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创作上的“反向实验”

    以往提起李陀老师，读者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他的文学评论家身份，如今，他通过长篇小说《无名指》的写作再次回归创作者行列，并力图践行自己的“纯文学”主张，号召当代文坛彻底摆脱现代主义文学的阴影。

    基于此种目的，《无名指》的创作可以被视为一份特殊的文学批评。李陀老师作为文学批评家，并不仅仅基于个人的文学批评成就，而是他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各个时期的文学批评都有效地呈现出彼时的历史性难题。从1979年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到80年代的《也谈“伪现代派”及其批评》、90年代的《丁玲不简单——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重要角色》，乃至于近年来的《〈波动〉序言——新小资和文化领导权的转移》等莫不如此。而贯穿于李陀老师90年代中后期到当下的思想主题，就是对于“纯文学”的批评。

    在《漫说“纯文学”》一文中，李陀老师谈到了一个现象：“我注意到，在九十年代的很多小说里，‘内心叙事’这种心理描写特别时髦，尤其是第三人称的自由间接引语这种技巧，几乎变成了很多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的主要写作手段。”为了践行自己的“纯文学”主张，李陀老师在《无名指》中坚决摒弃这一写作方法，不依赖心理描写而是依赖对话来塑造人物。文中人物的对话都简洁、凝练，并带有鲜明的个性，对话成为最主要的表现手段，不仅用来刻画人物，并且用来推动情节发展，哪怕是人物的内心活动，也以拟对话的方式呈现。

    不以自由间接引语的方式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将内心的情绪直接体现在对话中，这种写作方法在当今的作品中较为少见，却从头到尾贯穿在这部二十万字的小说之中，成为《无名指》的一大特点，因此从技术层面来看，《无名指》可谓是李陀老师在写作上的一次反向实验。他努力降低作品中的象征、意象、隐喻、反讽等美学元素，把“写实”这一要素放在创作的中心位置，力求将现实生活表现得真实生动，让小说中的日常生活充满可见、可闻、可以触碰的质感，希望读者能像谈论自己的亲人、朋友、邻居那样谈论他笔下的人物。

    对于这次“反向实验”，李陀老师自己总结说，“这个‘反向’并不是倒退，也绝不是在写作上复古——如果说复古，那和文化史上多次发生的‘复古’一样，从‘古’寻找资源和灵感，不过是为前进找到新的支点，为一次新的跳跃找到更合适的踏板。”由此可见，《无名指》的意义高于艺术上更为成熟的作品，对话与心理，形式与历史，生活与信仰，李陀老师将当代文学复杂的焦虑以小说而非文学批评的方式，更为有效地向时代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