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两世，造化弄人？

    蔡登山是许多读者非常熟悉的台湾作家。我最早是在《万象》杂志上读到蔡登山的文章，当时对这个名字颇觉陌生，还以为是一位历经时代沧桑、深谙两岸三地历史掌故的老人。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位“50后”，而且是一位少见的对中国现代文学非常熟悉的台湾学者，上世纪90年代曾经策划拍摄了纪录片《作家身影》，把一大批留在大陆或是思想左翼的现代作家重新介绍给了台湾民众。众所周知，像鲁迅、巴金、曹禺、老舍、沈从文、郁达夫等作家及其作品在台湾地区一度被严格禁止，后来虽然解禁，但长久的区隔已使大多数民众对他们所知甚少。而蔡登山凭借一己之力推动了这种改变，功莫大焉。

    后来我们就常常在坊间看到他的著作了。他的书有几个共同点，一是多以人物传记为主，但并不泛泛而谈，而是每一册书都聚焦一个主题，比如“洋场才子”“小报文人”“民国才女”，或是“胡适的恋人和友人”“鲁迅的朋友”等；二是主写现代时期的人物，但跨度很大，上及晚清，下达当代，而且不拘于名流大家，也着力发掘一些曾喧闹一时但被历史遗忘的小人物；三是以档案史料为主，但有条件的也会兼及口述或采访。

    最近，他又有两本新书在大陆出了简体本。一册是《多少往事堪重数》，收录了近五十篇关于民国名流的“轶事”，每一篇都很短小，三四页纸，两三千字，宛如这些人物彼此擦出的电光石火，可供闲来翻阅，充实碎片时间。这本书里收录的名人轶事，都是作者从故纸堆里挖出来的，远非网上和朋友圈里被人翻来覆去谈烂了的八卦可比。

    另一册则完全不同，大有“以史为鉴”的意味了。《一生两世》是个沧桑的书名，原版在台湾叫做《叛国者与亲日文人》，直白得很，聚焦的全是抗战期间附逆的文人。说起这批落水者，很多读者都能说出几个名字，比如周作人、胡兰成等。《一生两世》也谈了郑孝胥、梁鸿志等几个“大人物”，但大多数是我们在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偶尔瞥见名字却比较陌生的人，像管翼贤、陈彬龢、樊仲云等，都不是广为人知的人物。

    《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里，陶侃曾劝诫王贡说：“杜弢为益州吏，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卿本佳人，何为随之也？天下宁有白头贼乎！”。而今，“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却常用来描述这批附逆文人。

    这些人里，有的曾是加入同盟会的反清义士；有的曾努力在战乱中保存民族文化遗产；有的在军阀统治期间以笔为投枪，奋力批判军阀的反动统治；有的积十数年之功将大量数理化教科书翻译到中国，推动中国教育；还有的在日本入侵初期坚决反抗日本侵略……他们都是有名的作家、学者、记者、编辑、教育家、藏书家，却在民族危难的时刻与日本人勾结，有的直接出任伪职，有的间接为日伪从事文化宣传活动，沦为了令人不齿的背叛者。

    比如何海鸣，这个陌生的人物被蔡登山从史料中还原了出来：他是辛亥元勋，在清末湖北新军中曾组织著名的反清组织“文学社”，被湖广总督逮捕后，他在监狱里编戏词大骂清政府，被判死刑也毫无惧色。即将行刑时，恰好武昌起义爆发，他得以幸免。后来又加入讨伐袁世凯的队伍，曾在南京被拥立为临时总司令，抗拒冯国璋、张勋的军阀军队二十多天，成为传奇人物。可他居然在1936年，在天津替日本人编报纸，沦为日寇的帮凶。

    再比如第一个爆料“九一八”事变的北京报人管翼贤，不仅在其主持的《实报》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东北抗战，还拒绝使用来自日本的新闻纸。但他后来已经逃出了沦陷区，却又特地返回北平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长，专门为日伪刺探抗日情报。

    《一生两世》所发掘的正是这类历史。《一生两世》这本书补白历史，也可供猎奇往事，更能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换言之，以史为鉴，就是要考量这些人在知识上能够通晓“气节”“道义”的道理，却仍然选择附逆的原因。

    蔡登山在书中，依靠大量史料及部分访谈，不仅做到了还原这些人的历史轨迹，考证其交游，辩驳其真伪，还试图了解这批人的心路历程，从一些细节去洞悉他们各自不同的附逆动机。究竟谁是范文程？谁是钱谦益？谁是王摩诘？证据又是什么？这本书都努力给出答案。

    有的人，如郑孝胥，是自诩国士无双，抱着复兴“大清”的幻梦充当政坛弄潮儿。自以为是“大国手”，却在翻云覆雨的时局中沦为傀儡；有的人，如梁鸿志，则是被权力欲所征服，当沦陷区出现多个伪政权时，他竟然唯恐附逆不及；有的人，如黄秋岳，贪财好色，欲壑难填，身为国府行政院机要秘书，沦为敌国的间谍。

    如果说上面这几类是主动附逆，自掘坟墓，那么也确实有一些“落水者”不免令人产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比如何海鸣，穷困潦倒，鬻字为生，有人找到他为日伪办报纸，就欣欣然而去了；比如钱稻孙，畏惧于日本的强大，对抗日没有信心，成为文化汉奸；再比如龙榆生，是纯粹的学者，对时局缺乏判断力，一不留神也“落水”了。

    无论他们有着何种原因和动机，一言以蔽之，都是个人的私欲战胜了大节。而历史的审判是公平的，如果不是附逆带来的污点，他们后来的命运或许不同，历史对他们的评价也会不同。《一生两世》就像一个耻辱柱，把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附逆文人都钉在了上面，而后之览者，不免感慨：一生两世，非造化弄人，自作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