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问题”：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

    恩师费孝通先生发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一文距今刚好30周年。就在几天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了这一纪念会议。在会上我提到，费孝通先生留给学界的遗产是一座丰富而又多维的知识宝库，我们理解费老的思想也可以从多维的角度展开。从经验的层面要从小社区扩展到大世界，从思想层面要关注先生如何理解中国文明的进程、中国思想体系的内部构造，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流、世界文明间对话的框架下，去理解费老的思想判断。所以，对费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讨论，更离不开这一多维的框架，不应仅就民族而谈民族。

    记得我第一次陪同老师到武陵山区调研，在车上他就说他一生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汉族农民的文章、一篇是关于少数民族的文章。2005年费老离开我们后，《开放时代》杂志约我写一篇纪念性的文章，于是我写了《费先生第三篇文章：全球化与地方化》。因此，费先生的三篇大文章涉及了汉族社会、少数民族以及全球化这三个重要的领域。在这个总的领域中，费先生提出了很多问题，包括中国农村、中国工业向何处去？如何通过对民族地区的调查、来认识多民族中国社会的整体形态？在具体的社区研究中，如何处理全球化和地方性的关系？如何处理城乡协调发展以及区域发展的问题？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怎样通过文化自觉的转化，成为认识当下中国社会知识构成的重要来源？中国文明如何贡献于21世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等等。他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与回答，已经构成了一种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迈向人民的具体实践、全球和谐共生的理念等特征的总体性理论与实践。我在很多场合说过，费老的学术和应用，已经构成了总体性“费孝通问题”。

    费老的这三篇文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有机地联系为一个整体，其中的实证研究、方法论思考以及理论升华，呈现了开放而又立体的问题意识和知识体系。背后是费先生对于人文价值、人文发展、现代性与美美与共的未来的思考。而且，先生的为人、为学，均十分谦和、包容。在北京大学和他读博士期间，以及后来留学回来北大工作后，他和我们讲了很多具有启发性的话，他要为我们后学破题引路，但开风气不为师。

    对这个总体性“费孝通问题”的思考和发掘，一直是我们几代学人努力的事情。我们知道，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燕京学派”时期，费孝通先生身边的诸多杰出青年，就有通过共同调查和实践，去认识中国社会的理念。也因此产生出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在1949年前的“黄金时期”：“魁阁学派。”这一传统一直影响着今天的中国社会研究。

    坦率地说，“魁阁学派”以及同时代的学人，与费先生的时空距离比较接近，费先生和他们一起讨论、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学术共同体。到我们这一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行的时期，很多现实研究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计划与市场、城乡二元体制、东部与西部的发展格差等。在此背景下，费老的关怀更多地是直面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我在北大读博士的研究方向就是“城乡社会学”，博士生入学考题之一就是“如何理解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我们当时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讨论、思考中国的发展问题。但我们的研究各有侧重，整体上没有形成一个“魁阁”式的学术共同体。不过，费老早年的学术遗产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学术之路。

    因此，我们这代人的研究，包括对费老学术思想的讨论，是和我们自身的学科训练与研究旨趣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由于知识体系在不断变革，要求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来认识、理解费老思想的整体性。近年来，我看到一些青年学者出版了数部研究费先生的著作，分别从社会治理、知识谱系、思想史、心态史等角度出发，提供了诸多鲜活的视角。如果说阿古什和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很多学者，在认识费孝通的总体性命题时，习惯于将他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那么青年学者们从某个主题的角度出发展开的追问与思考，反而让读者有独出机杼、热情洋溢之感。如果费孝通的思想与实践能与当下的社会文化议题相契合，那么说明他本来就超越了他自身那个时代的局限。况且，在各种信息大繁荣的今天，青年学者同样有足够多的信息渠道，去理解费孝通以及他在20世纪各阶段的时代背景。所以，几代学人各有贡献，几代人之间应该是一种互相聆听而非单向继承的关系。

    《重温先声：费孝通的政治经济学与类型学》的作者黄志辉是青年一代对费老思想的发掘者之一。志辉曾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跟随我硕博连读，他于2011年6月毕业后，就来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2016年4月，我也因为各种机缘调入民大工作，我们目前是在同一个学院工作的同事。这些年来，我比较熟悉他的一些学术考虑。在中山大学马丁堂的课上课下，他经常会和我讨论费老的研究议题、师承脉络；在华南农村研究中心，我放了一套群言出版社的《费孝通文集》在那里，他和几位同门师兄弟经常人手一本，不断翻阅、讨论。志辉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的是珠三角世界工厂中的底层农业工人——代耕农群体，所以他非常关注费先生有关人口、土地、社会及变迁的论述。我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编的《民族与社会》丛书中，出版了他的《无相支配——代耕农及其底层世界》一书，书中对“离乡不离土”的代耕农的研究，接续了费老的相关经验研究，而且具有理论深度。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后的这七、八间，他也没有停止阅读费孝通。本书中的每一篇章，至少意味着他把《费孝通文集》第一至第十六卷从前至后的阅读了一遍。虽然最近几年他还有其他的研究计划，但对费先生的关注一直没有中断过。

    在与黄志辉讨论有关费先生的著述时，我逐渐知道他的几个有特点的立场，值得在这里一提。例如，他认为青年读者在阅读费孝通时，不应只是关注“文化自觉”“多元一体”等“大型”概念，而应考虑费老对于现实发展问题的具体实践方略和政治经济学维度。志辉认为，关注社会重建与政治经济学，同样是重要的学术思想表达，因为重建的实践议题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取向要在民族志的田野调查中实现，就必须倚仗文化功能学与解释学。同时，要在田野中发现当地人的思想与文化逻辑。但如果过度的将费孝通的研究引向文化归纳学或社会哲学，就有可能与费先生的本意有所出入。

