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早期的文学编辑思想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阿英的文学之路始于以钱杏邨为名的《太阳月刊》，之后不断变化笔名积极参与文学创作与编辑，就现有的资料来看，从1928年至1949年，他用过的笔名有十多个，阿英是1950年之后固定的署名。他在文学理论、文艺批评、戏剧创作、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已为人们熟知，实际上他在编辑整理方面也有突出贡献，除了编辑《太阳月刊》《海风周报》《文献》等，对现代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图书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是他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阿英的意义不仅在于以大量的创作参与了文学现场，实现了文学的社会价值，还在于他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保留了大量史料。后来的学术史和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发展也证明了他较高的编辑能力和敏锐的学术预判力。

    “文史一体”之下的编选

    阿英文学活动的阶段性特征较为明显，早期的文学观表现为对“文学社会意义”的追求，对文学的认识以及他的创作都体现了“文史一体的价值观”，即“沿着文学与历史（政治）一体化的方向建构和进行价值取向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它的核心是把文学活动纳入到具体历史活动之中，以文学对现实的实际效用来评估他的价值”。他于1928年5月发表的《批评的建设》是这一价值观的充分体现，为了实践“批评的建设”中提出的理论主张，他在阅读大量作品的过程中，发现并编选了一些充分反映时代面貌和契合他文学观的代表性作品。这一类型的编选受文学价值观的直接影响，关注文学如何表达宏大的时代主题，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文学艺术的宣传教育作用。阿英在1935年以前按这一标准的比较多，如署名钱谦吾编的《新文艺描写辞典（共三集）》《怎样研究新兴文学》《现代文学读本》等。在以阮无名为笔名主编的《现代名家随笔丛选》中说到：“这部随笔编选的基准，是在强调在富有社会性的、实用的文字上面”。遵从的是“以文学对现实的实际效用来评估作品的价值”这一观念，把作品自身的文学性、艺术性和内涵的社会作用相结合。从根本上来看，阿英的这一编选标准是对瞿秋白的“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的回应，也是作为职业的编辑在大众文化传播这一活动中的价值体现，“对他人的精神文化成果进行组织、编选、加工整理等创造性的优化处理，使其缔构成整体的、有系统的出版物物化形态。”出版物的物化形态是编者编辑思想的集中体现，文学价值观则直接影响着文学编辑在组织、加工整理他人精神文化成果时的方向，阿英“文史一体的文学价值观”为方向的编选把时代的文学现场与历史经验以及两者的互动过程较为完备地记录下来，让我们在当下阅读时能够发现文学作品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同一个时代。既呈现了新文学发展的时代性、多样性，又以感性的文本书写着历史过程。

    学术视角下的编选

    阿英文学编辑视角的学术化与他的史料意识有关，史料意识是他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并贯串整个学术生涯，这种史料意识在整理、编辑文学资料时表现的更为明显。如果说“文史一体的价值观”导向下的编选是他的个人偏爱，那么学术视角下的编选体现了他学者的严谨、客观。不虚美不隐恶，不仅能注意到有影响的作家和主流作品，也能不因个人偏好择取不同观点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力求真实全面地记录新文学发展面貌。在他为不同作品所作的自序和后记中，读者可以明确感受到他的史料意识。1928年以“钱杏邨”为名发起并编定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家》自序里，阿英写了编写此书目的是“使读者认识他们对于这时代的关系和影响；献给作文学史的作家做一个参考，引起读者的作家研究的兴味；帮助读者去了解这时代的作家。”一方面关注主流作品，一方面关注文学史的完整性以及研究者的兴趣。他每编著一本书都会有一个篇幅不限的宏观概述，《现代名剧精华》是他以魏如晦为名编选的作品集，在题记中写缘由是他作为学者的严谨：“由于作家自己的爱好，或思想转换的关系，常常地有一些作品被作家自己摒诸集外，但这些作品无论在历史的意义上，抑艺术的观点上，却都有保存着的必要，尤其是对于一些有历史癖的读者或戏剧研究者”。这个编写目的与其文学批评主张是一致的，强调以时代为中心理解作品、作家、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强调文学参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他主张从文学外部环境认识并引导文学创作，文学外部环境是社会思潮的一部分，文学因反映社会思潮而参与历史的发展，那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部分就成为了后人研究中的史料。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编撰之前，他就着手编了新文学运动史料相关的文字，目的是“编成一部文献的书，既可以免散佚，便检阅，在文学运动方面，也是很有意义的。”以“研究性的资料”作为编选标准是他编辑思想的一个突破，同时也体现了他敏锐的学术预见性，他编定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辑以“史料索引”的形式出版，以简洁的语言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学术视角的编选对学科发展意义重大，学科发展的系统性离不开阶段性的积累，史料意识是形成学科系统性的一种方法，也是编辑、出版者在编选出版时应该具备的工作方法。

