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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思礼路的简朴生活
我在一个中产阶层家庭长大。尽管父母的经济条件不错，他们还是训练哥哥、弟弟和我自小养成节俭的习惯。我们在家里必须把水龙头关好。如果父母发现水龙头还在滴水，我们就会被臭骂一顿。每当我们离开房间时，也必须把电灯和冷气关掉。父亲节俭的习惯，更不限于电灯和冷气机。
他每回出国时都会自己洗内衣裤，而母亲还在世时也会这么做。他总是投诉五星级酒店洗衣服务的价格高得让人足以买新的内衣裤。记得在二○○三年的某一天，父亲有一条旧跑步短裤的松紧带松脱了。由于母亲之前已补了这条短裤很多次，父亲就让她再换一条新的松紧带。但母亲当时刚刚中风，视力不好。她因此告诉父亲：“如果你要我证明对你的爱，我会试着去做。”
我和父母都不爱改变自己习惯的事物。例如，我打从小时候就和家人居住在这栋已有一百多年屋龄的房子。当我们在十多年前聘用现在的承包商兼管家赵祥华时，他问我：“你父亲辛辛苦苦工作了这么多年，为何不偶尔享受享受呢？”我解释说，我们住在老房子里和用着老家具，日子过得很舒适。我们并不注重奢侈的享受。赵先生如今已是我们一家人的朋友，因此他也明白我们很满意这样的简单生活。
比如，我的卧房里有一台窗型冷气机。现在的房子大多都使用更先进的冷气系统。赵先生替我到马来西亚购买一台备用的窗型冷气机，以防我这一台坏了能派上用场。我们家里的浴室都砌上马赛克瓷砖，而这比铺大理石地砖更实用，因为后者遇水时会很滑。但我们如今在新加坡已很难买到马赛克瓷砖，因此赵先生又得到马来西亚为我们买些备用地砖，以便家里的地砖磨损或脱落时可以更换。
节俭是父母自小就让我培养的美德。除了受父母影响，我之所以过得如此朴素，有一部分原因是想遵循佛教的生活方式。另外，我也希望自己万一有朝一日失去一切，也能坦然接受，继续过着简单的日子。一个人会很快习惯奢侈的生活享受。有些人觉得自己就算失去这些享受，也不会不适应。但我认为他们搞错了。我觉得人们在失去这些东西时，会眷恋它们，而不能重新适应简单的生活方式。
《星期日时报》，2012年9月5日
温馨而快乐的生日
如今，有不少父母会聘请专门策划儿童生日派对的公司，来筹办孩子的生日庆祝会。这些公司声称，这类派对不再只是“有钱人能办的”，就连一些住在政府组屋的人也会聘用他们的服务。要在一场派对上增添气球雕塑和脸部彩绘等活动，要花上三百五十元到八百元不等，而视活动的多寡而定，这样的服务一般历时两到三个小时。现在的父母也比以往更愿意花钱。《星期日时报》有一篇报道就指出，在二○○七年，主办一场生日派对的花费是三百元，但如今父母或许得花超过两千元。
我还记得儿时自己和哥哥弟弟过生日时，在家里办的生日“派对”。这些庆祝会并没有外人出席，只有母亲和我们三个孩子。我们从不追问父亲为何不在场；我们都知道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我们会有一个生日蛋糕，上面会插上一根蜡烛，还摆上代表我们的生肖的陶瓷动物。如果是我的生日，那就会是一匹陶瓷马，因为我是在马年出生。如果是显扬的生日，就会是陶瓷公鸡和小鸡，因为他属鸡。这些陶瓷动物仍摆放在家里一个属于母亲的摆设柜里。显龙是在龙年出生的，但我们没有人能想起母亲到底是用什么陶瓷动物来代表华人十二生肖中的龙。
我们唯一收到的生日礼物是母亲送的，而她总会送我们书本。我们对这一年一度的“特别日子”感到心满意足。即便是我们当年在上幼儿园时，一些家长也会给孩子在学校办生日庆祝会，还会为他们的同学准备礼物，而如今仍会有家长这么做。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有一个育有五名子女的医生朋友。她每逢孩子的生日就必须给他们在幼儿园的所有同学买礼物。就像在家里举办隆重的生日派对一样，在幼儿园办生日庆祝会似乎也已成为约定俗成的事。
我和哥哥弟弟是班上的例外。我们不曾在幼儿园办生日庆祝会，但也不觉得缺少什么或是埋怨父母。或许我们当时已隐约明白，父亲为何会以一身白衣现身我们在幼儿园的“毕业典礼”上，却没有时间陪我们庆祝生日。到了我们念小学的时候，就连家里的小型“庆祝会”和生日蛋糕也没有了。我们也不会为此而感到失落。就算是堂亲表亲请我们参加他们的生日派对，而看到派对上不仅有魔术表演、礼物和生日蛋糕，还有雪糕、冰棍、糖果和果冻等等，我们也不会觉得自己缺少什么。
