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路编辑，一世激情

    “精彩跌宕！”看完李景端老师交过来的初稿，我的第一个直观感受是这个词。作为《我与译林：半生书缘一世情》的责任编辑，我是第一读者，也是塑造本书成型的参与者。出版数月后，我终于可以从责编的工作身份中短暂抽身，写写我这位读者对本书的看法。

    景端老师42岁入行，创立了影响万千文学青年的《译林》杂志；几乎白手起家，搭建起如今文艺出版社翘楚译林出版社；一个不懂文学与翻译的“门外汉”，却与一大批翻译大家结为挚友；一个半路入行的编辑，却能让“译林现象”与“李景端出版理念”成为出版界的标杆……他的每一段经历，都能用上一个转折词，因为实在太传奇，即便如今已入耄耋之年，李老也没闲着，笔耕不辍，不平则鸣。

    这本书既是李景端老师传奇人生的回溯，更是他半生出版生涯的写照。于我而言，作为一个入行没几年的新手编辑，这是一本趣味横生的自传故事集，也是一本如何做个好编辑的使用手册，编辑这本书的过程，就是找寻并学习李老做出版成功秘诀的旅程。

    第一次与李老就稿件沟通，我就领会到这位老编辑的高效和执行力。不过两封邮件，一次面谈，一个月之后，李老就把初稿发到了我邮箱。这种执行力也体现在李老生平经历中。比如，书中写《译林》创刊与译林建社，李老无一不是“临危受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挑下了胆子。最终杂志与出版社都办得红红火火，完全得益于李老想干就干的性子。影院里《尼罗河的惨案》热映，得知上海外国语学院有英语老师在翻译原著，李老二话不说，派编辑上门约稿，最终在《译林》杂志刊出后一炮打响。办出版社，最初的家底就16个人，李老坚持买版权、积极走出去、敢于多做活动，做任何一项决策都不拖沓，永远先人一步，为译林出版社赢得了先发优势。

    除了执行力强，李老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质，那便是百折不挠的韧劲。书中很多故事都展现了这一点，最为人津津乐道便是《尤利西斯》翻译出版的曲折过程。当初，谁都知道出版《尤利西斯》是块硬骨头，可为了将这本世界名著引入中国，也为了进一步扩大译林出版社的知名度，李老花费诸多心血，最终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李老知道这本书非常难译，所以一一约请了王佐良、周珏良、赵萝蕤、杨岂深、冯亦代、施咸荣、董乐山、梅绍武、陆谷孙、叶君健等一大批译界名家，可是都被婉言谢绝。甚至连钱锺书先生都回信说：“八十衰翁，再来自寻烦恼讨苦吃，那就仿佛别开生面的自杀了。”即便碰了这么多壁，李老依然没有气馁，最终找到了萧乾和文洁若夫妇，通过文洁若把萧乾“拉下水”，终于成就了这部天书的翻译。

    很多人都好奇为什么李景端这样一个半路入行的“外行人”，能认识这么多业界名家，能请得动大家名流，能做成那么多好书、好活动？这就必须得提到李老交朋友的本事了，其实李老的法宝很简单——真诚、直率与激情。但凡与李老有过接触的人，无不被他的激情所感染，我想这便是他能干成事的终极秘诀。

    所以，在《我与译林》这本书里，最好看也最有料的是第四篇章“编辑人脉是重要的出版资源”。李老从与出版高层、大家名家、出版同行、媒体四个方面入手，讲述了“编辑如何交朋友”这个主题。对于交朋友，李老有自己的体会，他在书中说，交朋友“不怕冒昧要主动”，“回忆交友要有心”，结交高端朋友，“既要仰视，也要学会平视”。

    这一篇章中，李老用比较大的篇幅讲述了他与钱锺书及杨绛夫妇的交情，特别是首次披露了他们之间的私人来信及手稿，让我们得以通过这些书信往来，一窥二位大家风范。比如钱锺书先生在信中好用一些方言俚语，读来妙趣横生，令其爽朗风趣的性格跃然纸上；而杨绛老师历来给人与世无争的印象，看过她写给景端老师的信，才明白杨先生对于学问，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绝不会迁就于人情，所以她才会连写好几封信，仔仔细细说明了她为何选择不翻译《堂吉诃德》开卷的自撰赞美诗。

    李老不吝书写他与人交往的点点滴滴，有一些小细节读来令人备受启发。比如，书中写他邀请北大著名教授杨周翰当《译林》编委，慕名去北大拜访，杨教授知道其有所求，态度冷淡。李老没有一开口就谈及《译林》，反而闲聊杨教授的《欧洲文明史》，论述自己对文学史的见解，杨教授一看彼此有共同话题，谈话的气氛好了许多，但依然对担任《译林》编委一事未作表态。李老再接再厉，第二天下午继续拜访，像研究生答辩一般回答了杨教授关于刊物的十几个问题，最终杨教授满意地答复李老，同意担任《译林》编委。邀请杨教授做编委这件事，李老有进有退，准备充分而又方法得当，最终赢得对方的首肯。这种方法上的“狡黠”是李老打动拜访者的技巧，但这一切的前提仍建立在李老真诚求教、业务扎实的基础之上。

    当然，在很多事情上，李老不光不用任何技巧，反而是凭着一股直率与坦陈赢得朋友们的敬佩。比如，这样一个出版社业界人士，居然作为代理人帮季羡林等15位被侵权的译者打官司，被告对象也是国内出版社，后来官司赢了，但李老依然笔耕不辍，从来没停止过对侵权行为的抨击。又比如，他与明星林青霞熟识，也算是最早鼓励林青霞进行写作的人，得知林青霞疏于笔端的时刻，又会毫不客气地提醒她：“你还不如把做电视真人秀的时间，用来写文章更好。那种节目，无非借娱乐明星来吸引观众，靠出洋相博眼球。”

    这些狡黠与直率都有一个底色，那便是李老对于出版事业的激情。42岁半路入行，为了办好杂志、出版社，他可以处处碰壁而又百折不挠，最终成就“译林”这个品牌；正是钟情于出版事业，他可以不惜得罪同行甚至朋友，坚持直抒胸臆，不平则鸣，退休多年，却仍然活跃于报刊杂志，用笔墨指点出版界的乱象与不平事。

    做编辑，当如李老在自序中所说，“编的好书多，各行朋友多，组织的活动多，自己的研究成果多”。于我而言，如今不求能做到这“四多”，只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论何时入行，也当如李老一般永存对这份工作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