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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8年10月10日 星期三

    他谈的不是死亡而是生活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10月10日   12 版)
    兰迪·伯许,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人机交互及设计学教授。曾任职于弗吉尼亚大学。 2008年7月,兰迪因胰腺癌并发症在家中去世,年仅47岁。逝世前的几个月里,他进行了一场轰动全美的“最后的讲演”,之后推出同名书籍。《最后的讲演》被译为48种语言,长居纽约时报畅销榜112周。兰迪说:“如果我是画家,我会给他们留下画作;如果我是音乐家,我会写一段乐章;但我是个讲师,所以我做了一次讲演。”听过兰迪讲演的人说:“他谈的不是死亡,而是生活。”

        手提电脑中的一生

     

        你是如何归类自己的童年梦想的?怎样才能让别人也重新抬起他们的梦想?作为一名科学家,我一般不会在这些问题上纠结。

     

        在弗吉尼亚的新家里,我在电脑旁坐了整整四天,浏览着一张张幻灯片和照片,把它们制作成一个演示文稿。我一直认为视觉对于思考很重要,所以没有为这次演讲准备文本——不会有演讲稿。但是我收集了三百张家人、学生和同事的照片,还有几十张不同寻常的插图,用以阐明我关于童年梦想的想法。我在其中几张幻灯片上加上了几句话——一些小建议和格言。一旦我站上演讲台,这些话可以提示我该说些什么。

     

        准备演讲时,我每过九十分钟左右就会从椅子上站起来,和孩子们玩一会儿。虽然我已经在努力陪伴家人,但杰伊还是认为我花在演讲上的时间太多了,特别是考虑到我们才搬进新家,她自然希望我能去整理一下堆得到处都是的箱子。

     

        起初,杰伊并不准备参加这个讲座。她觉得她应该和孩子们留在弗吉尼亚,处理搬家以后的种种事情。我一直说“我希望你在场”。事实上,我真的需要她在那儿。所以她最后还是答应在演讲当天早上飞往匹兹堡。

     

        但是我必须提前一天到达匹兹堡。九月十七日杰伊四十ー岁生日的那天,下年一点三十分,我与她吻别,开车去了机场。在前一天,我们在她兄弟家举行了一场小型派对为她庆祝生日。但是,我的离去还是让杰伊感到不愉快,这提醒着她从这个生日开始,以后的生日都不会再有我的陪伴了。

     

        飞机降落在匹兹堡后,我在机场和朋友史蒂夫·希伯特碰了面。他是从洛杉矶飞过来的。数年前我在艺电公司——一家电子游戏公司——休学术假时,史蒂夫是那里的主管。我们就是那样认识的,后来成了亲如手足的朋友。

     

        史蒂夫和我拥抱了一下,我们租了辆车,然后有说有笑地开车离开了机场。史蒂夫说他去看了牙医,我便炫耀自己再也不用看牙医了。

     

        我们去了一家当地的小餐馆就餐,我取出手提电脑放在桌上,迅速测览着我的幻灯片——现在已经删减到二百八十张了。还是太长了,”史蒂夫对我说,“没有人能活着听完你的演讲。”

     

        一个服务员来到我们桌旁,正好看到电脑上孩子们的照片。她三十多岁,一头浅金色的秀发,正怀着孕。“好可爱的孩子。”她说,还问了他们的名字。我告诉她:“这是迪伦,这是洛根,这是克洛伊……”服务员说她女儿的名字也叫克洛伊,这样的巧合让我们相视而笑。我和史蒂夫继续翻阅演示文稿,史蒂夫帮我挑出演讲的重点。

     

        服务员给我们上菜时,我恭喜她怀孕了。“你一定特别开心吧。”我说。

     

        “并没有,”她回答,“这是个意外。”她离开后,我不禁为她的坦白而震惊。她随口说出的一句话提醒了我,我们的诞生和死亡中都存在偶然因素。她虽然是意外怀孕,但以后一定会喜欢这个孩子。而我意外患上癌症,留下的三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将会失去我这个父亲的爱。

     

        一个小时后,我一个人在酒店房间里删除照片、调整顺序,孩子们的身影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房间里的无线网不太稳定,这让我有些恼火,因为我还要在网上找图片。更糟糕的是前几天化疗的副作用发作了,我开始抽筋、腹泻,感到恶心。

     

        我一直工作到午夜才睡下,然而凌晨五点就在惊恐中醒来。我担心演讲不成功。我对自己说:“当你想在一小时内说完你一生的故事,这就是你的下场!”

