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您明天上课，讲讲金庸吧……

    10月30日，金庸先生以94岁的高龄辞世。消息传来，虽然并不觉得诧异，但仍然深感悲痛。当天晚上，北大的学生给我发短信说：老师，您明天上课，讲讲金庸吧，一代人的记忆……于是，第二天上课时，我给学生们简单谈了自己与金庸先生相处的经过，以及我心目中的金庸先生。我是这样开头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名人，其中有些人见面不如闻名，甚至会让人失望，有些则见面胜于闻名。金庸先生是让我真心崇敬的长者，他有非凡的才华、卓越的见识，有能力，有性情、有境界。能有机会与金庸先生近距离接触数年，领略一代才人的风采，得到他的教诲，是我此生最宝贵的经历。

    1998年9月15日，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成立新的浙江大学。1999年上半年，学校领导张浚生、潘云鹤等聘请金庸先生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当年七月正式组建各个学院，我被任命为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当时浙江大学二十多个学院大多都采用这样一种模式，即聘请著名专家学者担任院长，另外任命一位本校教师担任常务副院长，辅助院长负责学院日常工作。由此我得以有机会与金庸先生直接接触。2005年，学校聘请金庸先生为人文学院名誉院长，院长一职空缺。我继续担任常务副院长，直到2008年年底卸任。

    其实我有缘见到金庸先生，比这要早。好像是1995年吧，金庸先生决定将他出资建造的“云松书舍”捐献给浙江省和杭州市，有关方面撰写了一篇“云松书舍碑铭”，记叙建造及捐献经过，送呈金庸先生审定，据说金庸先生未置可否。有关领导找到杭州大学党委书记郑造桓先生，请他找一位文史学科的教师修改一下，郑造桓书记找到我，我对原稿作了比较大的修改，再送呈金庸先生，得到认可。因此，在不久后金庸先生来杭州出席书舍捐赠仪式和杭州大学聘任他为名誉教授的仪式时，郑造桓书记让我参加了招待晚宴，并向金庸先生介绍了我。

    至于读到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则比这更早。大约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风靡大陆。我算是比较晚读到金庸先生小说的。应该是在八十年代后期，我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读博士，有一天借来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与同宿舍的蒋冀骋君（后来担任湖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著名古汉语研究专家）轮流阅读。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俩都不说话，只听得闹钟敲到凌晨一点、两点，又敲到三点、四点，直到天亮。此生真正通宵阅读的经历很少，真正通宵阅读而又毫无睡意和倦意的，好像就这么一次。

    及至与金庸先生近距离接触，对他的经历、成就、思想和个性自然有了更多的了解，我深深地感叹，金庸先生确实堪称一代俊杰。他早年赤手闯香江，仅凭一支笔，成就了难以企及的人生辉煌。开始他编写舞台剧和电影剧本，导演电影，即已蜚声文艺界。接着白手起家，创办《明报》和《明报月刊》等，历经艰辛，终使之成为香港以至东南亚华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报刊。几乎同时他开始写作武侠小说，将这一中国传统文体与西方文学元素相结合，在通俗的历史故事中寄寓深邃的现代思想，成为新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影响全球华人世界。据统计，他的小说可能是整个世界上有史以来除《圣经》以外印数最多的作品。在主办《明报》的过程中，他撰写了数百万字的时政和社会评论，对香港、大陆、台湾以至全世界的各种事件和问题发表看法，其犀利的洞察力和超前的预见力令当时人及后来人敬服不已，可与他的武侠小说媲美。晚年他积极参与香港回归祖国的社会活动，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制小组的召集人和作为该文件政制部分基础的“两査方案”的执笔人，还撰写了大量文章，向香港各界介绍基本法，阐述香港回归祖国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为香港回归祖国作出了重大贡献。套用一位伟人评价另一位伟人的话来说，一个人的一生，只要取得了上述几个方面中任何一个方面的成就，他就可以不朽，何况金庸先生一生同时取得了这几个方面的成就。

