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院的流风余韵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影响最大的教育文化机构。邓洪波教授认为书院是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所谓独特，我以为大概是因为它既非官学，亦非纯粹的私学，但又与官府、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直得到各级官府的支持和资助。例如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阮元创诂经精舍、学海堂，张之洞建尊经书院、广雅书院，都是任官期间的事。许多官员也将创建书院、讲研义理学问视为一种可以自豪的政绩，希望以书院长育人才、开启民智、移风易俗。比如汤显祖贬徐闻典史时创立贵生书院，亲往讲学；任遂昌知县时，建相圃书院，拨寺庙道观部分食田归书院收租，以作修葺房屋之费及诸生膏火之助。他自己亦在书院中“与诸生讲德问字”“陈说天性大义”而不疲。但书院又非官学，书院的科目设置、讲论内容都由著名学者担任的书院山长、主讲设定与主持，官府干涉有限。书院与官学既相区别又有联系，故清末废科举、改书院为学堂，使中国教育由古代迈入现代，便能自然衔接而水到渠成了。

    书院与私学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春秋以降，学在王官渐变为学在四夷，私人讲学之风渐盛。孔子的讲学活动，既有与弟子讲论六艺、切磋琢磨的谨严与认真，亦有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散淡与闲适，与书院自由讲学的精神一脉相通。两汉经师讲学，受业者不远千里而至，讲读之所则“讲堂”“精舍”随意立名。马融“教养诸生常有千数”，设绛纱帐讲学，“前授生徒，后列女乐”，是最气派的一家。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但讲学之风不息。上述讲学活动和组织形式，对后来书院的出现有着深刻影响。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东西二都设立的丽正书院和集贤殿书院，有着国家藏书、校书、修书及由此而辨彰学术的深厚传统，它标志着书院之名得到官方认可和提倡。其实，最先出现的还是民间书院，有唐代文献与地方史志为证。《全唐诗》中也提到过13所作为士大夫私人读书治学之所的书院。也就是说，书院源出于唐代私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是官、民两股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大唐五代之际，开始出现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江西的桂岩、东佳与燕山窦氏皆是其佼佼者。而书院的大繁荣则要进入到宋代，著名的“濂、洛、关、闽”四家，既是学派，也是讲学团体，且师生传承，历久不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参与过书院的创建和讲学活动，通德鸿儒，发幽阐微，风雅相续，辉映坛席。元代书院数百所，明清书院各数千所，是书院的鼎盛时期。

    书院讲求敦励品节、探研经义，以求知行合一，长育人才。主持者往往以自身风范声望言传身教，并不刻意传授系统知识。尤其是宋代书院批判继承了两汉的讲经之风，注重阐释以《四书》为中心的儒家经典义理，理学借书院讲学得以光大。此后，随着时代的需要和地方学术风气的浸润，书院讲学内容各有侧重，或义理、或实学、或训诂、或辞章，而书院的教学方式也不拘一格，讲论、问答、辩说、切磋，形式多样，效果显著，颇有百花齐放之势。当然，书院的根本任务是养育人才，故与唐宋元明清各代科举密切相关，讲论经义、草拟试策、熟记帖括、习练论说，自然也是书院学习的重要内容。一些著名学者掌教书院，往往能形成学派，光大学术，引领学风。不同学派学者在书院的论辩驳难，也使书院成为交流学术、推广宣传学派主张的方便场所。书院促进了学术的发展，仅以清代为例，著名学者如黄宗羲、汤斌、张伯行、杭世骏、齐召南、全祖望、姚鼐、卢文弨、王鸣盛、程瑶田、钱大昕、章学诚、洪亮吉、孙星衍、阮元、陈寿褀、顾广圻、陈澧、刘熙载、俞樾、张之洞、王先谦、缪荃孙、皮锡瑞等，这些在清代学术史上闪耀的群星，无一不在书院任过山长或主讲，将他们在书院讲学的学术贡献稍作整理，便能勾勒出清代学术史的梗概。可以说唐宋以来中国古代教育、文化、学术的发展实有赖于书院的繁荣，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乾嘉汉学、晚清新学的产生与兴盛，都与书院密切相关。书院以及乡村的义塾、义学，使中国儒学传承的血脉贯通而达至社会底层，从而也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了最坚实的社会基础，中国文化绵延不绝，书院有其莫大贡献。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深深影响着唐宋以来教育文化学术的发展，近百年来学者往往将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比照考察，研究书院的论著日积月累，颇为可观。特别是近十数年来，书院研究更有日渐兴盛之势。许多研究已涉及书院的各个方面，如书院制度及其组织形式，书院的课程设置、讲会制度和开讲仪式，书院的学规章程和管理模式，书院的经济活动和经费开支，书院的藏书与刻书活动等，涉及面虽广，但研究似乎尚不够深入全面。究其原因，自然与目前学术界所见书院文献资料并不丰富有关。例如，仅清代书院即有五千余所，而迄今许多论著所涉书院仅百余所，眼界和格局便受局限。大量书院文献散藏各处，许多文献甚至不为人知或少人问津，研究自然不够全面，也难以深入。材料的缺失严重阻滞了书院研究的进程，因此，比较齐全地搜辑目前存世的书院文献，分门别类地加以影印或点校出版，对于书院研究而言，事莫大于此，更莫急于此。现在邓洪波教授主持的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工程即将出版几种专题丛书，使此大事急事终获成功,必将为中国书院研究的繁盛带来新局面。