     

        次日下午一点半,在我度过了大半辈子的校园里,一间计算机实验室以我的名字命了名。我参加了实验室的揭幕式,见证了我的名字刻在实验室的大门上。下午两点半,我在办公室里又感到一阵不适——我觉得自己筋疲力尽,因为化疗而犯恶心,还想着上台前需不需要穿上成人纸尿裤。为防万一,我把成人纸尿裤也带来了。

     

        史蒂夫说我应该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躺一会儿,我照做了但是把手提电脑放在了肚子上,这样就可以继续修改。我又删除了六十张幻灯片。

     

        下午三点半,来听讲座的人已经开始排队。到了四点,我从沙发上起身,拿起演讲用的道具,穿过整个校园,走进了演讲的礼堂。还有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得上台了。

     

        房间里的大象

     

        出人意料的是,礼堂里的四百个座位坐得满满当当。在我做准备时,观众中发出了一片窃窃私语。有的人只是来看看一位即将步入死亡的胰腺癌患者是什么样子,他们自然会有些疑问:我头上的不是假发吧?(不是,我在化疗中没有掉头发。)我演讲时,他们能感受到我离死亡有多近吗?(我的回答是:“等着瞧吧!”)

     

        演讲还有几分钟就开始了,我却还在讲台上磨磨蹭蹭,删掉一些幻灯片,调整其余幻灯片的顺序。收到可以开始的提示时,我还在忙着摆弄幻灯片。于是有人对我说:“可以开始了。”

     

        我没有穿西装,没有打领带,也不准备穿那种职业装——那种肘部有皮质补丁的粗花呢外套。相反,我选了衣柜里最贴近童年梦想的衣服作为演讲的服装。

     

        确实,我乍一看像是免下车快餐店的点餐员。但事实上,我这件短袖马球衫上的标志象征着荣誉,因为这是迪士尼的幻想工程师才能穿的——这些艺术家、作家和工程师共同创造了充满幻想的主题乐园。一九九五年,我休了六个月的学术假,在此期间成为了一名幻想工程师。这是我一生的亮点之一,让我实现了童年的梦想。因此,我还戴了一个椭圆形的“兰迪”名牌,它是在迪士尼工作时得到的。这是对那段人生经历的致敬,对沃尔特·迪士尼本人的致敬,他有一句名言:“如果敢于梦想,你就能够成功。”

     

        我感谢观众们的到来,开了几个玩笑,然后说:“可能有人是无意间走进来的,不知道这个讲座的背景故事。我父亲总是教育我,得先介绍清楚‘房间里的大象’。如果你看看我的CT扫描,就会发现我的肝上有十个肿瘤。医生说我还剩三到六个月的生命。而这已经是一个月以前的事了,你们可以自己算一算。”

     

        我将一张巨大的肝部CT扫描图切换到屏幕上。幻灯片的标题是“房间里的大象”,为了便于观众理解,我还插入了红色的箭头,指向每一个肿瘤的位置。

     

        我在这张幻灯片上停留了一会儿,好让观众跟着箭头数我的肿瘤。“好了,”我说,“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无力改变,只能决定如何应对。我们不能改变手上的牌,只能决定怎样出牌。”

     

        那一刻,我无疑受到了肾上腺素的刺激和现场观众的鼓舞,感觉自己像是变回了以前那个健全的兰迪。我知道自己表面看来非常健康,也知道有些人很难将这样的我与将死之人画上等号。所以我说:“如果我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沮丧抑郁,不好意思让你们失望了。”观众笑完之后,我补充道:“我向你们保证,我并不是在否认现实,我知道现在的状况。”

