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译汉籍中图文关系的分析和启示

    《燕京岁时记》是一部记叙清代北京风俗的杂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首度刊印。该书按照一年四季的时间顺序，记叙清代北京时令节庆的风俗、时景、物产、技艺等，凡一百四十六条。该书作者富察敦崇（1855—1922）是满族人，字礼臣，号铁狮道人，著述颇丰，《燕京岁时记》是其知名著述之一。该书对北京的时令风俗描绘明了简洁而又生动有趣，因此曾被翻译成日文本和英文本在国外流传。英文本由于附有插图，表达更为形象。目前对于该书的研究论文及文章，未有涉及其中插图部分，对于文本与插图的关系也未见研究。本文就此抒发一己之见。

    《燕京岁时记》的日译本和英译本

    辛德勇在《蒐书记》的《大东购书漫记》一文中说：“《北京年中行事记》这书是清末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的日译本，注释此书的小野胜年，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家，熟悉注释此书所需要的相关典籍，并在北京留学过一段时间，对于书中记述的许多节令习俗，都有亲身见闻，所以所做注释既有文献参稽，又有实地验证，具有很高学术参考价值。此注释本前有昭和十五年亦即1940年7月小野氏序，因此注释中提到的当时的实际情况，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有关节令习俗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的演变情况，作为对原书的补充。”

    无独有偶，美国人卜德（DerkBodde，1909—2003）著有英文译注本，书名为AnnualCustomsandFestivalsinPeking。之所以称之译注本，因为卜德与日文本译者小野一样，在原书的翻译之外做了很多注释。顾钧在《卜德与〈燕京岁时记〉》（《民俗研究》2011年3期）一文中概括道：这些注释不仅有知识性，而且有学术性，对于古代和当时的材料不仅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而且能够纠正原文的一些错误。如在“清明”一节，原作者富察敦崇写到“清明即寒食，又曰禁烟节”，卜德注释道：“作者这里说错了，寒食应该在清明前一天，清明节如果用阳历来计算，一般在每年的4月5日左右”。卜德原是哈佛大学的汉学研究生，1931年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来北京研修，1937年离开中国。译注《燕京岁时记》时，卜德曾得到时任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张星烺和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洪业先生等名师的指点。英译本是其进入汉学研究界的敲门砖，由此，卜德在这个领域勤奋耕耘，最终成为国际著名的汉学家。

    英文译本与日文译本内容相较，最显著的不同在于，英译本附有插图共35幅。在外译汉籍中，插入图像可以帮助异域读者更好地理解原籍的意义。由于中外文字在意义表达上的不完全对应，即便竭尽描绘之能事，也有意犹未尽之感。因此，词不达意便辅之图像，以图会意，事半功倍。卜德这个插图英译本出版后，受到了国际汉学界的好评，在初版近三十年后的1965年，香港大学出版了第二版，其中卜德修正了首版的一些错误之处，该出版社又在1968年和1987年两次重印第二版。

    《燕京岁时记》英译本中图像来源

    卜德在英译本前言中特别提到，插图主要来源有二。一是借用了《鸿雪因缘图记》中的木刻版图绘六幅作为插图。该书是清完颜麟庆（1791—1846）身世经历的记录，其时著名画家汪春泉等绘图。该书以时为序，分为三集，每集二卷，图凡240幅，记共240篇。“鸿雪”出于苏东坡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麟庆号见亭，满族人，为金代皇室完颜氏的后裔。麟庆科举入仕后各处做官，有机会游历山水名胜。这部书有图又有记，所以书名叫《鸿雪因缘图记》。麟庆府上老宅在鼓楼东，祖坟在安定门外，童年、青年和晚年都在北京度过，对家乡情感浓厚，因此他在《鸿雪因缘图记》中重点描述了北京。