    再如，《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两本书，黄志辉跟我说过数次他更青睐于后者，大致的理由是：《乡土中国》固然很重要，书中集结了天才般的灵感，但它最初毕竟是以一本教材面世的，书中的每个章节几乎都可独立，较为零散；但《乡土重建》不同，它是一以贯之的专著，对乡村工业化和合作组织的建设方案、乡绅地主的出路以及乡村政治治理的具体路径，都有系统、连贯而独到的分析。因此，志辉认为仅仅拿着《乡土中国》中的“差序格局”“无讼社会”“礼治秩序”等等概念，来比照当下中国的城乡现实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至少还应该系统的关注《乡土重建》《中国绅士》等著作中蕴含的丰富的乡村振兴思想。他跟我提过，他最喜欢的几本费孝通写的著作是：《禄村农田》《乡土重建》《江村经济》，再后就是《生育制度》《花篮瑶社会组织》《乡土中国》等。显然，他对民族志的优先趣味，影响了他对这些著作的排序。不过我同意的是，对于要迈入实证科学研究的青年学者来说，如果花很多时间来讨论费先生提出的几个抽象概念，不如先从现实问题入手进行讨论，再回到抽象概念的思考路径，我觉得这样更有利于实证取向研究的发展。

    本书的书名中有“先声”二字，音同“先生”。如果今天去江苏吴江开弦弓村，我们还能听到那里的老人一谈起“费先生”，就会眉飞色舞。但若是回溯至八十年前，开弦弓村人说“费先生”，可不是指费孝通，而是指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当年，费达生倾其家私，为开弦弓村的人设立现代的缫丝合作工厂，意图改善村内农民的生活，赢得了开弦弓人的信任，被普遍的称为“费先生”。对于农民和底层劳动者来说，那些最切实际、最接地气的知识分子，才容易被真心的唤做先生。二十多岁时的费孝通也将姐姐的公心实践称为“复兴丝业的先声”，可谓“能指”与“所指”的合拍。上世纪三十年代，费孝通被开弦弓村人称为“小先生”，这还是沾了姐姐的光。只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成了大先生。

    费孝通被民间尊为“先生”，主要是因为他也关注富民实践，体察社会疾苦。他的早期文字中充满了苦难的重量，而在晚年文字中则洋溢着追求幸福的方向。诚如本书中的一章所论述的那样，中国以及中国的相关问题、发展方向，既是他的研究单位，也是他的问题域；既是他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他习惯于在中国文明的内发视野中，去研究与同时代政治经济体系适合的实践道路。他对开弦弓村、禄村、西南工厂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小城镇道路、各民族区域发展方向都给予了重点关注。总之，费孝通的各种先声实践，是他从老百姓中获得尊重的根源。

    在本书中，志辉将费先生的经济实践称之为文化人类学的政治经济实践，而将早期的几本经典民族志称之为“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志辉看到了费孝通早期书写的惯习，并非只是受吴文藻、派克、马利诺夫斯基、布朗等人的功能理论、社区理论、结构功能论的影响，雷蒙德·弗斯以及R.H.托尼的经济人类学理论，也强有力地影响了费孝通的文脉走向。因此，他将费先生的方法论总结为“文化价值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视角”。诚然，不论是在江村还是在禄村，我们确实都能看到费先生对“土地与地租”“劳力与收入”“资本与工资”等等议题展开细致的分析，而这些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大师们必不可少的分析要素。不过本书作者总是提醒读者，费孝通对土地、劳力、资本的价值计算，从来都存在多种计算方法的来源。地方性的或中国文明内在的知识体系会提供一套价值观，世界资本体系会提供另一套价值观。只是当后者以霸权姿态和强势话语出现，前者就会受到挤压乃至毁灭。

    本书不断提及的费先生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微观社区的经济人类学研究指南，也是宏观世界的观察棱镜。黄志辉在开篇中这样说：“政治经济学不是一种‘庸俗’的权力学说和简单的平等召唤，它的价值论立场和对劳动力、商品、土地以及资本的分析性关照，可以与民族志对‘人’与‘物’的深描结合，并且对各个区域中出现的民族政策实践、资本运作以及社会关系提出批判与反思。此外，民族志的文化视野可以矫正普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在地方与国家、地方与全球之间寻求一条适合的文化自觉道路。”在这样的表述中，我非常同意年轻人去追寻类似的“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技术分析去判断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又通过民族志的文化解释路径，将技术分析拉回到中国自身的社会文化基调中来，丰富当下中国民族志的新人文时代。

    此外，本书还总结了费孝通的类型学。《费孝通文集》中出现的有关“城市”“权力”“家庭”“经济”“知识分子”等等类型，作者都作了一一梳理。将费先生各种零散的类型学系统表述出来，这是非常有益的工作。尤其是书中关于《费孝通先生的城镇类型观》这一章，呈现了费老丰富的“城观”，在以往关于农村社区、民族走廊、地方区域等几种常见的类型学表述上，再次增加了重要的维度。费老有关城镇的主类型、次类型分析，被作者前后连贯的表述了出来。作者甚至比较分析了类型间的关系，烘托出“区域内与区域间的发展伦理”这一重要学术判断，为当代的城镇发展提供总体性的参照。

    总而言之，我比较同意志辉的判断，费老有关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各种类型学的表述，也是前述有关总体性“费孝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看来，本书是入道不久的青年学人对经典思想的追索，作者希望站在费孝通的知识基础上，看得更远一些。虽然，本书中有些篇章的讨论还稍显不够深入、延展还不够充分，但是读者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作者的努力、激情和对学术真谛的孜孜追求。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青年人对本土经典的解读还是太少了，希望这样的作品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