罕拔得头筹，这也算“功到自然成”，因为他最近刚刚完成一篇关于法学家思想发展阶段的论文，据说此文还得到了中国最好的宪法学家张千帆教授的肯定！时间已经是下午三点，我们却还没有吃中饭，无论从时间还是体力方面考虑，我们都准备放弃去看法学家晚年隐居地的计划了。但也算是上天“眷顾”，在我们下山到火车站附近的一个三叉路口时，忽然有一辆出租车驶来，我们不约而同地叫停了这辆车，于是师徒两人“合力”，取出口袋中剩下的纸币，用来回不到半小时的时间拿下我们这趟行旅的最后一个标的：SanCas⁃ciano！

    拖着酸躯，坐在普莱滕贝格小站旁的一家露天小餐厅，下午四点的阳光非常有穿透力，周围的风物在在提醒我们，这里似乎仍是一个时光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小城。我一边享用着清凉醇厚的德啤，一边与哲罕君“讨论”起法学家墓碑上的那句希腊文“kainomonegno”应该如何翻译的问题，眼前的这位青年法学家运用他的专业知识和初段德文，把维基百科上这段碑文所对应的德文“翻译”为“人制定规则”。我浅薄可怜的外文知识让我无法从语言上讨论和争辩这个问题，但是我的某种“天然”的“语感”既“鬼使神差”又“灵光爆破”地让我忽然想到，无妨用与“道出于天”相对的“道出于人”来“意译”这句碑文。有高明者如熊林教授基于施米特的自供，指出“kaino⁃monegno”（“他认识了法律”）是用增一字（母）来改写《奥德赛》中的“kainoonegno”（“他认识了心灵”），而我“改译”的“道出于人”则是在“呼应”歌德“改写”《创世纪》第一句（“太初有言”）而成的“太初有为”。如果说施米特的“改写”无非标明了他那种“天降大任”的自我期许，那么我的“小打小闹”则不过是想拈出从“太初有为”到“道出于人”之嬗递，从而为德意志精神之“裂变”和“再生”略进一言，唯未知世上之博雅君子以为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