     

        “我们全家——我和妻子以及三个孩子才刚刚搬完家。我们在弗吉尼亚买了套漂亮的房子,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定居在这里对我家人的未来更好。”我展示了一张幻灯片,上面是我们刚买的那座位于郊区的新房。图片上的标题写着“我没有否认现实”。

     

        我的重点在于:我和杰伊决定举家搬迁。在我的请求下,她离开了喜爱的家和关心她的朋友们,带着孩子离开了他们在匹兹堡的玩伴。我们本来可以在匹兹堡过安稳的生活,等待我的死亡,但是我们选择收拾好一切,投身到自己引发的龙卷风之中。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我们知道,一旦我去世,杰伊和孩子们需要住在她的娘家附近,以便得到他们的帮助和关爱。

     

        我还想让观众知道,我看起来挺健康,自身感觉也不错,部分是因为我的身体已经开始从那些让我变得虚弱的化疗和放疗中恢复。目前,我接受的是比较容易忍受的姑息化疗。“我现在的健康状况非常好,”我说,“我的意思是,人们的认知和实际情况有时会出现偏差,最好的例子就是,我现在看起来状态很好。事实上,我表面的状态目前比你们大多数人都要棒。”

     

        我从舞台一侧走向中心。几个小时之前,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力量去完成即将要做的事,但现在我觉得自己充满了勇气和力量。我俯下身去,做起了俯卧撑。

     

        在观众的笑声和惊奇的掌声中,我觉得自己几乎可以听到每个人带着焦虑的呼气声。这可不是随便哪个濒死之人,这只是我。我可以开始了。

     

        父母的彩票

     

        我的童年梦想——感受零重力

     

        在橄榄球大联盟打球

     

        写一篇收录在《世界百科全书》中的文章

     

        成为《星际迷航》中的柯克船长赢得毛绒玩具

     

        成为迪士尼幻想工程师

     

        我能有这样的父母就像中了彩票。

     

        我一出生就像中了彩票一样,这也是我能够实现童年梦想的主要原因。

     

        我的母亲是一位严厉而保守的英语教师,她有钛合金般坚强的意志。她严格要求学生,哪怕学生家长对此抱怨连连。作为她的儿子,我对于她高度的期望略知一二,这也成了我的一笔伟大财富。

     

        二战期间、我父亲是一名随军医护人员,曾参与过阿登战役。他创立了一个帮助移民子女学习英语的非营利组织。他在巴尔的摩市中心经营着一家小公司,靠卖汽车保险维持生计。他的客人大部分是穷人,有些有不良信用记录,有些收入有限,他会想办法帮他们办保险,让车上路行驶。我的父亲绝对是我的英雄,理由数也数不过来。

     

        我在马里兰州哥伦比亚市的中产家庭中无忧无虑地长大。在我们家,钱从来都不是问题,主要是因为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很大的开销。他们节俭至极。我们很少出去吃饭,一年才看一两次电影,“看电视吧,”我的父母会这样说,“电视是免费的,或者去图书馆借本书,这样更好。”

     

        在我两岁、我姐姐四岁时,妈妈带我们去看过一次马戏。到九岁时,我想再去看一次。“你不需要再去了,”妈妈说,“你已经看过了。”

     

        现在看来这有些难以忍受,但我确实度过了一个奇妙的童年。优秀的父母对我的人生有着非凡的助益。

     

        我们买的东西虽然不多,但是思考得很多,因为我父亲对时事、历史和生活都怀有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感染了我们一家。事实上,在成长过程中,我曾经以为世上只有两种家庭:

     

        1、连吃晚饭时都离不开字典的家庭。

     

        2、不需要字典的家庭。

     

        我家是第一种。每天吃晚饭时,我们几乎都得查字典,而字典就放在离餐桌六步之遥的书架上。“如果你有疑问,”我的家人会这么说,“就去字典中找出答案。”

     

