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王洪波）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年选学：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8月4日、5日在北京举行。
开幕式上，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稻畑耕一郎教授、原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教授、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党圣元研究员、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左东岭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研究员等分别致辞，对当下《文选》研究发表看法。他们指出，从刘师培、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选学”课程以来，现代《文选》学已历百年，百年来，这一学术园地收获颇丰，但也时有荒芜，直到上世纪80年代，《文选》研究才迎来了持续繁荣的时期。他们认为，对《文选》的研究虽已进行了近15个世纪，但绝非题无剩义，《文选》研究是中古文学研究的大本营，研究中古文学就绕不开《文选》；研究文体、文类等文学理论问题，也绕不开《文选》；研究文学经典化问题，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传播和教育问题，也离不开《文选》。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会长傅刚回顾了百年《文选》学的历史。“‘五四’至今，这一百年来的《文选》学经历了比较坎坷的发展历程。”他说，1917年，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文章，有“选学妖孽”一言。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后来的读书人很多都不再读《文选》。百年来，《文选》学一度陷入低迷局面，“但即便这样，还是有罗振玉、黄侃、高步瀛、骆鸿凯、傅增湘等先生的研究实绩颇为可观。研究中国古代学术的学者仍然熟读《文选》，我们这一辈人的老师以及老师的老师们，多娴知《文选》，成诵在胸”。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文选》终于又得到了公允评价，国家也批准成立了《文选》学的国家一级学会，使得集部这唯一自隋唐以来就建立的专学，在新时代重新焕发了青春。”他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选》研究与传统“《选》学”有很大不同，可称之为“新《选》学”。首先是呈现出国际化的特点，如日本、韩国、美国等海外汉学家的成果陆续引入，中国学者与海外汉学家的交流日益密切。其次，研究的内容、范围和方法发生了新变。传统《选》学主要是训诂、注释、辞章、音义之学，在新时期，理论研究的比重大为增加。另外，将《文选》放在文学史、学术史、书籍史中去考察，扩大了研究视野，拓展了《文选》研究的学术意义。
“‘新《选》学’的一大亮点是版本研究和旧注整理研究。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文选》的写钞本、刻本、评点本等等，都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研究，或修正前贤结论，或提出新见，收获非常喜人。而在旧注整理方面，最近出现了俞绍初先生负责的《六家注文选》整理本以及刘跃进教授负责的《文选旧注辑存》。这两部著作，都代表了新时期旧注整理的新高度，对《文选》学必有重要推动作用。”傅刚说。
这次会议由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主办。来自中国内地、台湾、香港，以及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地的110余位学者参会，共提交论文约80篇。在两天的时间里，与会学者围绕《文选》的具体文本研究、《文选》与汉魏六朝文学、《文选》学史研究、《文选》与中国文学理论问题、《文选》注研究等方面做了深入交流。今年是中古文学大家、曾任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会长的曹道衡先生诞辰90周年，为此，会议专设曹道衡先生纪念单元，以缅怀曹先生在中古文学研究领域的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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