    邓洪波教授及其团队的成果，对于书院研究及与书院相关的研究，至少有三大贡献：

    其一，为书院研究提供了相当完备的资料。他们编纂了比较完善的书院文献总目及总目提要，第一次揭示了现存书院文献的全貌，在此基础上又将现存近1500种书院文献中的1000余种影印出版，成《中国书院文献丛刊》，进而又择其中尤为重要者约150种点校出版，成《中国书院文献荟要》。学者研究实践证明，书院研究赖以深入和发展的基础是书院文献的全面搜求与系统整理，邓洪波教授的团队完成了这项工作。他们的书院总目及有选择地影印、点校的占总量七成的书院文献，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也为一般读者了解中国书院指出了门径。大量过去未被发掘、利用，而又相对完备、系统的资料，经他们网罗放失，搜剔丛残，使遗编剩稿，显晦并出，吉光片羽，终免湮没，而流风余韵亦可相因而不坠。相信今后的书院研究一定会有许多新发现、新视角和新课题，也必将产生许多更近于史实的新结论。

    其二，整理与研究高度融合，产生了系列成果。他们的工作使书目、《文献丛刊》《文献荟要》、研究论著等互相呼应，是将整理和研究结合得比较好的范例，也为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如何互相促进提供了经验。《书院文献总目》揭示藏馆和版本，大大提高了书目的质量和使用价值，《书院文献总目提要》本身便是研究成果，它不仅指引门径，也为进一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了基础和方便。而《中国书院志史》及其他研究论集，既是书院研究的新收获，也是书院研究深化的表现。他们的整理研究系列成果，不仅大大促进了书院研究自身的深入和发展，还旁涉中国古代政治史、经济史、教育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等各领域，从而也必将有利于上述领域的综合研究别开生面，以至进一步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其三，是大型专题资料丛书的新收获。大型专题性资料丛书对于相关专题学术研究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新中国建立后，学术界一直有编纂大型专题资料丛书的传统，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史学会主持编纂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十余种专题资料丛书。这部近代史资料丛刊，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中外学者的必读资料，也成就了一批国内外的教授、博士，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后，一些出版机构如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凤凰出版社等也组织或出版过许多大型专题资料丛书，一些专题档案也陆续刊布。专题资料丛书提供的材料比较全面、系统，使用方便，学者在比较研究中更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可以避免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弊端，故颇受学者欢迎。邓洪波教授主持的书院文献整理研究工作产生的几种大型资料丛书，是近年来专题资料丛书的新收获，也必将会为中国书院研究作出巨大贡献。

    邓洪波教授是较早注意整理书院文献、研究中国书院的学者之一，也是当代中国书院研究的名家。数十年的潜心研究和执着追求，使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有很好的影响。现在他又主持完成了这样一件嘉惠学林的大功德，实在令人感动和钦佩，故不避浅陋而为之序，以表达对邓洪波教授及其团队学者的敬意。

    本文为《中国书院文献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序，作者为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