        遇到问题时,我们不会干坐在那里瞎想,而是有更好的方法:打开百科全书,打开字典,打开思路。

     

        我父亲也很擅长讲故事,他总是说,每讲一个故事都应该是有缘由的。他喜欢讲一些幽默的奇闻轶事,而这些轶事最后都会转化为道德故事。他非常擅长讲这类故事,我也学习了他讲故事的技巧。所以,当我的姐姐塔米在网上观看我的演讲时,她似乎听见了一个不属于我的声音,那是父亲的声音。她知道我借用了不少他的智慧。我一点也不否认。其实,有时我会觉得自己是在台上传达父亲的思想。

     

        每次与别人聊天,我几乎都会引用父亲的话。一部分原因是,如果你只陈述自己的观点,别人通常会无视它;而如果你借用第三方的智慧,就会显得不那么做慢,更容易被接受。当然,如果你有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做后盾,就会情不自禁地抓住每一个能引用他的话的机会。

     

        父亲还告诉我许多处世之道。他会说诸如“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做决定”这样的话。他还告诚我,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人际关系中,即使我处于强势地位,也必须公平行事。“即便你握着方向盘,”父亲说,“也不代表你必须从别人身上碾过去。”

     

        最近,我发现即使是父亲没说过的话,我也会“引用”。无论我的观点是什么,都不妨借他之口说出来,因为他仿佛无所不知。

     

        此外,我的母亲也非常有智慧。在我的一生中,她一直认为她的使命是让我戒骄戒躁。我对此十分感激。即便是现在,如果有人问起我以前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她还会说我是个“机灵的孩子,但不算早熟”。如今这个时代,父母爱把自己的每个孩子都夸成天才,但我母亲认为“机灵”已经算是夸奖了。

     

        我攻读博士学位时,修了一门叫“理论入门”的课。现在看来,这门课可以说是我人生中仅次于化疗的糟心事。当我向母亲抱怨考试有多难多可怕时,她俯下身,拍拍我的胳膊,说:“亲爱的,我们知道你的感受。但是你要记住,像你这么大时,你爸爸已经在和德国人打仗了。”

     

        我获得博士学位后,我母亲喜欢这样介绍:“这是我儿子,是个博士,但不是治病救人的那种。”

     

        我父母知道怎样才能真正帮助别人。他们总是寻找一些不同寻常的大项目,然后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他们在泰国的农村资助建设了能容纳五十名学生的宿舍,让那里的女孩子可以继续上学,而不用沦落风尘。

     

        母亲做起慈善来总是特别慷慨,父亲也乐于为了慈善献出一切,他们衣着朴素,也没想住进人人向往的郊区大宅。从这种意义来说,我觉得父亲是我认识的最符合基督教精神的人。他还是社会公平的忠实拥护者。他和母亲不一样,并不会轻易地信奉有组织的宗教(我们是长老会教徒)。他更关注宏大的理想,将平等视为最伟大的目标。他对社会有很高的期望,尽管这些期望往往难以实现,他仍旧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乐观主义者。

     

        父亲八十三岁时被诊断为白血病。他知道自己所剩的时日不多,便决定捐出遗体供医学研究,并继续给泰国的学生捐钱让这个项目可以至少再维持六年。

     

        许多听过我最后的演讲的人都注意到了,我在大屏幕上放过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我穿着睡衣,支着胳膊肘,脑袋斜靠在手上。很明显,我是一个有伟大梦想的孩子。

     

        我身前横着的木板是双层床的栏杆。父亲擅长做木工,这张床就是他给我做的。我脸上的微笑、眼神和那块木板都提醒着我,能有这样的父母就像是中了彩票。

     

        我知道,尽管我的孩子有一个很好的母亲,能给他们人生提供指引,但是他们会失去父亲。我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但这还是让人心痛。

     

        我相信,父亲会认同我在人生最后几个月的安排。他也会建议我帮杰伊安排好一切,尽可能多地陪陪孩子们,正像我现在做的一样。我知道他能理解我们搬到弗吉尼亚的意义。

     