到了念小学时，我们也不再收到生日礼物。母亲解释说，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而只有一天是我们的生日，并提出，不是生日礼物的礼物岂不更好？因为那会是一个惊喜，一年里的其余三百六十四天都有可能收到。我们被她说服了，而她也确实不只一年一次给我们买书本。
在我们步入青少年时期和长大后，如今又即将告别中年生涯，生日对我和哥哥弟弟来说，依旧不是什么大事。然而从一九八○年代初期开始，显扬会为我们的父母操办生日会。他一开始是自己亲自下厨，之后就改而请厨师到他家里烹煮一顿美味的晚餐款待我们。显扬是烹饪好手，家里的厨房配备因此也是一流的，绝对能满足大厨所需。过去六年，在我年满五十岁以后，我的一小班朋友有时也会说服我在生日当天到外头吃一顿好的。我的家人很少会记得我的生日，而我到了这个年纪，也宁可不要去想起它。不过，我还是会很高兴在过生日时收到来自病人、朋友和父亲的保镖通过电邮或手机短信所传来的祝福。尽管我这个人不太合群，但知道有人关心我、喜欢我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言归正传。昔日的回忆让我差点忘了自己要提起的一个道理。毫无疑问，新加坡在经济方面已取得显著的进步，而许多家长也希望让孩子拥有自己小时候不曾有过的东西。但当人生乐事沦为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后，它就再也不能让人快乐。我认为父母教导我不要在乎物质享受的做法是对的。因此，每当我难得有机会享受它们时，例如当有朋友坚持在我过五十岁生日时请我吃大餐，我就会感到特别高兴。但在日子艰难的时候，我也不会怀念这样的享受。
我们有许多年纪在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似乎认为过舒适的生活是天经地义的。他们习惯无拘无束，并以为自己想怎么样便能怎么样。他们和其他发达国家年纪相仿的人应该没什么不同。但我不禁会想，他们在遭遇不幸或厄运时，会有何反应？他们到底足够坚强吗？我虽不确定，但也不过于担忧。我自己无儿无女。如果有的话，我会像父母教育我一样教育他们。就一个蛋糕，摆上陶瓷动物，还有一本书作为礼物。这是一份“特殊的奖励”，而它对我们来说永远是“特殊”的，因为父母从不溺爱我们。
《星期日时报》，2011年5月8日
举家出游
若和同事孩子的假期相比，我儿时的假期要简单得多了。我的许多假期，都是和祖母一起度过的。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以前，我们一家人也会到马来西亚半岛的福隆港或金马仑高原度过部分的学校假期。
事实上，我们在新马分家的几天前，就正好在金马仑高原。我记得在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当天，我和母亲、哥哥及弟弟驱车赶回新加坡。我们三个孩子直到隔天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九六五年以后，我们改而到樟宜乡村别墅或隔邻的度假屋度过部分的学校假期。它们都是供政府官员，包括公务员和民选官员，所使用的海滨别墅。
我们跟其他在海边度假的孩子一样，会很早起身看日出和在海边漫步。吃过早餐后，我和哥哥弟弟会堆沙堡、挖蛤蜊或寻找海星和寄居蟹。涨潮时，我们会尝试钓鱼，或在海里游泳。若下雨的话，而十二月是多雨的月份，我们就会在室内看书和玩游戏。我记得曾经和年幼时的李俊能玩一种考验记忆力的纸牌游戏。他当时和他的父亲李炯才一家人就住在隔壁的度假屋里。四十多年后，我们依旧是好朋友。他是国大医院心胸外科医生，也是该医院外科部门总主任，而我则是一名脑神经科医生和国立脑神经医学院院长。
