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高校的驻校作家制度谈起

    《江南》杂志第三期“非常观察”栏目谈驻校作家现象，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能引人深思的话题。

    长期以来，高校的文学教育和文学创作基本是脱节的。文学课教师只会文学研究，不会文学创作，对具有文学创作潜质的学生不具备指导的能力，甚或明确告诉学生：中文专业是培养学生文学研究能力的不是培养学生文学创作能力的。作家余杰当年考上北大中文系时，当时的系主任就说过这样的话。这样的观点在今日的中文专业亦颇有市场。

    对教师的考评方面，文学创作作品不算学术成果，这是大多数学校的做法，政策如此，有几个有创作欲望的老师，最后也只能被压抑下去。于是，举目四望，当今中国大学的中文系或文学院，教师同时又是作家的，可谓凤毛鳞角。评教授，靠创作作品肯定是不行的，必须是学术作品。

    当然，我也注意到，阎连科、刘震云去人民大学当教授了，王安忆在复旦当教授，但都是个例，甚至是特例，不足为训的。

    中文专业如此，外文专业亦如此。文学翻译作品在外文专业或翻译专业同样备受冷落，备受歧视。本人发表出版的翻译作品约有三百万字（前两天在香港《大公报》上看到朱振武教授一篇文章，说傅雷一生译了五百多万字，就是令人钦羡不已的翻译大师了）了，就因为无省级以上课题，学术论文不够多，在副教授职位上苦熬十年以上了，至今仍为副教授。所以，我前不久曾撰文慨叹：若放在今日之中国高校，傅雷这样的翻译大师，也是一定评不上教授的。

    很多人认识不到：文学翻译既是一种特珠形式的文学创作，也具有高度的学术性。

    国外的驻校作家中很多时候是包括翻译家的，但国内似乎还没有。

    当然，变化不能说没有。比如说，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设立驻校作家制度了，文学教育和文学创作的互动频繁了；有的高校比如复旦认可王安忆的创作与学术作品具有同等地位，浙江大学去年破格给予著名翻译家郭国良教授职称，去年评教授，今年当博导……有变化，但变化不大。

    衷心希望驻校作家制度能给我国高校文学专业、外文专业及翻译专业教师考评体系带来一些变化。希望有识之士认识到，文学专业不仅仅有学术，也应该有创作，学术和创作同样重要；外文和翻译专业亦如此，翻译作品和学术作品应比肩同高，不可厚此薄彼。我们的大学需要“paperprofessors”（学术型教授），同样也需要“creativeand/or translation professors”（创作型/翻译型教授），只有这样，文学院的作家教授才会多起来，外文学院和翻译学院才会有翻译家教授，我们国家高校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才会希望，才会真正繁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