        我还相信,父亲会提醒我,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知道父母对他们的爱,而这件事并不一定要父母活着才能做到。

     

        “五十年中,从未提起过”

     

        我父亲在二○○六年去世后,我们去整理了他的遗物。他的人生很丰富多彩,他的遗物也是他一生冒险的证明。我找到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上,父亲还很年轻,正在拉手风琴;另外一张照片上,父亲是个穿着圣诞老人服装的中年男子(他就喜欢扮圣诞老人);一张别的照片上,父亲已经是一位老人,抱着一个比他还大的玩具熊;还有一张照片是在他八十岁生日时照的,他和一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一起玩过山车,脸上绽放着笑容。

     

        在父亲的遗物中,我偶然发现了一些神秘的东西,让我不禁微微一笑。爸爸有一张自己一个人的照片——看起来像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照的。他穿着夹克,系着领带,在一家杂货铺里,手上棒着一个棕色的小纸袋。我一直不知道袋子里究竟是什么,但以我对父亲的了解,肯定是很酷的东西。

     

        下班后,他经常带一些小玩具或者糖果回家,然后用一种夸张的、充满戏剧性的方式拿出来。对我们来说,他拿出东西的方式比东西本身更有趣。那张捧着纸袋的照片让我想起了这些。

     

        父亲还保留着一堆文件,有些是跟他的保险生意有关的信件,有些是和他的慈善项目相关的文档。在这堆文件中,我们找到了一张一九四五年签发的嘉奖令,那时父亲还在军队中服役。嘉奖令是由第七十五步兵师师长签发的,用以表彰父亲的“英雄事迹”。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ー日,父亲所在的步兵连遭到德军的猛烈攻击,在战役刚开始时就有八人伤亡。嘉奖令上说:“二等兵波许为教治伤员完全不顾自身安危,附近还有炮弹轰炸时就从掩体中走出。该士兵教治伤员十分及时,所有伤员都得以成功撤离。”

     

        我突然意识到,我的父亲在二十二岁那年就获得了象征英勇行为的青铜星章。

     

        在我父母的五十年婚姻中,在我和父亲的无数次对话中,他从未提起过这件事。而我在他去世几星期后,又从他那里学到了牺牲的意义,还有谦逊的力量。

     

        给孩子们的话

     

        我想对孩于们说的话太多太多,但是现在他们还太小,听不懂。迪伦刚满六岁,洛根三岁,克洛伊才十八个月大。我想让孩子们知道我是谁,我一直以来的信念是什么,以及我有多爱他们。考虑到他们的年纪,这些他们大多数都难以理解。

     

        我希望孩子们能懂得,我是多么不想离开他们。

     

        我和杰伊还没有告诉他们我快去世这件事。别人建议我们,等到我的症状更明显时再告诉他们。现在,尽管只剩几个月的时间,我看起来还是很健康。所以我的孩子们还不知道,我与他们的每一次相处都是告别。

     

        想到他们长大之后没有父亲陪伴左右,我就痛苦万分。当我在浴室里哭泣时,通常不是在想“我以后不能看到他们做这做那了”,而是在想孩子们即将失去父亲这件事。比起我将要失去的,我更在意他们将要失去的。是的,我的悲伤中有一部分是“我以后不能,我以后不能,我以后不能……”,但更多的时候,我为他们感到悲伤。我不停地想“他们以后不能……他们以后不能……他们以后不能……”,每当我放纵自己的情感,这种悲伤就会吞噬我的内心。

     

        我知道他们对我的记忆可能会有些模棚,这也是我要尽量和他们做一些让他们觉得难忘的事的原因,我希望他们对我的印象越深刻越好。我带迪伦去和海豚游了泳,孩子不会轻易忘记和海豚游泳的经历。我们还拍了许多照片。

     

        我要带洛根去迪士尼乐园,我知道他会像我一样喜欢那里。他会去看米老鼠。我可以介绍他们认识。我和杰伊也会带上迪伦,因为没有哥哥的陪伴,洛根现在的每一段经历似乎都是不完整的。

