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研究的新探索

    桓谭在两汉之际有较为特殊的学术地位和思想影响。他与扬雄、刘歆、王莽同时，经学（包括古文经学）、文学、史学乃至谶纬、天文、历算、阴阳五行、神仙方术等无所不通，且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也颇多关注而号称“素丞相”。加之，桓谭代表著作《新论》久已散佚，对桓谭的了解，只能借助《后汉书·桓谭传》与后人的《新论》辑佚。所以说，在有限的资料内去研究桓谭的思想影响、经学成就乃至学术地位，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孙少华的《文本秩序：桓谭与两汉之际阐释思想的定型》（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一书，运用当下较为流行的文本研究法，从“文本秩序”的角度对桓谭与两汉之际的文本阐释进行了深入探索，有其积极的学术意义。该书是在他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桓谭及其〈新论〉的研究》基础上拓展而成的，属于当下文本研究的又一新作。

    从古籍整理的角度而言，历代王朝对其前典籍的整理或禁毁，其实都是文本秩序对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秩序的反映。正如作者所言，文本秩序与社会秩序具有密切的联系，甚至一定程度上说，文本秩序是社会稳定程度的反映。由此出发，作者考察了文本秩序下桓谭与两汉之际的学术背景、目前可见桓谭著述情况；对于古今文经学的争辩，该书认为属于“文本微澜”；桓谭的史学思想，是文本秩序形成的体现；桓谭对音乐文本的解读，是文本的“另一种秩序”；桓谭的政治、军事思想，则是子书文本定型的体现；桓谭文学文本中体现出来的“尚新”思想，则体现了文本秩序演变中的“新”“旧”之争，这一点很有学术启发意义；对于两汉之际的文本而言，主流的文本秩序的确立，需要的是经学、史学、文学甚至政治、军事思想的参与，而阴阳五行、谶纬、神仙方术等思想，则是文本秩序的“边缘”力量；至于桓谭对魏晋南北朝的影响，该书则归结为一种“文本余波”加以解释。从总体上看，全书总结出来的文本的“新”与“旧”、“主流”与“边缘”的辩证关系，对当下的文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当然，作者提出的“文本秩序”，不过是一种方法，是否真正成立，尚需学界讨论、验证。作者提出的这个概念，是文本研究大背景下的产物，其“新”的一面，可能会引起质疑；但从其对文献的使用与解读看，其方法仍然属于“旧传统”。从这里说，与其说作者是借用“新题目”抓眼球，不如说是尝试使用新方法在旧题目上作新文章，努力探索一条重新认识两汉之际学术状况的新路子。

    全书是以桓谭为切入点，联系同时代扬雄、刘歆、王莽等人，开展的对两汉之际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学术、文学发展及变化的综合性研究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了解两汉之际思想学术，基本上就把握了中国古代学术的大致走向。具体到文学研究方面，后世文学史上的复古思潮，其成熟的思想源头，也应该与这个时段的思想学术有关。

    总体上看，本书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该书具有一定的学术前沿意义与创新价值。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两汉之际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对这个阶段尤其是对新莽时期的学术与文学状况的研究较为薄弱，该书以“两汉之际”为限，无疑具有很高的学术选择意义；其二，桓谭与扬雄、刘歆都是两汉之际重要的大学者，他们在经学、文学、天文、历算等各方面的认识与判断，都具有时代先导意义。然而由于资料匮乏，桓谭研究长期以来较为冷寂。目前所见，台湾学者董彦斌有《桓谭研究》一部，而大陆尚无综合性研究专著出版。该书能以“桓谭”为研究对象，抓住了两汉之际学术与文学发展、变化的“主动脉”，是大陆桓谭综合研究的一个突破。

    第二，该书综合考察了这个历史大变动时期的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天文、历算、水利、军事、音乐、方术等各种思想与学术的变化情况，以及对后世的多样化影响。两汉之际诸多思想与学术，都成为后世思想与学术的先导。例如，桓谭与刘歆等人对古文《易》《书》《礼记》《孝经》《论语》的讨论记载，为东汉古文经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桓谭与刘歆等人对仙道、养生的认识，也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神仙思想和养生之学；桓谭本人“非谶”的思想，被后来的王充、尹敏、张衡接受与继承；桓谭的音乐、天文、历算、水利等论说，颇具时代先进性。这都说明了两汉之际是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科技发展的重要时期，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第三，该书能够结合桓谭《新论》的记载，将两汉之际的文学理论、文体新变、文风变化等揭示出来，无疑具有文学启发意义。例如，通过桓谭《新论·本造篇》的记载，结合汉代诸子著作如《新语》《新书》《新序》等，揭示出那个时代诸子文学中的“尚新”传统；结合刘勰所言桓谭“不及丽文”，考察了同时期两汉文学的总体风貌与文风变化，揭示出谶纬进入辞赋作品后产生的消极作用，同时又展示了两汉之际散文的兴起；通过桓谭《新论·道赋篇》的记载，揭示出西汉文人学赋、作赋、拟赋、评赋的情形，及其汉赋作品中蕴含的“讽谏”传统。诸如此类的研究，既有以点带面的学术效果，又有一定的创新认识，对于把握两汉尤其是两汉之际的文学变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当然，两汉之际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复杂的时期，有些问题由于资料匮乏，可能很难说得清楚。例如，该书中所论桓谭反对立《左传》博士问题，“四时五行”与“四声五色”的关系问题，谶纬与“黄白之术”问题，星象与“平城之围”的解释问题，虽然作者或者做了较多的推论，或者提出了有益的思考，但是还有继续讨论的必要，相信作者在以后更为深入的研究基础上，会有更好的研究成果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