    文化视角下的编选

    赫尔博斯说“时间是最根本之谜”，文学的谜面和谜底都在历史文化中，文学现象有时是历史现象，有时是文化现象。走进那些已成历史的文学作品离不开文化的观察，而文化是一个多层面、丰富的综合体，一个时代的文化影响一个时代的创作和学术研究方向。文学流派的出现和文学作品的编选既是文化影响下的主观选择，也是对文化的感性呈现。文化视角下的文学编选能给读者提供一个解开时间之谜的方向，能够更好的实现文学的社会价值。阿英的文化视角一方面受到“文史一体价值观”的影响，一方面受到赵家璧的影响，良友编辑赵家璧与阿英是好朋友并知道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以及收藏的书很丰富，在新文学大系未出版前，阿英就已致力于史料的整理出版，署名张若英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序记中说“要想在新近出版的文学史籍里，较活泼充实的看到一些当时的运动史实，和文献的片段，同样的是难而又难”。这里已不仅仅是文学价值观的层面，也是要求文学史表现所处时代的文化，文学作品应该真实的反映并参与时代发展。基于这样的观点，他编写文学史时尽可能“对每一事件，每一文献，都加上详细的说明，文学运动史事片段的叙述，一样的收进去。…这使读者可以看待他们的生活，以及何以要如此生活”。阿英以这样的方式记录文学、文化互动中具现的历史经验，将文学现象视为文化现象并力求客观的考察。文化视角的编选有时效性，非“现场”的人不能感受其微妙处，从文学观到文化观，阿英参与了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整个过程，他的感受和体验更为真实深刻。文学资料的编选对文学史研究和文化的传播都有重要作用，阿英撰文从文学与文化两个方面论述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的价值：“即使暂时不能产生较优秀的新文学史，资料索引一类书籍的印行，在任何一方面，也都是有着必要的，良友图书公司发行《中国新文学大系》其意义，可说是超过翻印一切的古籍，在中国文化史上，这是一件大事，”从“中国文化史”的层面评价文学史料的意义。

    阿英文学编辑思想的三个方面不是孤立的，是渐进的联系与共融发展，学术和文化的视角贯串于他的整个编辑生涯。他在对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资料性文字整理中，能客观地、有意识的记录文学发展的整体状况；在实际阅读体验中，从学科发展的系统性再次强调编选资料的历史意义，一方面坚持“文史一体的文学价值观”，一方面关注文学发展的多样性，为读者、研究者提供了开阔的文学视野，为编辑提供了工作方法参照。史料的辑集体现了他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有助于研究者了解一些文学现象之谜。这些曾经代表文学发展方向的文字因为他的整理编辑成了“史”的一部分，与他同时代的学者相比，他作品的出版数量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加之他在资料整理中有力求反映一个时代文学发展全貌的史料意识，这为后来学人提供了大量可以借鉴的研究资料，这也表明了编辑思想在文学社会价值实现、学术史和学科发展方面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