     

        每晚的睡前时间,我问洛根当天最开心的事是什么,他总是回答:“和迪伦一起玩。”我问他当天最槽糕的事是什么,他也总是回答:“和迪伦一起玩。”可以说,这就是他们的兄弟之情。

     

        我知道克洛伊也许会对我完全没有记忆,她还太小,但是我希望她长大后知道,我是第一个深爱她的男人。我以前一直以为人们口中的父女之情言过其实,但现在我能告诉你,这是真的。有时,她只要看着我,我的心便化成了一滩水。

     

        等他们长大后,杰伊有许多事情可以告诉他们。她可能会说我有多乐观,我是怎样享受生活的,我对生活的高标准。她也可能委婉地告诉他们我曾经因为什么事大动肝火,告诉他们我在生活中太喜欢分析,常常(太常见了)坚持自己才是对的。她是个谦逊的人,远比我谦逊,所以她可能不会告诉孩子们,我是多么爱她。她也不会告诉他们她做过的牺牲。任何拥有三个年幼孩子的母亲都会把所有精力用于照顾孩子,而她还有个身患癌症的丈夫,所以总是在满足别人的需求,顾不上自己的。我想让我的孩子们知道,她这样照顾我们所有人是多么无私。

     

        最近,我特别重视和那些年幼丧父或丧母的人交流。我想知道是什么支撑他们度过了艰难的时光,什么样的遗物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

     

        他们对我说,知道父母有多爱他们是莫大的安慰。他们知道得越多,感受到的爱就越强烈。

     

        他们还想拥有为父母骄傲的理由,他们想相信父母是伟大的人。有的人在寻找父母点点滴滴的成就,有的人给父母披上了神话的外衣,所有人都渴望知道父母的特别之处。

     

        这些人还告诉了我一些别的东西。由于对父母的记忆很少,如果他们知道父母是带着与自己的美好回忆去世的,就会倍感宽慰。为此,我想让孩子们知道,我的脑海里全是关于他们的回忆。

     

        我用不同的方式全心全意地爱着三个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只要他们活着,我就会一直爱着他们。我会的。

     

        但时间有限,我必须思考怎样增强我们之间的亲情,所以我要把自己和每个孩子之间的记忆分别列出来。我要制作视频,这样他们就能看到我亲口说出他们对我的意义。我要给他们写信,我还要把“最后的演讲”的视频——以及这本书——当作我遗产的一部分。我还有一个大塑料箱,里面装着我在演讲后的几周里收到的信件。总有一天,孩子们会想翻翻箱子,我希望那时他们能高兴地发现有人觉得演讲是有意义的,无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

     

        因为我一直在强调童年梦想的力量,所以最近一直有人在问我,对自己的孩子有什么梦想。

     

        对这个间题,我有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

     

        家长对孩子有具体的梦想,可能会对他们造成破坏性的影响。作为一个教授,我见过太多大学新生完全选错了专业。父母把他们送上了这辆列车,而从我办公室里的哭泣声来看,结果常常是车毁人亡。

     

        在我看来,父母的工作是鼓励孩子培养对生活的兴趣,激励他们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让他们培养一套追寻梦想的方法。

     

        所以我对孩子们的梦想正是如此:我希望他们走自己的道路,完成自己的梦想。鉴于我命不久矣,我想明确地说出来:孩子们,不要试图弄清我想让你们变成什么样,我想让你们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看着曾经教过的那么多学生,我发现许多家长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话有多大能量。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自我认知的不同,父母随口说的话对孩子的影响可能微不足道,也可能十分重大。他们的人生是他们自己的人生。我只会敦促我的孩子用热情和激情去寻找自己的道路,我希望他们觉得无论选择什么道路,我都一直陪伴着他们。

     

        (本文摘自《最后的讲演》,[美]兰迪·伯许、杰弗里·扎斯洛著,吴笑寒译,南海出版公司2018年5月第一版,定价:49.5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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