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令飞：管自己去生活

    周令飞的爷爷鲁迅原名周树人，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在中国文学界乃至世界文学界都占有重要地位。

    抗拒“鲁迅孙子”身份

    夏目漱石的长孙夏目房之介曾对我说：“作为夏目漱石的长孙，我的前半生活在恐惧当中。”我起初非常吃惊，后来觉得“恐惧”这两个字并不过分。

    我年轻时不太关心我的祖父，我出生的时候他早走了，没有人对我提过鲁迅。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他在课文里出现了。我开始挺开心的，但是后来就不对了。老师说：“你是鲁迅的孙子，鲁迅特别伟大，你要做好样子，要表现好，特别是作文要写得好，那才是鲁迅的孙子。”从那天起同学们就改叫我“鲁迅孙子”，叫得多了我就觉得特别不舒服，感到有无数只眼睛在盯着我，如芒刺背，也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下学时我走在回家路上，一路上同学看到我就指指点点的，那是一段非常难过的经历，我简直认为去学校有一种罪恶感。我不应该是鲁迅孙子，我想赶快逃离学校这是非地，逃离鲁迅。那种滋味没有词汇可以说清楚，是刺痛、是紧箍还是捆绑？

    1968年底部队到学校征兵。我当时心里想，离开北京就没人认识我了，也没有人说我了。我兴冲冲地填了表，军代表一看说：“鲁迅后代？你吃不了苦的。”于是，我就吃苦给他看。先是经常在军代表办公室门口用大扫把扫地，吃饭的时候就拿出两个玉米面窝头坐在军代表对面啃，直到军代表终于同意。我光荣参军，就坐火车到了沈阳。可是接下来事情又来了。新兵连连长对我说：“鲁迅先生有一个未完成的事业你得帮他完成。”他们让我学鲁迅，去学医，分配我到卫生所当卫生员。我坚决反对，坚持要扛枪打仗保家卫国。连长没办法，把我分到警卫排。我非常高兴，接受军事训练，射击、扔手榴弹，摸爬滚打，每天扛枪站岗两个小时。为了备战，警卫排要挖防空洞，洞里空气稀薄，我一直拼到晕倒，为此我被批准火线加入共青团。我们部队驻地是个小山头，里面有一个菜园，我们经常去种菜除草。

    一天，排长找到我说：“我们现在排里有很多好人好事，你是鲁迅孙子，写文章一定很好，你做我们的通信员，写写报道稿子吧。”天哪，我哪儿会写呀！排长夜里三点多钟来看我，说：“快写。”我说：“真写不出来，困，我想睡觉。”他拿烟让我抽，我说：“我不会。”他说：“鲁迅先生会抽烟，你得跟他学。”那年我才十七岁，从此开始抽烟，抽了二十五年。清晨，终于我憋出了一篇稿子，结果是排长拿去修改了。

    1971年，部队想培养我做宣传干事，把我调到师部的宣传科。有一天，我发现宣传科有一台老式照相机。我就向科长报告：“我从小跟着爸爸学过照相，照相也能做报道。”于是开始了我的摄影生涯。经过努力，我拿过全军摄影大奖，还在解放军画报社当过专业摄影记者。

    总而言之，不论我走到哪儿，别人都说我是鲁迅孙子，我好像没有自己的身份。在你生活的环境中你不是你自己，真不是滋味儿！

    幡然醒悟祖父话语

    1980年，我毅然申请部队转业，并且自费去了日本留学。那里没人认识我，我又可以天真活泼，可以开玩笑，可以恶作剧，可以闹腾了。那时候我觉得特别滋润，感觉自己的魂回来了。我终于逃离了鲁迅的笼罩，变回我自己。但在日本，我碰到了两件人生大事。

    第一件事。初到日本，我又穷又不会日语，只能到中国餐厅打工，负责打扫卫生、搬运餐具，从很远的地方把洗好的各式餐具放到餐具柜里。我当过兵，觉得身体素质不错，很想好好表现一下，可是有一次不小心脚下打滑，打碎了几个烟灰缸。老板在另一头看着我，等我收拾好了叫我过去。他是一个中国人，他训斥说“你是怎么干活的”，我连忙道“对不起”，他说“我知道你是谁”，意思是，知道我是鲁迅的孙子。我心里想，我就是我，别扯上鲁迅呀。老板接着说：“你在这里打工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在付你钱，所以，不论你是谁，你只要把事干好。”我从背脊冒冷汗，从来没听过这样的训斥！但认真想来，他说得真没错，我在用我的劳动换收入，应该让老板满意地付钱。

    第二件事。1993年我用了三年时间策划举办了一个大型的“中国名陶展”，展览是和日本电视台合作的，这个展览在当时非常轰动，因为它是首次集结了中国陶瓷器精品，把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美国的民间顶级收藏全动员出来了，非常艰辛非常不容易。为了筹备这个展览我印了名片，上面印着“国际策展人”。日本电视台的藤昭老先生一辈子策展，看到我的名片他笑了笑没说话。后来在筹展过程中我出了一个小错误，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有问题补救一下就行了。可他仍不罢手，追问我为什么没预计到。藤昭先生平时笑眯眯的，可这时候他十分严肃地说：“你的名片上印着‘国际策展人’，但是你的工作品质不像国际策展人应该有的专业水平。”我真是很惭愧，很难过。

