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舒晋瑜）“从宏观层面上看，2017年的各类文学创作，可用两个关键词加以描述，那就是切近生活、切近时代。”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白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17—2018年中国文情报告》透露出重要的信息：2017年的文学创作势态，整体上呈现出现实题材在强势进取中成为主潮流，中国故事在独到讲述中成为主旋律的主要特征。
中国文情报告自2003年立项以来，已坚持运作了15年，为国内首部宏观性年度文情考察报告。据白烨披露，持续15年的这个项目，因为种种原因，将不会再以“中国文情报告”的方式面世，今后或许会以另外的面目出现，参与其事的作者也将主要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年轻学者为主。
据分析，《2017—2018年中国文情报告》有三个趋势值得注意：一是报告文学书写生活热点形成诸多亮点。报告文学因具有“短、平、快”的特点，而被称之为“文学轻骑兵”。但2017年度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很难用用“短、平、快”来给予估量了，反而既快捷又深刻还不失厚重，改写着人们对于报告文学的既有印象。这些作品，或者反映社会生活的种种巨变，或者状写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总之是跟踪着生活的脚步，把握着时代的脉动，在生活深处捕捉着最为动人的景象，在时代前沿寻找着最为动人的音符，使得报告文学涌现出不少直面当下社会现实，讲述新的中国故事的文学力作。如何建明的《那山，那水》，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于2005年8月15日考察安吉余村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后，安吉余村在12年来发生的环境巨变。纪红建的《乡村国是》由一个个的生动事例，写出了扶贫的不遗余力，脱贫的别开生面。宁肯的《中关村笔记》，以非虚构文学的特有方式所做的中关村探秘，述说了中国科技工作者通过众多个人“科技梦”实现民族“中国梦”的不懈追求，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在信息科技领域里突飞猛进的一个缩影。
二是小说创作在作品的数量上扬的同时作家的视点下沉。据国家书号中心提供的统计数字表明，2017年间以长篇小说申报书号的图书有8900多种。而在2016年，以长篇小说申报书号的图书是5000多种，一年之间就增长近一倍，这样的增长速度与增长数量，都是让人意外，令人吃惊的。当然，如果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可能这样的总量有着几个方面的构成，属于严肃文学领域的原创小说，可能约占三分之一左右，而即便是这样的数量，也是近年来增长最快，增量最多的。因而，这便使2017年具有了某种标志性的意义。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2017年间的长篇小说，在数量大幅增长的同时，质量也在稳步提升。这尤其表现在现实题材书写中，作者的视点普遍下沉，因而作品更显深邃；正在崛起的“70后”作家的创作中，在个人化叙事中负载更多生活内容，分量明显厚重。现实题材书写中的视点下沉，主要在于许多作家作品都体现出透过事象看内里，着力揭示人们精神世界深层异动的取向，从而使现实生活在文学的折射中，更有立体感，更带深邃性。如关仁山的长篇新作《金谷银山》，在范少山回乡，以及寻找金谷，成立经济合作社的主干故事中，给人们揭示出来的，是新一代农民的远大志向与高远情怀。李佩甫的《平原客》，以身任副市长的刘金鼎的复杂、隐秘又微妙的心态，衬托出某些官场的本相以及某些官员的心相。孙慧芬的《寻找张展》，在寻找儿子的同学张展的故事中，渐渐呈现出两代人之间在生活方式与行为观念等方面存在的种种差异与隔膜，但这种寻找行为本身又构成了逐步接近与相互理解。
三是“70后”一代表现出对个人化写作的可喜超越。通常被看作是个人化写作的代表的“70后”作家，在2017年间不仅许多作家都着意于现实题材书写，而且普遍向人物回归，通过描写典型化的人物，来负载更为丰厚的内容，表现出对个人化写作定势的有力超越。这尤以梁鸿、任晓雯和石一枫的写作最为突出。
《2017—2018年中国文情报告》还就当下文学发展中的某些倾向性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剖析，指出：2017年，从文学创作到文艺生活，在作品的品类丰富和活动的样态丰繁中，体现了文学创作的持续活跃，文艺生活的异常活泼。但仔细检省起来，创作方面在题材类型、作品样式上，还有某些不平衡。文艺欣赏与消费方面，在意趣与情趣的走向上表现出了某种倾斜，并隐含了值得注意的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比较来看，现实题材的强化与优化，文艺趣味的“泛娱乐化”的澷泛，显得更为重要，需要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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