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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8年09月12日 星期三

    施蛰存致宋桂煌函释读

    宫立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09月12日   14 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的沈建中编的《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收录了施蛰存给宋桂煌的书信两通。笔者近日在“墨笺楼”之“锦书弘文——戴菊农、蔡无忌、丰子恺、施蛰存、杜宣、陈仁炳等名家信札”专场又找到施蛰存给宋桂煌的书信一通,照录如下:

        桂煌兄:

        奉到手书,藉悉起居安健,甚慰。弟在六十年代中在师大中文系资料室工作,编了一部《历代词集序跋文萃》,去年古籍出版社要去,想印行,这是一部资料书,并无笺注,也没有任何加工,兄见到的,大约是一段出版消息。

        冒辟疆的子孙有冒鹤亭,亦近代词人,久居上海,文革前故世,其子孝鲁,现在安徽大学教俄文,旧诗也做得很好。冒氏水绘图遗留文物,都捐献上海博物馆了。

        董每戡五七年戴上右帽,七九年改正,八〇年回广州中山大学,不到半年,即病故。

        赵铭彝即住在我附近,去年去他家见过。

        上大同学会我只知道是抗战胜利后高尔松、柏兄弟发起的,不知在敌伪时期已先有了。你说汪想把上大改为国民党的机关学校,似乎又在抗战之前,兄所言,恐时间不对头,大约记错了。

        普鲁士的“前哨”,三十年代已有杜衡的译本,编在《欧罗巴文学丛书》中,光华书局出版,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过另一个译本,记不起是何人所译,我以为,老兄可以不必译了,还是改一个选题罢。

        耑复,即贺年禧

        施蛰存1981.12.25

        施蛰存信中提到的“《历代词集序跋文萃》”,并未被古籍出版社出版,最终于1994年12月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名为《词籍序跋萃编》,署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策划,施蛰存主编。施蛰存1993年9月20日为该书作了《序引》,回忆了这本书的编选与出版过程,“1960年秋收后,我从嘉定向农民学习回来,被安置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资料室工作任务不多,原有的两位职员已可以应付了。但当时安置在资料室的教师却有三四人。我建议编一些教学参考资料,免得闲着无事……我偶然想到:在古典文学领域中,关于词的理论和评品,最少现成的参考资料……因此,我想到,在各种词集的序跋题记中,可以搜集到不少关于词的评论的史料,如果把它们辑为一编,对词学的研究工作,不无用处。于是我决心抄录唐、宋以来词籍的序跋。渐渐地扩大范围,凡论词杂咏、讨论词学的书信乃至词坛点将录之类,也顺便一并采录。用了两年的工作时间,居然抄得了约六十万字。把我自己所有的词籍、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的词籍、上海图书馆所藏的一部分词籍,都采录到了……这部书稿,在资料室存放了二十年,直到1980年以后,文化昭苏,各种打入冷宫的人与物,开始有了重见天日的可能。资料室负责同志检出这部书稿来还给我,希望我可以找到出版的机会。恰巧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的华东师大毕业生季寿荣同学1986年来上海组稿,我谈起这一份书稿,问他有没有可能由他们印行……全稿原先分为十卷:第一至八卷都是词籍序跋,第九、十卷是关于词论的杂文、杂咏。原来定名为《词学文录》。在重抄时,我删去了最后二卷,一则是为了节约一些篇幅,二则是使这部书稿内容专一:全部是历代词籍的序跋题记。因此,我把书名改为《词籍序跋萃编》”。施蛰存在《花间新集·总序》中也提到,“1961至1965年,是我热衷于词学的时期,白天,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在一些日常的本职任务之外,集中余暇,抄录历代词籍的序跋题记……我开始收集词集,逐渐发现其序跋中有许多可供词学研究的资料。于是随得随抄,宋元词集中的序跋,有见必录,明清词集中的序跋,则选抄其有词学史料意义的。陆续抄得数十万言,还有许多未见之书,尚待采访”。徐中玉在《回忆蛰存》中提到,“‘反右’之后,蛰存先生的职务、学衔、原工资全被撤去,给贬到系资料室去搬运图书、打扫卫生、应付门面时,他仍继续铢积寸累,夜间回家偷偷做业务工作”。即使身处命运的最低谷时,施蛰存都没有放弃工作,依然在为自己挚爱的词学研究努力着,怎能不让人动容!

        施蛰存1923年9月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书,1924年9月改入大同大学。《上海大学的精神》。宋桂煌是上海大学文艺院英国文学系十五年度第二学期毕业生,一生主要从事翻译,翻译过《高尔基小说集》等。关于上海大学,施蛰存和宋桂煌分别写有《上海大学的精神》和《上海大学琐忆》。施蛰存1980年12月27日致信宋桂煌,“你也是上大同学,我竟未知道,或者在1947年开同学会时知道,现在又忘却了”,1981年2月28日再次致信宋桂煌,“兄提到许多上大同学名字,助我回忆不少”,“‘庄铭彝’是赵铭彝之误,此人在戏剧界,即住在愚园路,去年我到他家去过”。

        关于上大同学会,笔者注意到些许材料。宋轶能在《高尔柏、高尔松事略》中提到,“1924年下半年,高尔柏入上海大学,高尔松则去东亚同文书院专攻日文,与青浦县徐勖同学,也常到上海大学听课”。关于上大同学会与高尔柏,周启新在《上海大学始末》中回忆,“上大同学目击时艰,咸有恢复过去光荣,共赴国难的愿望,为学籍问题,一再向国民党交涉;至1936年3月,国民党不得不在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由蒋介石以中常委副主席名义提出,追认上海大学学生学籍,与国立大学同等待遇,并函伪国民政府令主管院部遵照办理。于是各地上大同学纷纷组织同学会,而以南京为总会所在地。这年3月18日在南京举行上大同学会总会筹备会……以学籍问题最为重要,乃由原教职员方面推定各系主任三人及中学部一人,同学方面各系共推十一人,组织学籍审查委员会,以高尔柏主其事;同时登报通告同学从速登记,前后7月,粗告段落。1936年11月10日上午,借南京公园路民众教育馆大礼堂举行上大同学会总会成立大会。”

        另外,文末提到的杜衡翻译的普鲁士(BoleslawPrus)的《哨兵》,光华书局1930年9月版,系蓬子、徐霞村、杜衡主编的“欧罗巴文艺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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