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唐人在诗歌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唐文创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唐诗研究，学界有诸多厚重的研究成果。相比之下，唐文研究要薄弱得多。上世纪末，傅璇琮先生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在唐代文学“史”这一领域的研究做了极有价值的探索。然而，这部大型著述，重点在诗而不在文。值得庆幸的是，吴在庆、丁放两位教授秉承傅先生遗愿，率领八位学者组成学术团队，历时十五个春秋，完成《唐五代文编年史》这部学术巨著。这一研究成果，既是《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的姊妹篇，又是迄今为止学界专门研究唐文的新创举。

    《唐五代文编年史》首要的特点是其材料的丰富性。虽然，该书研究范围界定在唐五代“文”，然而，就“文”而言，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辞赋、诏敕、章奏、碑铭、记序等等。就时间跨度而言，唐五代文历时三百五十余年。就文的数量规模而言，唐五代文约四万篇，近千万字。尤其是墓志碑铭，随着考古工作的日益深入，新发现的唐五代文不断地被整理研究。因此，研究唐五代文，其材料的复杂性，可想而知。同时也应注意到，诸多唐文，因年代久远、材料阙失等原因，很难考订其作者以及撰写年代。《唐五代文编年史》全书竭力搜蒐、广征博引，展现给读者的是一部材料丰富而又翔实的学术专著。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该书对新材料的征引。如初唐卷唐高祖武德三年（620）二月，亢巧霞、吴在庆编年无名氏所撰墓志铭，录自《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武德〇〇二”条。又如盛唐卷开元六年（718）九月，曲景毅、林宜青编年许景先所撰《移置唐兴寺碑》，录自《金石萃编》；开元二十八年（740）五月，《唐故尚书右丞相增荆州大都督始兴公阴堂志铭并序》录自《唐代墓志铭汇编》“开元五二二”条；天宝元年（742）二月，《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王君墓志铭》录自《唐代墓志铭汇编》“天宝〇二八”条等。书中汇编大量新材料，使读者常常有耳目一新之感。

    该书的另一重要特点是“编年”。其时间，起唐高祖武德元年（618）五月，迄后周显德七年（960）十一月。全书以“年”为序，纵向递次编排。每一年中，又以“月”系文，横向编次。现以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为例管窥之。本年，该书编年起二月，迄十一月。二月，次文三篇，首次谢偃《可汗山铭》；次乃无名氏撰《大唐沧州景城县令萧府君之铭》等文；复次为于志宁作《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张府君碑》。五月，次文两篇，首为魏徴作《十渐疏》；次为无名氏撰《唐故壮武将军行太子左卫副帅段府君墓志铭并序》。八月，次文两篇，首为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序》；次为明濬作《大唐灵化寺故大德智该法师之碑》。十一月，次文一篇，乃无名氏撰《大唐故张君之墓铭》。对待一些难以确定月份的文章，该书以“本年”方式系于篇末。这样，全书纵横交错，主次有序，线索明晰。查征阅读，极为便捷。

    值得的关注的是，该书不是简单的为唐五代文编年。概括起来，其有三点：

    一是系年并考录出处。即每一篇文，系年之后，均介绍引文出处。如贞观十二年（638）八月，无名氏造《故大僧堪法师灰身塔》，指出文见于《唐代墓志铭汇编》“贞观〇六二”条。又如盛唐开元十二年（724）正月唐玄宗《示节俭敕》，指出文存《全唐文》。后唐天成元年（926）三月景姹《请改葬唐诸王奏》，即指出文存《唐文拾遗》卷五一。这一特点，贯穿全书始终，例子甚多。

    二是考订唐文作者、文集及其相关著述。如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八月，曲景毅、林宜青介绍说：“比部郎中郑绩卒，年五十六。藏书一万卷，有集五十卷，又撰《拓州记》一卷、《新文类聚》一百五十卷、《甲子记》七十篇、《古今录》二百卷，贺知章为撰墓志铭并序。”（盛唐卷，页158）又如晚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9）十二月，书中说：“李商隐本年四十七岁，病卒于郑州。临终前僧彻曾寄其《天眼偈》三章。有《樊南甲集》《樊南乙集》等。”（晚唐卷，页247）这一特点，书中屡见之。

    三是考叙作家政治、文论主张等。如开元七年（719）十一月云：“宋璟谏玄宗超奖藩邸故里岐山令王仁琛墨敕五品官……主张行赏命官，必缘功与才……”（盛唐卷，页78）如唐德宗贞元十四年“本年”条曰：“韩愈与张籍约本年秋有书往还，论为文之道。张籍批评韩愈‘尚驳杂之说’，‘为博塞之戏’。韩愈本年之《与冯宿论文书》述及自己亦有‘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之作。”（中唐卷，页239）所举者，虽不是全书重点，但也是值得关注的特点。

    全书在为唐五代文编年的同时，也为读者介绍少了文作者及其文集、编年文出处、文作家的政治主张以及文学理论等相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该书可谓是一部资料大全式著述。

    此外，在为唐五代文系年时，该书也注重介绍本年所发生的重大政治文化事件。这些介绍，突破了为唐五代文编年的内容限定，这也是该书的一个重要亮点。如贞观十八年（644）三月，书中说：“太宗在内殿召见诸州举子十一人，问以浅近，咸不能答；又令引至中书省射策，构思弥日，终不达问旨，理既乖违，词亦庸陋，诏令放还。举主以举非其人罪论，仍加一等。”（初唐卷，页98）又如唐玄宗开元八年（720）正月：“己卯，宋璟罢相为开府仪同三司，苏颋罢相为礼部尚书。以京兆尹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并州长史张嘉贞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盛唐卷，页80）类似例子，不胜枚举。据所引几条可以看出，《唐五代文编年史》具有宽阔的学术视野，很好的衔接了《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结合唐代政治、历史、文化背景等，为唐五代文编年，为读者提供了一部内容丰富、价值颇高的学术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