儿时的假期，也是难得有父亲陪伴我们一整天的时光。他有时会和我们一同到海边游泳，而母亲就会在岸上看着我们。她虽然没说出口，但她就是我们的救生员。父亲每天傍晚都会到附近的樟宜高尔夫球俱乐部打高尔夫球。我们会陪在他的身边，偶尔还替他推高尔夫球车。我有时会先走到下一个高尔夫球洞，在周围的树丛中“寻宝”。高尔夫球俱乐部任由树木和矮树丛生长，大概是要让打球的人更容易把球弄丢。
我在树丛中假装自己是在勘察地形的士兵。我的方向感很好，所以从不迷路，只是经常会被树枝和荆棘刮伤。但这一切让游戏更加逼真，因此我并不在乎。父亲也至少一年一次趁我们在樟宜度假时，带我们到乌敏岛的新加坡外展训练中心。以今天的水平来说，这所训练中心的设施不算很好，但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好，因此也很高兴地尝试各种障碍设施。我还保留了一张哥哥显龙攀爬一个绳网障碍物的黑白照片。那是一排排纵横交错的绳子。照片中，显龙看来已爬到顶端了，而我还很努力地想要追上他。弟弟显扬当时年纪太小，不能和我们一同在上面玩。我们三人都非常享受和父母一同在樟宜海边欢度的假期。我想就算父母为我们安排更有异国情调和昂贵的海外假期，我们也未必能玩得更开心。
如今，我属下的年轻医生在孩子还在上小学时，便经常趁年底的学校假期带全家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欧洲、美国或中国等地去游玩。一些家庭成员较多的人，则可能选择开车到马来西亚去。但总的来说，来自中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如今已把昂贵的海外假期视为理所当然。
我的读者大概能猜到我对这种现象的看法。新加坡周边有许多能让孩子边学边玩的好去处，所以到遥远的地方度假是在浪费金钱。家庭条件好的孩子没理由对范尔或阿斯本等滑雪胜地，而不是婆罗浮屠或吴哥窟等周边名胜更熟悉。但欢乐的季节又将到来，而我也不想听起来像刻薄吝啬的斯克鲁奇。在回忆了这些往事后，我想在停笔前祝愿读者们新年快乐，并借此提醒大家，天总有不测风云，最好不要太习惯生活中的享受。《星期日时报》，2009年12月13日
父母的爱情故事
我父母之间的关系，是我个人亲眼见过非常特殊的一段关系。他们肯定不是一见钟情，也并非主要被对方的外表所吸引。他们是因为性格合得来加上心灵相通而相爱。他们不但是恋人，也是最好的朋友，并从未计较对方在这段感情里付出多少。这是一种无条件的爱。
在母亲于二○○三年第一次中风之前，她的生活总是围绕着父亲，一心照顾他的所有需要。她在中风后身体有些残疾，也变得更虚弱。从那一刻起，我父亲就以她为生活的中心。他当时还在内阁担任内阁资政，但他会尽量根据母亲的需要安排自己一天的工作。他也很关心她的健康，不断敦促她每天游泳锻炼，也亲自监督她按照复杂的程序服药。
自从母亲在二○○八年第二度中风后，她就一直卧病在床，再也无法陪同父亲出国或出席各种社交活动。如今，父亲每晚下班后都会花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给母亲叙述当天发生的事和朗读她最喜爱的诗歌。由于这些诗集相当厚重，父亲会将它们放在乐谱架上。有一晚，他在给母亲念诗时累得打盹，结果一头撞在金属制的乐谱架上，擦伤脸部。但他只怪自己太不小心，每晚仍继续为母亲朗读诗歌。
我向来都知道父亲无所畏惧，并甘愿为新加坡苦战到底。我之所以会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在一份心理学期刊里看到了一篇对比“一见钟情”和“长相厮守”两个概念的文章。一见钟情的情况并不常见，一般也不会长久。
像我父母这样的关系其实也很少见。他们是彼此的精神伴侣，在庆祝了“钻石婚”（结婚六十周年）后仍然幸福。但他们甚少在公共场合秀恩爱，就连私底下也不常以拥抱或亲吻等亲密举动向对方表达爱意。我只在母亲第二次中风后，才偶然看到父亲轻吻她的额头，以示安慰。他们似乎不觉得有必要在别人面前显得恩爱。
我很欣赏父亲为新加坡所做的一切，在他八十七岁时仍不断为新加坡的利益而努力。由于他是土生华人家庭里的长子，我并没有料到他会对我的母亲如此深情，还那么费尽心思地照顾她。看到他在这痛苦的最后两年对母亲如此呵护备至，我心里更是对他增添了许多敬意。《星期日时报》，2010年6月20日
心疼母亲所受的苦
