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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注意到唐克扬，是从2010年他被选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开始。若是再早几年，像唐克扬这样本科学工科，硕士读文学，博士才开始做建筑研究的学者会被戏谑为“半路出家”，他在建筑方面的专业性也会受到更多质疑，但2010年“跨界”概念已经在国内大行其道，老学究们认为的劣势，此时反而成了优势。那一年唐克扬提出的中国馆参展方案，就是一个相当文学化，但在建筑方面同样启人想象的命题：与中国约会。这个概念中的文学意味非常明确，但“约会”可能是罗马广场式的公开集会，可能是中国传统中的隔墙絮语和倚门相望，也可能是在现代西方语境中私密空间里的相伴，这个动词概括了人与人之间的许多关系，而这些关系都与它们发生的空间——也就是建筑——有关。许多看似无关的线索，被一个人人都知道、都理解的日常概念拢在了一起。
唐克扬在学科上辗转三个方向，在地域上也横跨千里——他硕士阶段是在北大读比较文学，博士阶段却是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完成，后来又在欧洲策划设计多个展览。在2014年的一场“一席”演讲中，他这样轻描淡写地解释自己的学术背景：“我最早是学工科的，慢慢地开始又去学文学，然后最后以建筑而收场，这是一段比较搞笑的旅程。但对我来说，它并不意味着杂乱或者是漫无边际，还是那句话，首先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在今天你不再可能找到一种唯一的对所有人都适合的使命……今天什么叫主体性？那就是你并不从属于某一个学校，某一个公司和机构，不是说不为它们工作，而是说你不从属于它们，将自己承担所有的权力和义务。在过去的这个时代，所有的主体意味着单一的创作者……大多数人都在黑暗中听着一个人讲话，但是只有一个人在舞台上面，但是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导演，只要你真的能担负起这个由过去的集体所支撑的“独自”。
可见唐克扬并不认为自己是在“跨界”，因为跨界是以“界”为主体，人为客体，界是固定的，人在其中穿梭。而当人成为主体，所有的“界”都只是选择中的一个，与本人的性格、品味、生活经历息息相关，最后都融合为人的一部分。
在2010年之前，唐克扬就写了《从废园到燕园》，这本书历经10年研究，呈现出来的结果却不太像一本完全的学术论著。在后记中，作者自述写作初衷“是出于调和两种常见的写作形式：以《中国建筑XX》为名的大书，和以论代史的‘脑筋急转弯’式的建筑批评，前者往往耽溺于所谓‘事实’而不太着意于历史叙述的当代意义，而后者也易建成一厢情愿的空中楼阁。它有三个隐含的目标：一是基本交代清楚基本的，不太为人知的史实；二是讲好一个‘故事’（至少今天我倾向于不否认任何历史写作都是一种biased的叙事）；三是提出（而不一定要解决）一些有意义的理论问题。”
所以在网友们的评论中，对这本书的写作方式有许多诟病，有的人认为这种写作方式莫名其妙，没有聚焦的、论文式的逻辑，又不能算作轻松的建筑随笔。但他们也承认，这本书从建筑规划的“故事”的角度去叙述燕园的成型，尊重历史的同时又不沉浸于历史，而是从造园这样一个“人择”的角度作出愿景式的解析，也有相当的独特之处，因此在豆瓣上的打分仍维持了8分以上。
对自己写作方式的争议，唐克扬是了解和承认的，他也不怕出现争议，虽然参与任何领域的游戏都必然要服从游戏的规则，但个人依然有相对不受约束的自由，他将这种自由形容为“独舞场”，在游戏的场域里，玩家依然享有这样的空间，而且他的写作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而是有详实的研究作为铺垫。是否在已有的写作体系和理论基础上更进一步，是个人兴趣上的选择。“希望将来也会有这样的自由，”唐克扬说，“不要把人文领域的事情也一刀切，能够让人‘各适其适’，自由选择自己觉得有成就感的事情来做。”
这种依托于个人兴趣的写作风格在唐克扬的几本著作中都有所体现，比如2016年的《美术馆十讲》和2018年的《洛阳在最后的时光里》。