    卜德另请民国时期的插图画家傅叔达为该书绘制素描。傅叔达原来名不见经传，近年来受到关注是因为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名家苏利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在其名作《20世纪的中国艺术与中国艺术家》（Art and Artists of Twentieth Century China）中给他作了小传。傅叔达早年曾在北京习国画。1937年赴美国，从事书籍插图。后又到中国香港、印度、新加坡和中国内地工作。1948年后定居上海。卜德既邀请其绘插图，其时他应有一定名气，从时间上分析，傅叔达插图画家的术业专攻，应在其赴美从事插图之前就确立了。

    《燕京岁时记》卜德英译本的图文关系

    《燕京岁时记》卜德英译本图像和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即互文性非常丰富。该书的插图除了一般书籍插图对于文本的辅助作用外，还有补充、评价、更新文本意义的作用，亦有插图与文本之间意义既相一致又有不同的复杂情形。总结起来，有如下三种类型：

    首先，以图释文型。借助于图像，文字还原成了所要描绘的具体的事物，形象而生动，使读者易于理解，且使我们后来读者有身临其境或亲见其物的历史感。《燕京岁时记》中这样介绍兔儿爷：“每届中秋，市人之巧者用黄土抟成蟾兔之像以出售，谓之兔儿爷。有衣冠而张盖者，有甲胄而带纛旗者，有骑虎者，有默坐者。大者三尺，小者尺余。其余匠艺工人无美不备，盖亦谑而虐矣。”傅叔达按照其中描述，画出了符合原文中多种兔儿爷样式的“豪华兔儿爷”：既有衣冠华盖，又佩甲胄插纛旗，且骑虎并有童子陪侍。这样的精美民间手工艺，现在只有在图像中才能见到了。

    第二，以图补文型。在原文意义的框架中，用插图详述、增强和延展文本所欲表达的意义。原书端阳节中提及五毒饼，但未详述，卜德配以傅叔达绘的蝎子、蜈蚣、毒蛇、壁虎、蟾蜍五毒图，并加以说明，挖掘了原文的知识内涵。“八宝荷包”一节也是如此。原文有：“每至元旦，凡内廷行走之王公大臣，以及御前侍卫等，均赏八宝荷包，悬于胸前，部院大臣不预此例。”卜德译文插入了傅叔达绘八宝荷包绣制图样，译者并在书中特别说明：这八宝为：法轮、法螺、法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这些都拓展了读者的民俗知识。

    另有六幅插图亦取自现成图像，分别为门神郁垒（胡敬德）和神荼（秦琼）图、钟馗捉鬼图、关帝像拓片图、满族家庭迎新年图、大发财源图、铁拐李图，均起着补充说明文本的作用。

    第三，图文相嵌型。这一种类的插图和文本关系最复杂，也最有意趣。卜德在使用《鸿雪因缘图记》的现成图画为插图时，往往着眼于原图画面中的组成元素，取其与文本重合之处来用。同时，通过植入原图像，他也将其原来的故事嵌入译文，丰富了文本的内容。这犹如将图画嵌入镜框，框架以内的插图与文本内容一致，框架以外为拓展部分。这一方法的使用显示了卜德在理解和驾驭中国古典文献资料方面的功力以及不拘一格、灵活运用的能力。翻译“戒台寺”时，他借麟庆《鸿雪因缘图记》中《戒台玩松》一图为附图，颇为切题。麟庆尽数在戒台寺赏玩古松之妙趣：“入门，望千佛阁，丹影飞空，阁前数松，翠云匝地，一松旁树石碣，刊高宗御制活动松诗。其本甚巨，偶摇一枝，全身俱动，不可思议。两松一卧、一侧，若龙相逐。北院又有九龙松，鳞甲蜿蜒，霜皮半蜕。一枝名凤凰窝，俨垂翠尾……晚宿方丈，玩莲花、凤眼二松。”卜德在文中注释：戒台寺千佛阁台前有名松，图中用来支撑松树的石碑上刻有“卧龙松”三字，该碑在该图绘制时已经倾斜了。卜德在译本中借《戒台玩松》一图补充了戒台寺有名松的重要特点，同时也指出图中直立的石碑与实际上已经倾斜的事实不符的情况。此时对原著的翻译已经成为对插图的批注和点评了。

