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脆弱与社会的坚固

    《生活的逻辑》封面是一幅热闹的漫画，一群着装时尚的男女围坐在一张大餐桌旁，桌椅摆设精致，餐桌上是精美的糕点、茶和酒水。这幅画的作者是出生在上海的著名漫画家鲁少飞，所绘地点是上海知识分子非常熟悉的新雅茶社。新雅主要是一家餐馆，但下午四点至六点，二楼餐厅便可以用来喝下午茶。新雅1927年开设在北四川路虬江支路口，文人艺术家每天下班后常聚于此，戴望舒、刘呐鸥、曹聚仁、叶灵凤、邵洵美等人便是新雅常客，新雅也因此经常出现在文人文章里，逐渐出名。后来新雅迁到了南京路，规模大了好几倍。那时，上海的报人、大学教授、现代派作家、诗人、戏剧家等都频繁地光顾新雅，大家坐馆吃茶，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这里不仅是朋友互动交流的空间，也凝聚了知识人共同的历史记忆。

    封面的图片奠定了整本书的基调。胡悦晗的新书《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便是有着生活的乐趣、品味，热闹而又不失优雅的作品。该书研究的是知识人的日常生活史。作者尝试引入社会学的理论和视角，考察1927到1937年城市知识群体在日常生活层面如何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探讨知识群体阶层构成的基本条件。在这样“严正”而且“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背景下，仍然隐含着作者自己的价值观照，导论中有一段话可以看作胡著的夫子自道：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人们开始迎接一个以满足当下欲望和需求为目的的世俗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里，长期被遮蔽的“日常生活”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

    一

    知识分子研究一般习惯于从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角度切入，严正却少见生动鲜活的个体生命。正如研究明清士大夫文化的李孝悌所言，“我们似乎忽略了这些人生活中的细微末节。其结果是我们看到的常常是一个严肃森严或冰冷的上层文化。缺少了城市、园林、山水，缺少了狂乱的宗教想象和诗酒流连，士大夫文化势必丧失了原有的血脉精髓和声音色彩”。《生活的逻辑》也可看作恢复知识人研究中的声音、色彩和生活温度的一种尝试。

    除导论外，全书一共五章，第一章讨论北京和上海如何将对方视作“他者”，形成各自独特的都市想象，引申出双城中知识人的阶层认同问题。第二三四五章是全书的主体和精华，分别研究知识人群体的职业、居住、消费；日常交往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精神生活和阶层认同；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作者广泛搜罗各类史料，包括政府档案、民国报刊、知识人的日记、文集、回忆录等，构建了一个丰富多彩、赏心悦目的“生活之网”，在这里截取一二，管中窥豹此书的风采。

    第三章从私人空间、公共空间和物质文化三个层面考察上海知识群体的日常交往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以家庭为主的私人空间中，写信与收信、聚餐与谈天等都成为日常交往重要内容。如邵洵美、曾朴等人的家庭沙龙中常常聚集着各式人物，胡适也在家中宴请“新月派”文人品尝夫人江冬秀烹制的安徽特色“一品锅”，茅盾邀请鲁迅一家品尝其家乡风味“野火饭”，亲朋好友们人头攒动、觥筹交错，间或有喜好插科打诨、活泼风趣的人物穿针引线，场面极为生动活泼。即使是罗烽、白朗这些穷困拮据、只能住在亭子间的文人，也能在寒酸的家中招待朋友，嬉戏玩乐。茶馆、酒楼、咖啡馆这些城市中公共空间，也是知识人愿意消磨大把时光的地方，他们的社会关系也在喝茶、聚餐、饮咖啡中建构。如黄炎培1928年2月至3月，在酒楼、餐馆吃饭就有十余次，交往圈中有金融、教育等各行业人物。鲁迅、郁达夫、潘汉年、孟超等都习惯在咖啡馆里聚会，高谈阔论他们的主张。物质文化方面，礼物的馈送也成为维持私人关系的重要纽带。文人之间互赠书籍、相片和字画等，结婚、新年、生病等时刻互赠礼物也是一种常态。

    第五章研究知识分子精神生活也别具一格。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是在私人空间的书房，公共空间的图书馆、书店、书摊等处展开。知识人个性化地装饰书房，将其从物质空间转变成精神空间，这也是其有别于其他群体的特征。郑逸梅在书房中放置盆栽、纸砚，案头罗列了枯松、阿房宫的瓦当等以陶冶身心。在叶灵凤看来，书斋的成长源于主人根据自己嗜好选择性地购买新书，这个空间是具有内在生气的，必须像种花一样时常浇灌。上海和北京各色的图书馆、四马路和城隍庙的书摊，也成为知识人构建自身认同的重要媒介。

