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的乡愁

    早在五六年前，看《寻找·苏慧廉》时就注意到“谢福芸”这个名字。她是苏慧廉的长女，中文姓氏“谢”来自于她的先生谢立山——英国驻华领事。《寻找·苏慧廉》中大量引用了谢福芸几部作品中的段落，当时这些作品并无中译，因此这些摘自英文版的段落都由作者沈迦译出，在注释中表明了引用的出处。其中，最有趣的细节是，沈迦从谢福芸这些虚构作品的蛛丝马迹中探案般寻找到苏慧廉与常熟翁氏的关系，然后一路追溯，费劲周折联络到翁氏一脉的后人，已经定居美国的大收藏家翁万戈先生。

    沈迦曾在《寻找·苏慧廉》中这样表述：

    读过谢福芸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小说，从她个人的经历及所述之事的来龙去脉，我确信她笔下的人物及故事都有真实的背景，只是多以化名出现。就像你受邀参加一场化妆舞会，原本认识的人今天有意戴起了面具。于是，探寻她们真实面目的意愿，在我变得更为强烈了。

    这是奇妙的探寻。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沈迦凭借谢福芸小说中的段落和照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居然把小说中跟谢福芸关系密切、作为主角反复出现的“宫家”和常熟翁氏关联上，并最终得到翁家后人确认。从这个角度来说，谢福芸的小说是可以部分当作史料来看的。如今，谢福芸有关中国题材的四部小说中译本一次全部出齐。通过译者流畅的译笔，还原了谢福芸笔下的那个中国世界。而为这套书题写书名的，正是翁万戈先生。如同一个盛开在文字中的花园，经由园丁的执着和辛劳，居然在现实中盛放了书中的玫瑰。而谢福芸大概也不会想到，一百年后，她描述中国的作品真的变成了中文，在这片崭新而古老的大地上传布。而促成其作品中文版出版的人，来自生养她的第二故乡——温州；她在书中用热情笔墨描摹的中国青年“励诚”的儿子题写了中文书名。

    我曾经一度疑惑：为什么毕业于剑桥的谢福芸讲述她的中国故事时要用小说的形式？如果用纪实的方式来写作她那些独一无二、无人能企及的中国经历，将会多么精彩。甚至，遥远时空的读者如我们，也不用再去猜测她书中人物的真实身份。她所做的这些宝贵记录，都会成为珍贵的历史档案，作为我们回望中国近代动荡岁月的一个参照。而采用小说的方式写作，会不会有损材料的价值？读完这几本书，我的想法有了改变。

    正如阅读《寻找·苏慧廉》时一样，对“苏慧廉”这个人物由陌生到模糊到逐渐清晰，直到丰富饱满；读谢福芸这四部小说，对谢福芸其人也有一个这样认识的过程。在这四部书中，“我”贯穿全书，无处不在。在以往的认知中，对人物有了粗线条了解以后，我们总是习惯以贴标签的方式标记人物。对谢福芸来说，在不了解她之前，我们可以为她贴上太多符号化的标签：生在中国，长在英国；汉学家之女，外交家的夫人；六次旅华，写过很多关于中国的作品。但是读完这四部小说，我对谢福芸有了一个更感性的认识：这是一个多么生动、有趣的人！她从来没把中国当作异乡、异国。她与书中描写的各类人物一块呼吸、生长。她从来不以“他者”的目光来观照她笔下的中国世界，而是自觉地融入其中，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对于作者，采用小说的形式，似乎更容易抒情达意。就像我们很难用中文对父母说出“我爱你们”，但是转用英语写下“非常爱你们”似乎是很自然的事。跳脱了客观的立场，投入小说的虚拟殿堂，尽管建构殿堂的一砖一瓦都有源可溯，但构建的过程可任由情感的蔓延去指引方向，而不必严格遵循规则和制度。这大概也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谢福芸在书中对“励诚”说：

    你们中国人和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你们是人，在你们身上，有美德，有恶习，有着各种各样的变化。

    她在书中歌颂人性的美好，也鞭挞人间的丑恶。正因为她对中国有着深切的了解，所以她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都没有被“奇观化”。

    这是充分了解所带来的熟稔。这种熟稔得有文化打底才能自信茁壮。古巴作家卡彭铁尔曾经在书中描述他在中国旅行的感受：“我看见许多极为有趣的东西。可是我不确定我懂它们。要真正弄懂……就必须懂得那种愉悦，并对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有一些清晰的概念。”（《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谢福芸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了解显然已经跨越了“观望”和“猎奇”的层面。

    谢福芸出生在宁波，七岁之前都跟随父母在温州生活，照顾她的保姆就是一个温州老妪。在剑桥读完书后，她返回中国，和剑桥同学一块在北京创办了培华女中——林徽因曾是那里的学生。谢福芸也在中国邂逅了她的先生谢立山——一位探险家，还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家，被称为英国领事界“对中国内部事务了解最透彻的人”。苏慧廉去世后，谢福芸受牛津大学之邀，编辑整理了父亲的译著《论语英译》，这本书作为“世界经典丛书”之一，长销不衰。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谢福芸，对中国的感受，显然与来中国走马观花的他者不一样。

    在《名门》中，谢福芸讲述了她与两个中国家庭交往的故事。而其中的“宫家”，就是大名鼎鼎的常熟翁家。苏慧廉在山西办学时曾与在山西做官的翁同龢侄孙翁斌孙相熟。而《名门》中一再出现的“励诚”，就是翁斌孙的儿子翁之憙。谢福芸曾在翁家短暂借住，因此主要以翁家人物为原型，完成了这本描写中国贵族家庭生活的作品。

    而到了《中国淑女》，谢福芸的视野不再局限于一城一户，而是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在她笔下，有挑夫船工、贩夫走卒，也有大学者胡适、庚款代表团的英国高级官员。她竭力用笔墨还原她眼里的那片大地。“在这里什么都能找到，贫穷、坚忍、不公、心痛、死亡、激烈的思想辩论、老式的礼节以及偶尔新式的突兀。”“我认真研究你们的生活，中国又反过来教给我许多东西。”

    而《崭新中国》是谢福芸在二战中献给抗战中的中国的一份礼物。在动荡的时局里，她为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千百万普通的中国人击节鼓劲。“如果我已经亲见中国在挣扎中辉煌重生，却没能描绘出这幅尚在形成中的画面，我就好像背叛了中国对我的善意，那是不公平的。”

    在《潜龙潭》里，她的描写打捞回一段被历史淹没的往事：北平“箴宜”女校的创办人和继任者的故事。这段历史鲜有人知。谢福芸和同学也在北平创办过女校，深知办学的艰辛，但也更懂得知识对女性的重要性。书中描写了三位坚强的女性，在这些女性的性格特征中，也投注了谢福芸对女性的期许：独立、仁慈，宽厚、善良，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

    谢福芸写作的四部中国题材的小说，为她在西方赢得了不少读者，她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了她的汉学家爸爸苏慧廉。想必苏慧廉心里也很为这个女儿骄傲。他们当时也许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生活过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而他们作为异乡人，亲眼见证了这段历史。他们的文字和照片，留下了关于那个时代的珍贵记忆，而他们自身，也不自觉融入了历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这其中暗含着奇妙的缘分。

    对于谢福芸来说，中国并不只是一个她生活过的亚洲国家那么简单。她出生在这里，最亲近的人都服务过这个国家。她一生来中国六次。在交通并不顺畅的一百年前，这个数量很惊人。中国，是谢福芸的另一个故乡。这四部作品，浸透了她最浓烈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