    顺便说一下，浙江大学聘请金庸先生担任人文学院院长，后来又聘任金庸先生为历史学科和文学学科的博士生导师，校内和社会上有些人援引国外大学的规则，对金庸先生的资格提出质疑。殊不知国外大学确实对教授、院长的资历有严格要求，但这些规则是针对一般学者专家的。它们同时也实行“旋转门”制度，即对那些在某些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人物，可以不受一般规则的限制，聘请他们为教授和院长、校长等，这些人物既有某些学科的理论修养，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对学术研究和培养学生的特殊作用，是一般学者专家无法代替的。以金庸先生在文学、新闻学、政治学等方面的深厚造诣和杰出成就，他完全适用这样的制度。以所谓国外大学的规则来质疑金庸先生担任教授和院长的资格，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金庸先生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后，以他的巨大声望和深厚学养，为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仅举数例。原浙江大学是一所国内知名的大学，但主要以工科见长。原杭州大学在人文学科方面有深厚积累，但限于体制，一直是一所省属大学。新浙江大学成立后，国内教育界和学术界对她的人文学科了解和重视都不够。为了打开局面，我们以潘云鹤校长和金庸院长的名义，邀请国内人文学科的知名学者，召开了“浙江大学人文学科发展高级专家咨询会议”。出于对新浙江大学的关心，也出于对潘云鹤校长和金庸先生的尊重，许多专家都拨冗出席。当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哲学、历史、新闻传播、艺术、社会学、国际政治等学科的学科评议组成员总共四十多人，有近三十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为新浙江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提出了很多高屋建瓴的指导意见，各个学科也与国内著名学者和机构建立了联系，为以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没有金庸先生出面，这件事很可能难以办成，至少不可能办得那样圆满。

    跨入二十一世纪，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迅速崛起，如何看待新技术和新的经济形态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具有怎样的地位，可能发挥怎样的作用，成为人们迫切关心的问题。2001年上半年，浙江大学以人文学院院长金庸先生和经济学院名誉院长査济民先生的名义，联合举办了“新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环境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邀请海内外近百位著名人文学者和经济学者共同探讨这一话题，并出版了由金庸先生主编的论文集，产生了较大影响，对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举世震惊，一年半以后，美国发动大规模的伊拉克战争。人们都在观察和思考，世界格局将发生重要变化。金庸先生邀请他的朋友、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长高定爵士来浙江大学讲学，并亲自主持讨论，探讨“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对世界的影响。该学者对美国的行为进行分析和批评，在校内引起很大反响。

    金庸先生还曾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讲座，以他数十年从事新闻传播事业的丰富经历，和对世界新闻传播界情况的深入了解，分析新闻传播人的职业追求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欧美的新闻传播被资本操控，也不可能有完全的新闻自由。任何一个新闻传播者都要考虑自己的行为对社会的影响。他的观点让学生们深受启发。

    至于金庸先生对提高浙江大学知名度的作用，更是难以估量。金庸先生担任人文学院院长期间，一般每学期来学校一至两次，每次停留半个月左右。往往他人还没到杭州，各方面请他前往演讲的邀请就纷至沓来。由于我要处理学院日常事务，大部分情况下都由学院其他同事陪同外出。仅就我参与陪同时之所见，当时各大学、各地方对金庸先生的仰慕之情让我感受极为强烈。每到一地，闻讯而来的学生和民众成千上万。每次讲座，可容纳数百人或一两千人的会场都挤得水泄不通。演讲结束时，师生们都围着金庸先生，人流滚滚，黑压压的一大片，踩踏草坪，攀援楼梯，令学校领导和保安人员非常紧张，学生们往往高喊向金庸先生问好，敬仰之情发自肺腑，令人动容。