    《燕京岁时记》“洗象”一节中说：“同治末年、光绪初年，越南国贡象二次，共六七只，极其肥壮。都人观者喜有太平之徵，欣欣载道。”卜德附插图时，并不拘泥于原文，而是借麟庆《鸿雪因缘图记》中《赐茔来象》一图为附图，并重新命名为《贡象来京》。麟庆的祖坟在安定门外黄寺羊店的西边，祖茔来了两头大象，麟庆认为是吉兆，所以绘图记之。这两个故事的共同点在于大象来京，但是此象非彼象，越南贡象应在1874—1875年间，麟庆所见《赐茔来象》应在其生活的1791—1846年之间，是不同时代的不同故事。插图在此，一石二鸟，由此典故及彼典故，颇得中国传统联想式批注的神韵。此时，插图的意义也并非完全依附于文本，而有自身的独立意义。

    卜德善于利用注释和插图将文本中隐含的内容发掘出来。在翻译“太液池”时，卜德并未止于这个词的翻译，而是用一个小注说明太液池是北海、中海和南海的统称。他还更进一步，用麟庆书中《金鳌归里》一图中的北海白塔元素做插图，带出另一与北海相关的典故。麟庆书原图的故事是，癸卯（1843年）5月麟庆从外地回到京师，到内务府报道后，内务府转达皇帝钦命：“入城进西安门取道金鳌玉蝀桥（即现在的北海大桥，本文作者注）”回家，麟庆特以此图铭主隆恩并命名为《金鳌归里》。在这幅重新命名为《北海》的插图说明中，卜德质疑原图中石桥的高度：“请注意，石桥的高度被夸大了，这一惯例在中国和中世纪欧洲的绘图中均可见到。”在图文之间自由转换，对于文献典故灵活运用以及跨文化视野的点评批注，是图文关系中最为精彩的部分。

    “什刹海”一节借麟庆《鸿雪因缘图记》中《诗龛叙姻》一图为插图，并重新命名为《什刹海》。该图说的是，麟庆有女嫁内务府蒙古旗人国子监祭酒法式善之孙。法式善当时居在今地安门北，近什刹海，府中诗龛是当时文人雅集的一个重要场所。两亲家为世交，且二人皆好诗词，故他很满意两家结姻。插图中什刹海的元素是与文本内容重合部分，麟庆的家事是插图的故事，为内容拓展部分，各自独立又相互重叠。卜德并在插图下注释道：“什刹海之所以冠此名，是因为原来此处有十座寺庙。”

    自古以来，图像一直是人类反映世界的最直接方式之一。中国史书在文字记载之外，也有“左图右史”之说，以期图文并茂。近现代以来，由于摄影、摄像、多媒体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图像的概念大大扩大了。广义而言，图像包括纸上的，底片或照片上的，电视、投影仪、计算机屏幕、手机等移动终端上的所有具有视觉效果的画面。彭亚非在《读图时代》一书中认为，现在已经进入“读图时代”，各种各样的图像铺天盖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读图已经成为风尚，图像社会或视觉文化时代已经来临。可以认为，正是数字时代对图像力量前所未有的肯定和研究，促进了学术界对于图像和文本关系的揭示和研究，我们期待从中发掘前所未见的信息，开拓新领域，创建新理论。

    笔者在收集和整理西文文献中的老北京图像时，发现诸如《燕京岁时记》卜德英译本等资料里有不少插图，这些插图依附于文本而生，但又不仅是文本的辅助和点缀，也有文本意义深度开掘的功能。卜德对麟庆书中图像的运用，显示了图文关系中最复杂也最有意趣的情形，插图与文本时而意义趋同，时而衍生出不同的典故，这种互文性值得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文古籍中清代北京老照片及图片的整理及研究”12LSB01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