唐克扬不仅进行建筑方面的策展和评论，在现当代艺术方面也完成过相当多的项目，因此大家期待《美术馆十讲》是对美术馆体系的研究，但事实上，这本书讲述的主题不是如何参观美术馆，而是如何看美术馆建筑历史的生成语境，以美术馆为基点，讨论美术馆中空间中凝聚的人与历史、人与城市、人与自然、人与人造“景观”的关系。2016年的一次采访中，唐克扬认为“在建筑师的身份之外，我还是美术馆的用户，是一名艺术策展人。在策展过程中，我发现艺术是一种非常开放的系统，对建筑的使用需求非常多样化，展览和展览之间，存在着许多微妙的差别。但很多时候，美术馆没有足够的开放性来包容我的这些需求。而当我作为一名建筑师面对美术馆业主时，我又发现，他们并没有如我这般去理解美术馆。在设计和建造环节中间出现的许多业主、设计师、策展人、艺术家和参观者彼此的不理解，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人们需要一座桥沟通彼此，以免一再地在城市中虚掷热情和事件，耗费资源和人力，建造许多并不能真正满足人们需求的美术馆。”
《洛阳在最后的时光里》也是从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多个角度，去切入一座城市的规划和建筑史。这本书缘起于唐克扬在哈佛跟随建筑师库哈斯进行的一门课程“历史保护研究”，与我们的常规理解不同，库哈斯的思路不是对历史建筑进行补救和保护，而是从人类城市发展的“变形学”来讨论城市的命运——城市总是从无到有，从旧到新，但现在出现了一种从“新”返回“旧”的实践，这一类的改造项目在现在的中国也很常见。唐克扬从中得到启发，去研究一个既有的城市如何走向覆亡，以及人们如何把这种没落当做历史沉思的对象，它们对于城市的建设决策同样重要。“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历史上发生的这些特别有现实意义，从‘无’走向兴盛当然是皆大欢喜的正剧，但从‘悲剧’和‘废墟’中也可以看到很多颠扑不破的规律，比起眼前局部和短时段的成败，这种东西更长远，更有力量，很难概括，也更难写。”唐克扬说。
对历史的兴趣贯穿了唐克扬10年来的中文写作。在《洛阳在最后的时光里》之前，他就写过《长安的传奇》。于唐克扬而言，对不可见的事物的想象会产生出一种愉悦感，比起近在眼前的、容易想象和“恢复”的历史，更令人感兴趣。“比如明清时期的北京，很多东西都在你眼前了，但你还是会想象，有没有比这些更有意思的东西，你想象的这个‘古代’可能是种错觉——但我们对于这个时期的‘文学性’可能会有更高的寄托，（对遥远历史的兴趣）也可以说是一种寻找故事的兴趣，对类似想象的好奇，远远超过了对于纯粹的历史考据的关心，我讲述的，也并不完全是关于古都自身的故事。”
2014年出版的畅销书《人类简史》中着力推广一个理论，即对虚构故事的认同，是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也是人群构建社会的基础。各个国家所谓的文明和文化，正是这种对于虚构故事的集体想象和认同，这种想象和认同并不是海市蜃楼。“你对自幼成长的环境会有依赖，活生生的文明给人一种具体的基本逻辑，你不太可能脱离这个逻辑。”唐克扬认为，这是人类地域文化生成的基础，历史语境影响个体生长的逻辑，个体的逻辑而至集体，它又塑造城市和历史的新的走向，给后人以更久远的影响。“你期望的想象，都源自你脚下的土地。把你的寄予和预期放在脚下的土壤里，才能和想象之间获得适当的平衡。”
因此，虽然在美国生活了十余年，他的趣味也没有单向地走向非此即彼的“中”“西”选择：“一个人的审美是无所谓中西方的，只有非常个人化的选择：对于你存在的语境，你究竟是无条件遵从，还是保留了反抗的意识？相对来说，我属于一个比较自觉边缘化的状态。”他把这种“自觉”归为一个作家所需要的品质，在观察中体验，而不是全身心地沉浸。他感兴趣的，不是进入任何一种既有文化的核心，而是多种文化如何在当下的语境中交流沟通，好塑造新的、有关未来的文化。“面对未来……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存在的。更重要的，是从既存的传统里找到新的生机，在这个意义上，恰好是事物的衰亡，让我们看清我们弱小的存在，自己是活着，还是行将就木。这就是我写作城市的衰亡史，写作《洛阳在最后时光里》的意义所在。”对“古”的记述，不是企图让过去的一切复活永生，而是由“古”鉴“今”，个体——包括个体的城市——总要衰亡，而族群的历史总在故事中循环、延续和更新，这将是文化意义的“永生”。
（《洛阳在最后的时光里》，唐克扬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4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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