    《生活的逻辑》带给笔者非常愉快的阅读经验，它让我知道鲁迅会揣着几个烧饼走进叶紫的亭子间，把怀里热气腾腾的烧饼分给小孩子们；施蛰存在松江结婚，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裱好的鹅黄色洒金横幅上写着“多福多寿多男女”……人物走出了了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标签”，转而成为身边的朴素家常。现代中国政治和思想变幻莫测，而生活的逻辑却亘古常新，它让人想起张爱玲说的“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能从变动之中洞见恒常，从精神高地反观生活坚实的地表，是我们最丰盛的一个收获。

    二

    当然全书的叙述仍有一些需要斟酌和继续推进的地方，简要陈述于下。第一，作者借用雷蒙·威廉斯《关键词》中的知识分子定义，强调本书研究的知识群体，含括大学教授、出版家、记者、编辑、自由作家、艺术家等集合，不包括官员、商人、职业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以及和底层相结合的行动型边缘知识分子。同时按照职业的维度，指出研究对象包括1927到1937年京沪之间的作家和自由撰稿人，出版业和媒体从业者，任职于公立、私立大学的教师。但是作者关注的这个“知识阶层”在社会群体中是非常有限的一群人，其认同的构建应该是在和其他社会阶层的互动中逐渐显现的，在和他者的对照中，才能更清楚“我们是谁”。如果能不仅仅局限于知识人内部的阶层区分，更注重群体内外的互动，群体边界的不断更改变迁，视野上或会更加开阔。

    第二，书名“生活的逻辑”非常精妙，表达了从日常生活的不同维度对知识分子群体阶层建构的观照。作者选取的1927年至1937年是民国“黄金十年”，给我们呈现的是一段风平浪静的岁月静好中，知识分子的阶层分化以及如“小时代”一般精致的生活方式与阶层品味犹如一股未掀起惊涛骇浪的潜流。抗日战争的爆发以及此后的国共内战与历次政治运动，给这段“盛世”下的生活逻辑划上句号，改变了历史和个体生命的走向。同一个屋檐下亲如兄妹的沈从文和丁玲十几年后形同陌路，云泥霄壤。上海滩上的翩翩佳公子邵洵美落魄以终，人生的归途不堪听闻。最为先锋、时尚、名重一时的施蛰存隐居穷乡僻壤长达半个世纪。短短的十几年中，身份、地位、“阶层的位置”，这些看似坚固、牢不可破的东西，转眼之间烟消云散。一切提醒我们，“生活”固然重要，却也有着流动的边界和速朽的脆弱。

    第三、作者有意将社会理论引入到历史分析中，这样的意图自然十分有意义。本书最核心的社会科学概念在笔者看来是“阶层”，但导论中厘清阶层概念时，作者引用雷蒙·威廉斯《关键词》的论述，转引了彼得·伯克《历史与社会学理论》中韦伯的“阶层”概念，这样阐释核心概念似乎有些轻率。整本书结论写到：“本书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从日常生活维度出发，以1927到1937年上海知识群体为主，兼及同一时期的北京知识群体，考察其阶层构建问题。”但是导言中看不到布迪厄“场域”理论的界定，也并未说明其理论应用到中国特殊历史时段中的限制。布迪厄讨论阶层的名著《区隔》《实践与反思》《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等在整本书中极少提及，“场域”“阶层”理论与优美的历史叙述并没能水乳交融。进而言之，中国历史语境中知识人的阶层构建和西方现代社会成熟、稳定的“知识阶层”一定有所差别，如若能从中国经验当中加以提炼，补充和修正经典的社会理论，定然有更大裨益。

    读罢全书掩卷而思，胡著所关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九十年，而今天的我们反能与这些前辈惺惺相惜。经历了革命和意识形态的大浪淘沙，新时代的知识人更像是社会科学家笔下价值中立、身份和地位都较为稳固的“知识阶层”。我们在图书馆、书店和私人书房中构建自己狭小而富足的精神世界；在公园、电影院、旅途中消磨着人生大把光阴。知识人的交往世界也和先辈并无太大分别，咖啡馆、酒楼、餐厅、沙龙、读书会是流连最多的地方，虽然已经不再写信，却天天活跃在“朋友圈”，更直接体味着彼此每时每刻的喜怒哀乐。这些或浓或淡的交谊不仅确认我们“知识阶层”的身份，也构建了生活的血肉和筋脉。如果说民国知识分子生活的逻辑在20世纪大历史中显得如此脆弱，今天令中产阶层深感焦虑的日益逼仄的阶层上升通道和敞开的阶层下坠深渊，同样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剑。在这背后，是亘古不变的阶层分化所带来的精英阶层对中产与草根阶层的清洗和挤压。在生活和理想之间、身心的安顿和超越性的追求之间，我们仍不免徘徊和挣扎。或许正是由于这些不得不为之的往复回还，我们得以深味自己是谁，也得以探知这繁复多端、变幻无穷的人间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