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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8年09月26日 星期三

    本期导读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09月26日   01 版)

        马毅仁离任《纽约书评》主编

     

        任仅仅一年,旅美荷兰作家和东方学家马毅仁(IanBuruma,伊恩·布鲁马)就在风暴中离开了知识界名刊《纽约书评》主编的职位。该刊将于10月11日以“阳衰”(TheFallofMen)为题,刊发三篇一组的封面文章,因此广受批评。该专题包括加拿大作家和前加广主持人吉安·戈梅西(JianGhomeshi)所写的自辩文。

     

        (详见4版)

        向哲濬检察官在东京审判中表现“懦弱”吗

        裘先生在东京审判的开始阶段是向哲濬检察官的秘书,后因故回国。文革结束后,裘老得展长才,先后参与审判林江集团与起草香港基本法等重要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他接受采访,多次忆及东京审判的往事。因时隔久远,这些回忆颇多误差,尤其是涉及向哲濬检察官的部分,其错失更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如称“向检察官怯于水平问题”不愿出庭,“向按了国民政府指令,表示反对出庭”,理由虽然不同,不出庭的结果则并无二致,裘先生因此不得已成了“第一个在国际法庭亮相的中国检察官”。

     

        (详见9版)

     

        三国如何演义

     

        确实,不能简单地将《三国演义》定义为文学作品,应该说这是一种跨界的叙事文本,或许可以说是带有文学性质的普及版三国编年史。鲁迅批评《三国演义》“实多虚少”和“描写过实”,就是说它不大像小说。鲁迅辨析宋代“说话”的若干分类,简约地归纳为“讲史之体”与“小说之体”两种体式——从根上说它们本来就是两路。南宋钱塘人吴自牧记述当日临安市井“说话”概况,关于“讲史书者”有此具体说明:“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毫无疑问,《三国演义》正是这路数。不过,考虑到叙述方便,我在自己的文章里还是按从众原则将《三国演义》称作小说或讲史小说;不仅是作为区分史家叙事的一种标识,而且我并不否认这部作品的文学要素。

     

        (详见13版)

     

        余中先:一个高产、广博而纯粹的大翻译家

     

        余中先是个纯粹的人。他的翻译是纯粹的,没什么功利心;最早的翻译仅仅希望能“填补空白”,国内几乎无人翻译的法国大作家,奈瓦尔、克洛岱尔、吉罗杜……译完就放入抽屉,它们接下来的命运如何,似乎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此后,他又专门选新小说作家的作品来翻译,多半也是因为趣味相投。他唯一认准的,是翻译要与自己的研究或教学相结合,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原著,把握作者的风格、作品的特点。粗略一数,余中先的主要学术成果目录上,统计了百十种译著。即使包含一些重版,也是了不起的成就。也许恰恰是他的不慕虚名和超脱自如,反而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在几十年持之以恒的文学翻译之后,2018年8月,余中先翻译的《潜》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详见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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