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和解

    我考虑，“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下的文化趋势，不仅是从小到大，从分散到聚合，而且是从对抗到非对抗，到和解。

 

    一

 

    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

 

    共同体、共同利益、共同价值，三个“共同”，斩钉截铁；又提出需求新内涵，就是从前所没有过的。这个命题让人预感到一种即将来临的思想转折。

 

    此前，与“共同”相连接的话语，实际上只是“市场”。

 

    可以这样说：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那一波全球化浪潮，在文化与思想领域所激发出来的，是与跨国观念、一体化观念，总之是和全球意识相互对立的，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本土（国家、民族、地区）意识。

 

    即那个时期颇为流行的“文化认同”之说。

 

    认同什么，不是全球，不是人类，而是自己。是内向的认同。

 

    “文化认同”，译自英文cultur⁃alidentity。其涵义是文化的身份、特性、同一性。亨廷顿教授生前有一本很有名的书，书名是《我们是谁》（WhoAreWe），副标题即是“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TheChallengestoAmerica’sNationalIdentity）。这位“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者”，认为全球化正在挑战美国人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即从欧洲带来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并为此深感忧虑。

 

    这类感受，这类危机感，这类反应，在那时相当普遍。美国如此，中国如此，其他各国也如此。都在加倍地保护自己，宣示主体，生怕被淹没，被吞噬，被边缘化。也就是生怕全球化或者别的什么更加强势的文化把自己给“化”掉。

 

    与“文化认同”同时期，还有一句特别流行的话“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句话出自法国画家高更的一幅作品（画于1897年，现存波士顿美术馆）的名称《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不仅语序不同，意思也不同。高更说的是人类，而引用者所说的却是自己，国家、民族、地区。

 

    2004年，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五位发起，70余位来自内地、港澳台及全球各地的华人学者、科学家、教育家和文艺家应邀出席，我所服务其中的中华文化促进会举行了一次以“全球化与中华文化”为主题，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文化论坛并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这份宣言由我起草，发表前吸收了许嘉璐、高占祥、王蒙、汤一介、刘梦溪等位的意见。事后我反复想过，时隔46年，这个宣言和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牟宗三四位于1958年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相比，在精神上是类似的，都是在强调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民族精神。

 

    必须说明一下，即使今日也不能说“文化认同”是一个负面的词语。这种地区的、民族的、国家的自我认同，对于抗拒文化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坚持本民族文化地位，以及文化的多样并存，均具有正面的意义。但也不可否认，这种因经济全球化而催生的文化认同的思潮，即文化民族主义，在强调各自向内的文化认同的同时也加剧了人类、人类文化的分化、对立，乃至冲突。亨廷顿教授的文化冲突之论应当与此有关。

 

    而导致上述反差，即经济全球化、文化本土化倾向的更深层原因，则是因为尽管人类已经走到20世纪，尽管已经处于全球化背景下，但人们的思想格局基本上还停留在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停留在冷战的框架内。

 

    按照有的学者的看法，虽然世界各国已经处于“双文化”时代，即各民族传统文化、国际性现代文化同时并举的时代，虽然人类的共同文化已经大面积出现，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人类在精神上还是地区的、民族的、国家的。

 

    这种情况再次说明，人类的智能往往领先于人类的理性。而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的状况，越是在传统深厚的国家，越为显著。

 

    我们住在同一个星球上，我们一起创造财富，努力生存，但我们的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分离的，隔膜的，相互猜忌的，甚至是对立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in-group,out-group”（自己人，外人），应该认识到，这种古老的族群分际，似乎已经成为不同范围，永不过时的文化传统。看来，走入21世纪的人类，还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下：经济上讲全球市场，讲竞争，讲利益角逐；文化上讲分化，讲本土，讲民族主义，总之这个世界基本上还是一个你争我夺的世界。

 

    情义、关怀、责任、共同理想，这类人文主义的元素，已经显得不重要、稀缺乃至多余。

 

    二

    “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温暖的、充满善意，阳光一般明媚的思想，就是在上述背景下提出的。

 

    相对于个体，它是大家；相对于局部，它是整体；相对于利己，它是共赢共享。

 

    世界从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媒体那里不断听到这样的话语，追求本国利益，维护本国权益，同时又兼顾别国利益、别国权益、别国之合理关切；谋求本国发展，又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反对零和，反对以邻为壑，反对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发展自己。

 

    还有最重要的，是当此纷纷扰扰之世，命运共同体这一命题，给出了一个指导行为、判别是非，希望所有人遵循的最高原则：以人类共同利益为最高原则。

 

    我想，正是这样一种共同标准，共同遵循，共同价值的出现，标志着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时代。

 

    如果分期，从19世纪90年代到2010年代是上一波的全球化。而从2011年开始，则进入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新一波全球化，也称“新时代”。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做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演讲。他多次提到，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体现着中国人、中国文化特有的智慧，它是中国方案。

 

    从“四海之内皆兄弟”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从“和而不同”，到“以和邦国”，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再到康有为《大同书》，孙中山大同主义，毛泽东“大同世界”以及费孝通先生的四句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可谓其来有自，源自漫长的中华文化，那些闪耀着智慧之光的思想。

 

