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用元：老局长，老作家，老出版人

    湖北省新闻出版局退休老局长路用元本是学财务的，退休后当起了作家，著述颇丰，在《湖北省出版资料选编》中写了大量的文章，除了有几次出访纪行外，弥足珍贵的是纪录了湖北出版发展的进程。如《落实干部政策琐忆》《出版文化城申批追记》《德寿双高文武皆杰——我所了解的于溪同志》等。

    说路局长当作家是开玩笑的，这几年他笔耕不辍是真。我刚到《荆楚文库》那阵，路局长经常拿着他的大作来出版局办公室与我交流。说起话来，眉飞色舞，全然不像一个得过腺胰癌，切掉了一个肾，又年过古稀的老人。说到高兴处，他见我眼神游移，会突然打住，眉毛朝下一扫，说：你忙，我走了。匆匆的，有几次，我那个高门槛把他绊得直趔趄，好在他至今仍是保齡球高手，据说在省里老年队比赛得过名次，故身手依然矫健。

    26年前，我从出版社调到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工作，路局长正在局里“执政”。虽然我一度在办公室里工作了8个月，与路局长在一层楼上，但见他每天挥斥方遒，指点江山，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只好仰视而不敢近觑。除非开会，是不敢轻易去打扰他。

    真正与路局长“亲密接触”是我要到长江文艺出版社任职前夕。我去找路局长要粮草。路局长把我批评了一顿，我背着他流了点眼泪。当然，钱后来他也还是给了，教材政策也给了，但我平时从没流过泪的，所以，这次因为革命工作在他面前流了泪，记忆犹新。

    实际上，我去长江文艺社任职是路局长做出的决定。你想，一个没有干过编辑室主任的人，突然回到社里当“一把手”，作为局长的他还不是要承担些风险。何况，那年我才41岁。

    在路局长面前流泪还有一个原因我是把他当成亲人，当成长辈，人只有在亲人面前才会感到委屈，才会流泪。何况男儿呢。从此之后，我是没有流过泪的。虽然有时也想流，但眼水总是不听招呼。大约是还没有真正的伤心至极。

    第二次与路局长“亲密接触”是与他一起到美国举办三峡书展。

    这时我已经“荣任”了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因为去美国的活动是早就安排了的，所以我9月初去出版社报到，10月份跟着路局长去了美国。这次参访团路局长是团长，我是秘书长。临行前，刚刚退休的湖北教育出版社的武修敬社长在美国办了家公司，给了我几千美元，让我带着在路上用。

    去洛杉矶这回事，在《往事》一文中，路局长详细记述了书展的很多情况。很多细节我都忘记了，路局长却记述得十分详细：几个人，到什么地方去，见了什么人，还有我们带些什么书，哪些书销售得好，有文有图，好像他当初就打算退休后当“作家”或者“历史学家”似的，把这些资料保存得完完整整。从历史学的角度，这些细枝末节增加了很多史料性和现场感。

    武修敬给我的几千美金，成了我的累赘，临行前我让家属在内裤前面缝了个口袋，将钱都放在里面。不管做什么，这些钱顶着我的肚子，总是不舒服。在洛杉矶时，我与路局长一共五个人住在一栋别墅里，我们自己做饭，我负责记账，费用平摊，路局长虽然是团长，但一五一十地照交。有时，到外面买些纪念品，我们也是各自掏钱。我临走时也忘了问武修敬，让我带的这些钱，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直到回到了武汉，向武修敬交账，把那沓我藏在内裤里带了上万公里的美金又交还给他，他才说，你们没用？你没给路局长买点什么回国要送人的礼品？现在想想，我当时真是太“嫩”了，还说是秘书长！

    去到长江文艺社没几年，路局长在大会小会上没少表扬我。大约是1999年左右，有一天，分管的邱局长找我到出版局来，说是局党组研究，让我担任局长助理，配合副局长王建辉工作。谈完话我到路局长办公室探个头，打声招呼。到王建辉副局长办公室，他拉着我的手，说，以后我们一起干。

    局长助理的动议后来被省委宣传部否了。据说要成立集团，省委宣传部说一起安排，没必要这样折腾，但这事路局长、邱局长前前后后都没有找过我。现在想想，那时上下级的关系真的是十分简单。

    退休前夕，省新闻出版局让我来做《荆楚文库》这个大项目，倒是经常在院子里可以看见一头白发、几乎整天穿着运动衫的路局长了。虽然我的记忆常常停留在26年前某一个春天的清晨，但现在的路局长与26年前那个穿起西服，潇洒无比的帅哥比，不能不让你痛惜岁月的无情了。不过，你如果到他的微信朋友圈中去看看，你依然可以看见26年前，甚至更早一些时间里年轻的路用元。他的微信里没有那些风花雪月，或者养生之类的软文，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让人感受到一颗年轻的心仍在怦怦跳动。一个老作家，不，一个老出版人的襟怀，在字里行间，如宇宙般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