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马牛不相及

    这句成语出自《左传·僖公四年》，时为公元前656年。

    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率联军侵蔡，蔡溃后，接着伐楚。那时，作战比较文明，先派人下战书，某月某日约战于某地。楚成王后起之秀，在中原诸侯不怎么看中的荆楚河汉地区，居然混得兵强马壮，时不时地进攻那些老牌然而比他弱小的诸侯国，体现一下存在感。齐桓公作为东周王朝的第一位霸主，自然认为自己为天下第一城管，而城管的“管”，很不幸，其副产品必然要生出镇压别人的肌肉反应，动不动亮胳膊，早就想收拾一下这个暴发而不甚守规矩的边国。

    楚成王很快探得齐桓公带领的八国联军，浩浩荡荡而来，声势甚是了得。参战者计有鲁僖公、宋桓公、陈宣公、卫文公、郑文公、许穆公、曹昭公各路诸侯，他掐指一算，假设每位出战车十乘，即为八十乘，每乘配足定员八十人，则为八八六千四百人，当时，打仗主要是车战，楚国统治区域湖泊沟洫多，车战非其所长，当下，楚成王就腿软了。于是，他对来使管仲有了下面这段弱弱的反问。“君處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左传》，是一部古老，同时还是一部相当文学的史籍，现在大家读《左传》，看中的是它的文学价值，史料倒在其次。只因《左传》绘声绘色的描写，也就才有后来汪洋恣肆的《史记》，这两部正史，开中国史著“文学化”的先河。《春秋左传》据传为战国时盲人左丘明（公元前502-公元前402）所撰，也有人说先出自各国史官之手，由他总其成而已，与《谷梁》《公羊》合称《春秋三经》。《左传》成书最早，约在战国中后期，所以它的文字古朴深奥，乃古汉语中老掉牙的古汉话，要比《史记》难读得多，啃动它不那么容易。

    不过，楚成王的这番话，大体尚能明白。但其中“风马牛不相及”的“风马牛”一词，特别咬嘴，尤其这个“风”字，煞是费解。此词此事，同是据传出于左丘明笔下的《国语》卷六《齐语》就没有再现。而到了将近一千年以后的西汉，司马迁著《史记·齐世家》时，此节史实仍在，但此词被大师抹掉了。可见楚成王反问管仲的这句，“风马牛不相及”，已是不再流行的过时语言。显然，词语以及体现词语的文字，有其生存死亡的自身规律。

    一个人口基数巨大，政治演变复杂的民族，其语言的生成过程，也是无比丰富的，秋风扫落叶，一大堆垃圾语言的消失，本应不必介意。直至近古的宋，可能因为《春秋左传》列为九经之一，成了圣贤书，开始重新定义这一古老词汇，这自然是文人吃饱了饭的无聊之举。 先是北宋的陆佃（1042-1102），次为南宋的张世南（1225-1264），推翻旧说，别创新解。陆佃在其博物学著作《埤雅》中说：“楚子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按牛走顺风，马走逆风，牛马风逸，往往相及，楚是以云耳。”而张世南的《游宦纪闻》，也是类似博物学的杂著，除了重复一遍“牛走顺风，马走逆风”外，更以其亲睹一次屠牛始末，证实陆佃所说“牛耳无窍，以鼻听之”的判断。这就是中国旧时文人缺乏科学精神的武断了。原来我还以为两位所说“牛走顺风，马走逆风”有些什么依据，当看到这两位坚信牛的听觉器官为鼻子而非耳朵，不禁哑然失笑，你能相信他们对古语“风马牛不相及”的解释吗？至于后来，更有宋末元初的俞琰，在《席上腐谈》中说：“牛顺物，乘风而行则顺；马健物，逆风而行则健。”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其实，对于词汇的释义，愈接近其出现的时代，愈具权威性。设若一、两千年以后，那时的中国人，对于时下流行的诸如“抖音”“娘炮”“小鲜肉”“油腻男”等等新兴词语的解读，肯定不如活在当今的手机族，理解得更为透彻。语境，也就是语言产生时的大背景，乃了解词义的入门，所以，楚成王的“风马牛”，在西晋杜预《春秋左传正义》中，沿用东汉服虔的说法，“风，放也。牝牡相诱谓之风。《尚书》称：‘马牛其风。’”此言“风马牛”，谓马牛风逸，牝牡相诱，盖是末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取喻，不相干也”。应该是最接近于原意的准确解释了。宋以后，燕云十六州的失去，已成定局，马对中原来讲，便是稀罕之物，陆佃、张世南、俞琰之流，他们见过马吗？他们骑过马吗，他们的话，就更不可信了。

    楚成王的“风”，说白了，即现在所谓的动物发情期。古代没有这个名词，不等于古代的马、牛这些大牲畜没有发情期，肯定是一个粗俗不堪，难以启口的词。楚成王熊恽能用“风马牛不相及”六个字，认为公牛不会找母马谈恋爱，反之，雌牛发情了也不会与雄马相交配，故而“不相及”。他将这不登大雅之堂的“末界之微事”，出乎礼，止于文，还不失幽默地表达出来，很符合他的君王身份。而且从“风骚”“风流”“风情”的联用语推断，从《尚书》所称“马牛其风”的用意设想，古义中的“风”字，很有可能是古汉语类似“发情期”这句粗话的隐语。

    正如我们读《红楼梦》第三十九回，刘姥姥神侃白衣小姐草堆抽草，忽报东南火起，大家急出门看，才有人告知马棚发生火情，所有人都讳言“失火”，而曰“走水”。显然，“走水”乃“失火”的隐语。在现实生活中，凡是急切要表述出来，又不能照直说出口，只好以他语代之者，就叫隐语。隐语，语言的一种婉转的表达方法，除了受到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外，竟无规律可寻。所以楚成王的“风马牛”才有如此歧义。

    记得当年在工地劳动时，炊事班所养的猪走失一头，数日后被发现在邻队的猪圈内，于是，派人用板车拉了回来。问题在于它不肯回来，问题还在于它趁人不备时又逃走回邻队猪圈，于是，将这叛逆五花大绑押解回来，此猪只当要杀它，死叫不已，立刻招来一群人围观。这时，一位民工班长挤进来，察看究竟，将此猪翻来掉去一看，说了“桃子红了”四个字走了，我向他求教，他嘟哝道：“这事让我怎么说出口，当着那么多妇道人家。”他是贵州铜仁人，我明白了，他说出的这四个字，是他们当地对于母猪发情期的隐语。由此看来，语言的奥妙，一在于其无穷的变化，二在于无穷的出新，前者让人目不暇给，后者令人来不及适应。这两个“无穷”，就成为以语言为职业的文学作者，活一辈子，便要学一辈子的终生功课。

    所以，我很敬佩当代那些词典编纂家，尽管他们未必采信宋人陆佃、张世南等关于“风马牛不相及”的见解，但仍以“一说”，在书中留下他们的声音。如此雅量，真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因此，不要板着脸，不要装老爷，尤其不要撇嘴，不要否定，对任何新事物抱欢迎态度、对任何新名词持开放胸怀，如此为人，如此为文，斯为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