    相处日久，金庸先生有时会向我及同事们谈起往事。特别让我敬佩的是，金庸先生怀有深厚的爱国之情。1937年，日寇侵入中国，金庸先生还只有十三四岁，正在读初中。他从小家境富裕，身体又较瘦弱，但他不愿在日寇铁蹄之下生存，随着流亡的学校，一路跋涉，在还没有被日寇占领的浙西南山区辗转流离。后来远赴重庆，考取了“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希望为国家的外交事业服务，从香港回到北京，等待了很长时间，因家庭出身问题未能如愿。在一系列重大事件面前，他不计个人的荣辱得失，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人格，其精神境界远非一般人所能窥见。

    金庸先生生有异禀，但他的学识和成就，也是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的。虽然他晚年名满天下，但仍然沉静如水，好学不倦。在杭州期间，有时我们去探望他，他往往都在安安静静地读书。一些学者送给他的非常枯燥的学术著作，他都会认真读完，对其中的细节记得清清楚楚。据他的夫人林乐怡女士讲，他读起书来往往一坐就是大半天，一句话也不说，也不看人，这时决不能打扰他。在主办《明报》期间，他每天都要为报纸写一篇社评，还要写一至两段连载的武侠小说，不能间断。往往上午休息，下午阅读各种资料，晚上赶写到三、四点钟，直到把文稿通过传真发给报社才作罢，几十年天天如此。因此他养成了白天休息、晚上通宵工作的生活习惯。晚年退休以后，想改变也改变不过来了。

    金庸先生才思敏捷，人所共知，但如亲眼所见，感受就更深刻。有一年深秋的一天，张浚生书记请他去杭州满觉陇赏桂花，当时桂花已过了盛开时节，我们一行人在桂树下赏花品茶，公园的工作人员照例来向金庸先生请求题字，只见金庸先生略不思索，提笔就写：“来游满觉陇，欣逢迟桂花。”我当时深为金庸先生的敏捷所震惊，满觉陇正是著名小说家郁达夫当年撰写名篇《迟桂花》的地方，金庸先生的题词，既点出了这一段渊源，又切合眼前景象，可谓神来之笔。另有一次，浙江衢州邀请金庸先生去参观著名的龙游石窟，参观完又被请求题字，金庸先生提笔即书：“龙游石窟天下奇，千猜万猜总是谜”。这两句话看似浅显，但把龙游石窟的特点非常准确地揭示出来，而且琅琅上口，易于传播。金庸先生长期撰写报刊文章，面对广大读者，练就了一种将深奥复杂的道理用简洁明白的语言准确表达出来的笔法，让所有故作高深扭捏造作的文风相形见绌。

    除了工作上的指点和帮助，金庸先生对我个人的生活也非常关心。仅举一例：2001年下半年到2002年上半年，我先后收到美国两所大学访学和参加学术会议的邀请，因当时刚发生“911”事件，美国领事馆对签证卡得很紧。我的家人当时正好在美国访学一年，美国领事馆又担心我去了美国滞留不归。加上我自己漫不经心，去签证前没有准备好有关材料，因此连续三次被拒签。2002年夏天，我收到哈佛燕京学社的访学邀请，我想这次如果这次仍然被拒签，大概以后也不可能去美国看看了。我和金庸先生谈起此事，他马上提出要为我向美国领事馆写信。他的信没有如我们通常所想到的那样，介绍我有什么长处，或保证我一定会回国之类。他只说了这么两条，第一，我在中国做什么工作，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假如滞留美国，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不可能有更多的收入，因此我不可能留在美国；第二，他愿意在美国领事馆指定的银行存款十万美元，如我到期滞留不归，美国领事馆可没收这笔钱。我看了金庸先生的信，深为他的深情厚谊所感动，同时也为他的洞达世情所折服。

    我2009年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此后与金庸先生就几乎没有联系了，但还是时时关注媒体上关于金庸先生的信息。知道金庸先生因年事已高，已越来越少参加公开活动。在遥远的北方，在深夜里，我经常会想起先生，想念这位无比睿智而温和亲切的长辈，情不自禁遥望南天，在心里默默祝祷他老人家健康长寿。现在，先生已驾鹤西去，只能祝愿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安宁愉悦，如果有另一个世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