前些日子，我有一晚突然从睡梦中惊醒。我看了看手表。当时是凌晨四点。那是一场值得记住的梦，于是我决定马上把它写下来，否则我过后就会记不清自己梦到了什么。在梦里，我似乎同时在家里又在一个陌生的户外场所。忽然，一个怪物出现在我的面前，开始攻击我。我奋力与它搏斗，但它和我势均力敌。我没有吭声，也没有感到害怕，而是默默地与它战斗。
就在此时，母亲突然出现了。她走向我们，但也没有说话，只是向怪物比了一个“走开”的手势，就让它吓得逃之夭夭了。我心想，这就是母亲解决问题的作风，不必说无谓的话或做无谓的事，静静地把事情做好就对了。就在这一刻，我醒了过来。我从地板上爬起，走到母亲的房间看看她的情况。母亲正在安睡。于是我现在又回到自己的房里，把这个梦记录下来，而这确实只是一个“梦”，不能算是噩梦。母亲的身体太虚弱，已有两年又三个月无法下床。但我在短短的梦里又看到了她健康时的模样。我多么希望自己不要从梦中醒来，能够和妈妈一起消灭怪物，然后相伴离开。
母亲博学多才。她知道许多受过高深教育的人也未必知道或感兴趣的事情，而只要像我最近那样去翻一翻她书架上的书，就会发现她的这个特点。她的书架上有好几本关于新加坡动植物的书，还有一本她以前经常给孙子们朗读的精装童谣集。众多孙子当中，我患有白化病的侄儿最喜欢和她一起朗读童谣。她还有几本关于佛教和印度教的书籍，和一本超大字体的英王詹姆斯钦定版《圣经》，方便她不戴老花眼镜也能阅读。她还有许多关于印度种姓制度的书籍，她的书架上还有六本马来文字典，以及一本关于华族传统文化和符号的书籍。她当然也收藏了多本诗集，其中包括一本鲁德亚德·.吉卜林的诗作。
母亲也收藏了许多有关父亲的书，而它们都是别人写的，其中包括由S·J·罗德里格兹主编，收录了父亲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年演讲节选的《李光耀：其人其言》。母亲的书架上也有不少人们觉得有文化修养的人必定会看的书籍，如《源氏物语》、鲁思·本尼迪克的《菊与刀》、杉本钺子的《武士家的女儿》、简·奥斯丁的小说，以及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本书《绿山墙的安妮》。母亲不光是收藏这些书籍，而是会阅读它们。
现在已是清晨五点半。我刚刚又走进她的房里瞧瞧，而她还在沉睡。我安慰自己说，至少她在睡梦中会忘了自己的不幸。当我们把生老病死当作抽象的概念来思考时，要接受这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并不难。我毫无怨恨地接受这个事实，也不认为生活亏待了我。我遇过的倒霉事不少，我未曾埋怨过，因为我相信在苦难中历练韧力。
但我却很难接受母亲所承受的痛苦。佛教教导人虽要有悲悯之心，却也要懂得超脱。这是很明智的态度。我在面对自己的母亲时，却无法抱这样的心态。我无法让她回到二○○八年五月十二日中风之前的状态。她此后一直在受苦，而我的父亲也是。但这就是人生，而我们只能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下去，竭尽所能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的确，当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职责上时，我就能暂时不去想母亲所承受的痛苦。《星期日时报》，2010年8月29日
当逻辑在爱面前崩溃
我的母亲柯玉芝于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生。她的家族里有长寿的基因。二○○三年九月十六日，我父亲李光耀资政过八十岁生日。那是充满欢乐的一天，没有人料到暴风雨即将来临。五个星期后，妈妈在陪同爸爸到伦敦时，于十月二十五日当天中风。当时，她因年纪大而变得脆弱的脑血管突然爆裂，导致脑溢血。所幸她是右脑溢血，因此说话不受影响。但她看不到自己左边的东西。她在十月三十一日飞回新加坡。
碰巧的是，父亲之前已计划好在十一月入院动前列腺手术。我的父亲当时已有八十岁，母亲则有八十二岁。他们都已满头白发，看上去和从前那对郎才女貌的夫妻很不一样。但他们无论疾病或健康、富裕或贫穷、顺境或逆境，只要还活着，就依然爱着彼此。妈妈需接受密集的复健治疗，而她有时会感到疲惫和灰心。但治疗师很快就想到让她打起精神的办法。当他们告诉她父亲会来看她做运动时，她就会立刻振作起来，更加努力。