    我忽然想起祖父的一篇文章，他提到过日本人做事情特别认真，而不认真的中国人倒霉是必然的。我要做怎样的人？经过这件事我明白了，我要做一个有能力的人，一个专业的人，而不是虚有名头的人。

    那天以后到展览开幕剩下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在所有细节上下功夫，不懂的绝不装懂，遇事多请教几个人，所以没有再出现纰漏。“中国名陶展”隆重地在日本东京银座的三越百货公司开幕，当晚日本电视台在百货大楼顶层庆功。在大家干杯的时候，突然有人宣布要给周令飞颁奖。我愣住了。日本电视台社长拿着奖状读着：“非常感谢国际策展人周令飞为这个展览所做的贡献。”顿时我的眼泪落了下来。三年甘苦，一声肯定！我必须做一个有能力的人，鲁迅的孙子也要代表自己做些什么。

    父子同行回归周家

    小时候父亲不跟我谈祖父。他也一样，长期背负名人的压力，找不到自己。他常低着头，非常低调，非常收敛。他送我当兵、送我出国，他懂我的心思。而他自己，只能选择夹紧尾巴做人。他有时会说“我好累”，我能深切体会，他备受束缚，很多别人能做的事他却不能，因为他是“鲁迅儿子”。

    2000年以后，我开始经常回家，帮忙父亲整理东西。一天，我无意当中发现了父亲满满一纸箱的胶卷。我的职业敏感告诉我里边肯定有宝贝，就偷偷把所有胶卷扫描后转成正片。然后我惊呆了！里边有无数有价值的照片！有名人，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从香港到东北的民主人士；有市民，特别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老百姓的众生相。中国最缺四五十年代的写实照片，父亲的摄影填补了中国这一时期的影像空白。我放下了手中所有事情，拿出自己的积蓄，准备为父亲办一个摄影展。我说服犹豫不决的父亲，精选了一百六十多幅相片，于2009年在北京孔庙举办了“镜匣人间——周海婴八旬摄影展”。展览引起相当大的轰动。开展那天，刚开始他还有点忐忑不安，鼻头直冒汗，后来听到大家都说好他放心了。这个展览肯定了他的个人成就，他挺胸抬头，神采奕奕，特别高兴。当晚我给他办了八十岁生日晚会。他说：“我这一辈子原来过得并不开心。今天我非常高兴，人家称我是摄影家，我成为了我自己。”那晚他特开心，喝大了。

    展览之后，父亲好像换了个人，经常跟我说，我们应该多为鲁迅做点什么，还说他没时间没精力了，希望我能够努力加油。我说我想在中国成立“鲁迅文化基金会”，才能有机会有力量，他双手赞成。2009年10月我们开始奔走筹备。不幸的是，2010年初父亲患不治之症住进医院，再未出来。2011年4月6号下午，我去告诉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基金会在当天获得了批准。我握着他的手，他用手指轻轻地敲敲我的掌心。第二天清早，他走了。在走之前，父亲给我们留了一份遗嘱：“鲁迅是我们周家世代的骄傲，他为现代中国文化做出过巨大的历史贡献，作为鲁迅的后代及其家属，我们要世世代代牢记他的丰功伟业，不能忘记我们对弘扬他的思想，对传播他的精神有着无可推卸的使命和责任，从今天至永远，希望我们的后代也要积极参与纪念传播鲁迅的各项活动，主动地关心鲁迅事业的发展。”

    我是在2000年开始做义工，渐进做鲁迅的传播普及工作。我开始办展览，到处宣讲鲁迅，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多维度的鲁迅，比如他身高只有一米六，他除了文学还有很多方面的贡献，他幽默、喜欢恶作剧。这时，面对祖父，我不冒汗了，不觉得别扭了，反而觉得光荣、自信。我觉得我的生命当中有了他。我发现我和祖父有很多共同点：好开玩笑，喜恶作剧，爱美食，能喝两口，能吃苦，有韧性，属蛇，爱看电影……还有，他不高兴就搬家，一生搬过七八个地方，我也搬过七八个地方。我的DNA里、我的生命中，有他的影子,有他的遗传。以前他是他我是我，我只想逃。现在我慢慢走近他，为他做事、让他教导我，我离不开他了。

    通过祖父我跟父亲更近了，通过祖父我和父亲做了一些我们真正想做的事情。在筹建鲁迅文化基金会的过程中，我们慢慢开始有回到家的感觉，有点甜，有点暖。

    “管自己去生活”

    我没见过我的祖父鲁迅，他写过一篇散文《死》，其中一句话对我影响最大：“忘掉我，管自己去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我差一点成了糊涂虫。我曾经拼命想躲避他的光照，甚至想否定自己的身份。其实那是表面的，形式的。我的祖父希望大家忘记他，其实我们怎能忘记他，他在我们心里，我们会永远记住他。其实，所有后代都应该有一份责任感和使命感，无论这责任是大还是小，使命是重还是轻，后代都要为家坚守。

    最后，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或许你们会好奇为什么你们的太爷爷这么伟大，我却很少对你们提起，因为我不希望你们像我或者像你们的爷爷一样，背负盛名受到束缚。但是今天我想告诉你们，你们是鲁迅的后代，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他是我们的家人。

    谢谢了，我的家！

    （本版文章摘自《谢谢了，我的家》，《谢谢了我的家》编写组编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6月第一版，定价：69.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