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漫记

    日内瓦是欧洲的名城，它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景观让人目不暇接，可写的东西很多，我只就个人的兴趣，记录下这座城市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两个看点。

    卢梭像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句诗用来形容日内瓦市中心的莱芒湖同样合适。西湖有白堤、苏堤，莱芒湖也不逊色，湖心的卢梭岛（leRousseau）虽然面积很小，但名气极大，是游览日内瓦的必经之地。走上小岛，就可以立刻看到一座黑色的卢梭雕像，左手拿着书，右手拿着鹅毛笔，眼光深邃地看着远方，显然正在构思天地文章。卢梭一生笔耕不辍，不仅写出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新爱洛漪丝》等不朽名著，还为后人留下了《论语言的起源》《论法国音乐的信》《实用植物学辞典》等多领域的精神财富。

    卢梭像原先面对着连接小岛和湖对岸的贝尔格桥（pontdesBer⁃gues），但随着机动车日益增多，雕像引起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麻烦——司机们驶过贝尔格桥时会不由自主地被卢梭的眼神吸引，由于注意力不集中极易发生交通事故。2012年是卢梭诞辰300周年，日内瓦市政府借重新整修卢梭岛之际将雕像作了一个180度的大挪移，让司机们只能看到大思想家的后背。

    1712年卢梭出生于日内瓦一个钟表匠家庭，直到16岁（1728年）迫于生计才离开这座城市，当时可能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穷人子弟日后会享誉欧洲。20世纪美国著名学者威尔·杜兰将其巨著《世界文明史》的第十卷命名为《卢梭和大革命》，在开篇处，他这样阐明卢梭对人类历史的巨大贡献：“他使宗教复活，使教育改变形态，使法国民气提高，从而激发了浪漫主义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进而影响到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席勒的戏剧，歌德的小说，华兹华斯、拜伦和雪莱的诗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伦理学。诸如此类的影响，使他在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18世纪作家和思想家中，成为对后代贡献最大的一位。”为了纪念这位伟人，日内瓦市政府于1835年将一座卢梭雕像安放在莱芒湖中心的小岛上，从此该岛就以卢梭命名，而不再叫做“泊船岛”（ledesbarques）。

    卢梭虽然后来在法国成名，并最终安葬在巴黎的先贤祠（1794年），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他的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于1751年正式出版时，在标题页上写的不是作者的名字，而是“一个日内瓦公民作”。从此“日内瓦公民”（citoyendeGenève）就成为卢梭最喜欢的称号和他的代名词。凡是读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人，都不会忘记正文前的那篇《献给日内瓦共和国》。在这篇献词中卢梭热情歌颂了家乡的和平、自由与法制——这是一个和巴黎完全不同的“道德共和国”。不少研究卢梭的专家指出，日内瓦是卢梭的精神家园，是他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源头，也是他和同时代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等人交锋、乃至交恶的重要背景之一。

    2008年夏天我第一次来日内瓦时就拜访过卢梭岛，那时的卢梭还是面对着贝尔格桥，需要绕岛半圈才能看到雕像的正面。今年年初旧地重游，让我从一个新的角度再次向这位哲人致敬。卢梭的学说曾在近代中国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对此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史》中有所忽略。实际上早在1878年，郭嵩焘就在日记中提到了“乐苏”（卢梭）。此后，卢梭及其《民约论》（《社会契约论》）很快成为晚清知识界追慕、崇拜的对象，甚至达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最有代表性的是柳亚子，1903年，17岁的柳亚子读罢《民约论》激动不已，立刻改名为“柳人权”，字“亚卢”（亚洲卢梭）；1905年又出版小说《卢梭魂》，借卢梭之魂游历东方古国的故事大力宣扬人民主权和社会平等的思想。

    “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中。”第一次读到《社会契约论》中的这句名言，是在上大学时，当时没有什么感觉。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我越来越认识到它的深刻内涵。卢梭一生贫困，晚景更是凄凉，但并非没有改变的机会。法王路易十五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都很欣赏他的才华，先后要赐予他丰厚的年金，但都被他拒绝了，对于卢梭来说，思想的自由和学术的独立是无价的。通观卢梭的一生，在做人方面确实问题不少（他在《忏悔录》中已经坦白），但作为一个学者，他是无懈可击、无与伦比的。有人指出，卢梭对近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仅次于马克思。再次站在这位巨人的脚下，我想到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争取民主人权的历史，但想得更多的还是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品格，在早已解决温饱、生活步入小康的情况下，能否像卢梭那样“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加尔文墓

    生于日内瓦的伟人，最著名的是卢梭，而死在那里的，最著名的可能莫过于加尔文（JohnCalvin）了。作为16世纪宗教改革最主要的领袖之一，他使日内瓦成为欧洲最早接受基督新教的城邦，他的名字在很多人心目中基本上就等同于日内瓦。普兰帕莱墓园（CimetièredePlainpalais）是加尔文的埋骨之地，面积不大，而且就位于日内瓦的市中心，前去拜谒是非常方便的。中国人一般不会选择闹市作为墓地，但在西方却很常见，这是中西文化一个显著的差异。