    说到此，我不禁想到钱穆先生的“晚年定论”。1990年，95岁高龄的他以口述方式写下一生中最后的遗作，因为他“彻悟”到，“天人合一”可能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最后归宿处，也可能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特别引我注意，并且令我钦佩不已的是，在文章的结束处有这样几句注释：“今仅举‘天下’二字，包容广大，其涵义即有，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

 

    文化融合为一，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这就是钱先生心目中的“天下”之意，也是他，一位国学大师和史学大师的心！

 

    2015年，文促会与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在长沙举行第五次两岸人文对话。对话的主题，就是参照钱穆先生那篇文章的题目：《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在我心里，更是对钱先生的一份纪念。

 

    提到这件往事，也是想说明，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会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表达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说过：“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

 

    可以称之为灵魂的文化，不是别的，而是思想。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重要的思想，在新的时代，究竟应当如何寻求它的新内涵，而它，又将如何影响21世纪的经济、政治、科技，如何影响人类的文化，中国的文化？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相信每一位论者都会有不同的解读。限于篇幅，我仅就文化的对抗与非对抗，以及对立两面的和解表达一点意见。因为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在目前显得尤为突出。

 

    我想，或者我希望：21世纪的人类文化，共同体目标下的文化，将逐步发展为非对抗性的文化，不断走向和解的文化。

 

    我曾讲过文化的超越，主要是讲文化在历史过程中由小到大，由分散到聚合。这次讲另一种超越，从对抗到非对抗，到和解。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表现形式多样性”的说法，与“多元化”的说法是不同的。多元，可能包含文化之间根本性的不同，可能包含对抗性。而表现形式多样性，指的是表现形式的千姿百态，色彩斑斓，是差异性，其中不包含对抗性。

 

    对抗性普遍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于人与人，集团与集团，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传统与传统，信仰与信仰，制度与制度之间。

 

    人类从古到今，往远处说，因为分散、分隔、分化的时间太久；往近处说，近200年，更因资本世界化，殖民与扩张，尤其两次世界性的战争，难以释怀，难以弥补的对抗与对抗之心，已经成为现代人类共同的遗产。

 

    只是，这个遗产，只能给人类不断地带来无穷无尽的不幸和哀伤。

 

    放开我们的想象，假如天下终于发展成为我们的圣贤所理想的“大同世界”，发展成为共产党人所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对抗”是否还将存在，是否会完全消失或部分消失，抑或转变为另一种形态：不再是谁代替谁，谁消灭谁、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对抗，不再有彻骨之仇恨，不再有野蛮的杀戮，究竟如何，我们恐怕只能想象。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类的共同的文明和进步，将逐步地、不断地将野蛮演化为文明，将对抗转化为非对抗。而一切文化，一切思想，都应当为这个美好的理想，为寻求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做出努力，做出贡献。消弥隔阂，消弥对立，减少冲突，减少对抗；而不是相反，不是鼓动、强化、加剧对抗。

 

    既然是命运的共同体，就让千差万别的文化自由而平等地生长、流动和融合，就让文化的创造者、享有者、消费者自由而平等地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完全不接受，欣赏、不欣赏或者拒绝欣赏、乃至厌弃。

 

    近年里，我们之所以既主张文化认同与民族精神，又认为不宜过度夸大本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我曾写过《中华民族对种族主义具有天生免疫力》，仅这一端，还不够），既要自信又不可自大；既要做爱国主义者，也要做世界主义者。还要理性地看待、尊重、学习其他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文明成果，目的就是希望尽可能在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创造一种友好、和谐的关系和非对抗的气氛。

 

    近期，我和文促会同仁先后在上海、西安、北京邀集一些政府部门、学术机构、院校、企业界朋友座谈民间组织对外文化交流的情况。期间不少人谈到“文化态度”，就是如何看自己，如何看他人。有的人提出，不宜说让中华文化震撼世界，引领世界。宁可说问候世界。要有跨文化的国际理解力。只讲“各美其美”还不够，还要讲“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庄子说过：“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

 

    要做到这一点，解除对抗和对抗心理是前提。所以我认为，非对抗是一种价值。

 

    “和解”一词最初引起我的注意，也是因为“对话”。两岸人文对话在两岸多个城市举行过10次。而我特别想要说到的是，刘梦溪先生先后参加过5次。2012年12月，我们在北京大学举行以“中华文化与世界和平”为主题的第一次对话，梦溪先生即在讲论提到北宋思想家张载，引用《正蒙·太和篇》里的四句话：

 

    “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是为张载的矛盾论。“对”是矛盾的两面，“仇”是矛盾的斗争，“和”是结局，解决，是对立统一，平衡。事物是动态的，它会在不间断的相依、相对又化解、和解过程中开辟新局。

 

    “仇必和而解”。你可能以为他会说，仇必起而斗，或者仇必斗到底。但他没有那样说。再看他的语式，他的推断，也是斩钉截铁。因为这不是意愿，而是论断，是哲学家给出的命题。

 

    张载的论断是有依据的。

 

    中国人说“天下大同”，又说“大同小异”，即是说，人之共同性大于差异性。共同性是基本的，普遍的。我们赞赏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并对减少对抗，化解对抗，走向和解抱有充分的信心，盖出于此。

 

    （本文作者为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