我的父母都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出院。妈妈中风后的唯一后遗症，是会不经意地忽略左边的身体。于是，爸爸在用餐时都会坐在她的左边，提醒她吃盘子左边的食物。虽然她在二○○三年中风后康复情况良好，但她的医生和我都知道，她的脑血管非常脆弱，再度出血的风险相当高。但我们决定不告诉我的父母这件事，因为说了只会让他们担心，而我们也无法避免它再度发生。我们觉得应该让他们享受人生，而不是去担心没有人能控制的事。
他们依旧一同出国。母亲在还未中风之前，会替父亲收拾行李。如今，他会试着自己收拾行囊，但过后会发现难以把行李箱关上，结果得让他的保镖们帮忙。母亲在中风前也从不会在父亲出门赴约之前离开酒店，以免父亲突然需要某条领带或某件衬衫。事实上，她总是会替他挑选要穿戴的服饰。但打从她中风后，她就再也不能这么做。即便如此，父亲还是要母亲跟着自己出国。那是因为，他希望在忙了一天后能和她讲述当天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之间的关系仍是那么亲密。
妈妈在中风前很爱看书。如今，她因左边视野受影响而难以阅读。但她还是坚持要看书，并以尺子压着书上的一行行字，确保自己不会看错行。爸爸认为运动会对她的身体有益。但她在中风后似乎变得特别怕冷，于是我们为她定做了几套色彩鲜艳的防寒泳衣。每当他们出国时，爸爸都会选择住在有泳池的酒店。有一回，妈妈想休息不想游泳，于是问爸爸：“今天在新加坡是公共假期，我能不能休息，不要游泳？”但他还是说服她去游泳。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的健康也每况愈下，四肢变得较不灵活，病痛更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他们都选择坚强面对，并感恩有对方陪伴。二○○八年五月十二日，我因拿了病假而在家里睡觉。一名保镖前来把我叫醒，说妈妈在吃早餐时从椅子上摔了下来。我一见到她，就知道她身体左侧瘫痪了。
我们没等救护车抵达，直接开车把她送到位于陈笃生医院的国立脑神经医学院，我当时希望她只是因为脑血管阻塞而中风，而在使用血栓溶解剂后就能康复。不幸的是，电脑断层扫描结果显示，她的右脑再度溢血。
我把爸爸、哥哥和弟弟叫到医院来。我知道，这次不会有好消息，但我希望医生能亲口告诉我的家人这个事实。自那天起，直到母亲在本月初过世时，我就一直看着她受苦。到了去年，她似乎已对身边的人毫无知觉，几乎是只有在听到父亲的声音时才会有反应，并会一直保持清醒，等他在深夜里来和自己说话。看着她在得到最好的护理之后仍在受苦，我理智的一面告诉我，她离开或许比活着更好。所以当时我肯定自己能在她真正离去时控制自己的情绪。
可是在母亲的丧礼上，当轮到我上台发表悼词时，我却哽咽了，甚至一度还得掩着我那因为悲痛而扭曲的脸。我对自己的表现感到羞愧。在想起妈妈的时候，我的情绪战胜了理智。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两场天灾，导致数千人丧命和更多人无家可归。我在报纸上看到相关的报道后告诉自己，这些人所承受的痛苦比我多。但是，我的脑海里满是我那过了八十七年幸福人生的母亲。
我的行为太不合逻辑了，我太过情绪化了。我以为我能坚强面对任何的不幸与悲剧，但我错了。母女情是超越一切逻辑的。《星期日时报》，2010年10月31日
（本文摘自《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故事》，［新加坡］李玮玲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3月第一版，定价：2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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