    加尔文是法国人，1535年完成代表作《基督教要义》（InstitutioChristi⁃anaeReligionis）后，他本来打算到斯特拉斯堡定居，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来到并留在了日内瓦，从一个神学理论家变成了宗教改革的实践家。他回忆说：“由于打算退隐到斯特拉斯堡去的最直接的路线被战争阻断，我便打算尽快从日内瓦经过，在那个城市只住一晚……一个现在重又回到教皇怀抱的人发现了我，并告诉了其他人。法雷尔此时正满腔热血地推进福音，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竭力挽留我。当他得知我意已决，准备抛开其他杂事，专心从事私人研究时，便发出诅咒，说如果我胆敢在危急关头离开并拒绝提供帮助的话，上帝会诅咒我的退隐和我所追求的研究之宁静。听到这个诅咒，恐惧攫取了我，以至于我停止了旅行。”（《〈诗篇〉注释序言》）法雷尔（Wil⁃liamFarel）是路德派传教士，1532年开始在日内瓦传播新教，但步履维艰，对他来说，加尔文无疑是一个理想的得力帮手。关于加尔文何时成为新教徒，现在已经无法确切知道，但研究者们一致认为，他与天主教一刀两断是在1533年左右。

    加尔文留在日内瓦后，便开始了改造旧教会的各项工作，从领圣餐到唱圣歌，从儿童的宗教教育到教徒的婚姻，他一项一项地制定新的规则，并付诸实施。但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1538年4月加尔文和法雷尔被反对派驱逐出了日内瓦，直到三年后（1541年8月）才被市议会召回。为了表示诚意，市议会于1541年11月20日通过了加尔文提议的《教会法令》（Ordonnancesecclésiastiques），《法令》规定，将复杂的天主教七礼减去五个（坚赎礼、赎罪礼、涂油礼、授职礼、婚礼），也不许望弥撒、崇拜偶像、朝圣和斋戒。更为重要的规定则是精减教会人员，只留下牧师、教师、执事和长老四种人，其中牧师负责施行圣礼、发出规劝；教师负责讲解《圣经》；执事经管信徒捐款和教会的收入、修理教堂和救济穷人；长老则负责监督每个人的行为，并且还是宗教法庭的成员。改革后的教会更加高效、廉洁，和信徒的关系也大大改善了。随着改革的一步步深入，加尔文逐渐成为日内瓦的精神领袖。

    从1541年直到去世，加尔文一直超负荷运转。据记载，他在日内瓦的最后20年共布道约2000场。刚开始时他每周布道5场——平时3场，周日2场，后来感觉负担实在太重，改为平时2场，周日1场，而且每场都在1个小时以上。他最后一次在圣彼得大教堂布道是在1654年2月6日，3个月后就去世了，其实他早在1558年就已经感觉身体不适，但还是坚持工作，可以说他一半是被累死的。

    加尔文的墓非常简朴，没有塑像，也没有墓碑，一只花环和一圈绿色灌木是仅有的点缀。就是这点简单的装饰也是到19世纪才有的，加尔文去世后，他的追随者根据他的遗愿和他一向反对偶像崇拜的教义，没有在他的埋葬地点做任何记号。他的棺木埋在普兰帕莱墓园当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否就位于现在这个地点，则不能完全确定。

    墓石上的说明文字也是后来增加的，同样非常简单：“加尔文（1509—1564），宗教改革家，1509年生于法国努瓦永，1564年死于日内瓦。1533年接受新教后离开巴黎，曾在斯特拉斯堡、巴塞尔工作。1541年定居日内瓦后力图将它建设成一个模范城邦，并在这里建立了一种严格的教义。”也许由于空间有限，这段话没有提及加尔文其他方面的诸多贡献，比如他为培养牧师而建立的日内瓦学院，乃是今天日内瓦大学的前身；又如1545年他亲自将自己《基督教要义》的拉丁文版翻译成法语，大大促进了现代法语的形成。至于他的新教伦理学说对现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心理驱动作用，20世纪初经马克斯·韦伯（MaxWeber）提出后，一直是世界学界的热门话题。

    可以想象，和加尔文这样的伟人葬在一起的，决不可能是等闲之辈。我一个一个地瞻仰过去，发现大部分都是我不太熟悉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最熟悉的，也是几乎唯一的作家是阿根廷文学大师博尔赫斯（JorgeLu⁃isBorges）。博氏早年在日内瓦上中学，估计当时一定来过普兰帕莱墓园。在所有的墓碑文字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LeonNicole（20世纪瑞士政治家）的“Toutparlepeuple,toutpourlepeople”。如果不严格直译，可以对应“民贵君轻”或“三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