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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弭讹误：寻真求是的孜孜矻矻
1978年10月，沈大力借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机会，第一次前往拉雪兹公墓瞻仰巴黎公社墙，有心一睹莫罗-沃蒂耶创作的《公社社员群像》雕塑。出乎意料的是，他并没有在墙上看到那座“著名的”浮雕，据说是被移至它处保护了起来。来年一个凄寒的冬日，他终于在甘必大街心花园找到了这堵纪念墙：墙正中的妇女石像中弹后仰，伸出双臂庇护着自己一群被镇压的儿女；其余人物则表情各异——痛苦，轻蔑，希冀……突然，他注意到砖墙的左下角刻着诗人雨果的一句话：“我们所企求，所希冀于未来的是公正，而不是复仇”。这句话铭刻在此，想必是作者借以表达自己创作思想的点睛之笔，可是它显然与巴黎公社社员们始终期望社会正义的英风豪气大相径庭。沈大力心生疑窦，继而对墙上的浮雕肖像细细观察，倏忽觉得其中不少服饰和表情并不像巴黎公社战士，反似凡尔赛军的士卒。沈大力虽疑云重重，从感情上却难以断然否定它，学者严谨的求实精神不停地催促着他去寻求确切的答案。
沈大力几经查找，通过翻阅《美术家辞典》和1937年2月的《拉罗氏月报》，发现保尔·莫罗-沃蒂耶是一个狂热的世界沙文主义者和既立秩序的卫道士。他的艺术致力于为富豪和当权者歌功颂德。《拉罗氏月报》提及这一作品时称之为《革命的牺牲者墙》。“革命的牺牲者”究竟是什么含义？沈大力带着困惑走访了当时巴黎公社之友协会的负责人让·勃莱尔。勃莱尔认为，保尔·莫罗-沃蒂耶是将三万多被屠杀的公社社员与被革命群众处决的巴黎大主教等七十二名人质相提并论，均视为“革命的受害者”，因而借这座浮雕作品反对一切形式的革命。忧伤的妇女形象象征法兰西，意指让公社社员和凡尔赛分子在死亡中实现和解。沈大力听闻豁然开朗，同时也深深忧虑多年来国际社会对沃氏作品的以讹传讹。苏联、中国等许多国家错将这座侮辱公社的墙当成“公社墙”在媒体上广为宣传，波兰甚至将其印在货币上加以纪念。就连法国共产党也曾把这座浮雕的大型复制铜像作为珍贵礼品赠送给莫斯科的列宁博物馆。
要消除已经深入人心的谬误，仅靠一家之言是不够的。于是，沈大力投入了具体、确切的史料考据工作。1982年4月，他在巴黎市立装饰美术馆珍藏的数十卷《二十世纪雕塑杰作集》中查到了一幅重要照片：即沃氏在完成他的浮雕墙作品时，颐指气使地站于其前的合影；上面印着“献给历来革命的受害者”题字，确含对革命的贬责。在法国建筑学家米歇尔·维尔纳教授的帮助下，他得知这座雕塑的竖立，必须要经过当时巴黎市议会讨论，便前往市议会档案馆查找，在堆积如山的卷宗中埋头苦寻，终于发现巴黎市议会1908年和1909年的两次相关会议记录，白纸黑字确凿证明了沃氏浮雕从1909年起始就立于甘必大林荫道，迁址之说纯系杜撰，从而彻底澄清了沃氏作品的渊源际遇，公社墙真伪昭然若揭。
1871年5月28日，凡尔赛军完全占领公墓，将最后一批公社战士逼至靠近憩园街的夏洛纳白墙脚进行屠杀。而后，不少民众冲破白色恐怖，前往摆花纪念，又给夏洛纳墙镶嵌上大理石板，镌刻着“献给公社的烈士”，这才是真正的公社战士墙。沈大力勤勉不懈的考证还原了历史的真实面目，《光明日报》全文刊载了他撰写的考证报告《巴黎公社墙考辨》，得以彻底纠正国际工人运动文献中一大谬误。
沈大力还应邀在莫斯科召开的“巴黎公社国际论坛”上发表演说，依据1871年巴黎公社的执政纲领和相应实践，强调巴黎公社弃绝一切“专政”意识形态，是一场真正的“人民主权”运动，从而揭去了强加给它的违背历史事件的伪装，呈现了巴黎公社的精神遗产，得到与会法国、俄罗斯诸多历史学家的热烈响应；接着演说主旨在法国的《史册》上全文发表。巴黎公社之友协会鉴于沈大力为公社事业所作的贡献，授予他“巴黎公社之友协会荣誉会员”称号。
沈大力对真伪公社墙孜孜以求的考辨，不仅源自他作为历史学者的严谨性与责任感，更因为巴黎公社运动于他是一种灯塔般的信仰，成为其治学、创作、译介等文化活动中一直牵萦不断的情结。沈大力对这场运动中体现出的民众自由、平等、友爱的思想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一提及这共和“三字箴言”，我们不由得会想起在世界历史上堪称里程碑的法国大革命。沈大力在阅读大量史料的过程中，对我国史学界一直沿用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固定提法提出质疑。
据说这一概念从苏联移植而来，沈大力曾向莫斯科进步出版社法文部主编塔拉希耶维奇提起，后者斩钉截铁地说，列宁从未采纳过此种僵化的历史观，反而明确强调1789年革命及其影响远远超越了资产阶级的范畴。对之歪曲是斯大林时代教条主义的产物。此外，在阅读艾赫克曼-沙特里昂所著的小说《黛莱丝姑娘》和列昂·克拉泰尔的作品《茅庐血恋》等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小说之时，沈大力也直观地感受到这场革命中最坚决、最猛烈冲击封建专制统治的是穷苦大众。学术的敏锐性促使他投入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研究，他查阅了索布尔、弗莱乃至梯也尔等诸多历史学家以不同观点撰写的《法国革命史》，从而认定这是一场以“神圣贱民”为先锋主力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不能片面地冠以“资产阶级革命”的称谓。这一论断与大革命中最鼓舞人心的“平等”口号，也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人民主权”正是“贱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
1989年，正值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之际，沈大力应邀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他在会上演讲中分析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命名源于一种偏执的意识形态的谬误流传，强调要客观全面、辩证求实地看待重大历史事件，立即得到在场历史学家的呼应，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历史事件在法国本土被冠以“法国革命”的通称。多年以来，这一在国内以讹传讹、容易让人望文生义误解历史的称谓，开始得到了纠偏。
作为历史学者，沈大力以透彻的外语理解能力，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孜孜以求的考证，揭开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他这种抱诚守真的史学精神也同样延续到对中外文化的研究和文学译介中。
文化大革命后，他受《国际歌》中译文审定负责人周扬和林默涵的委托，重新翻译欧仁·鲍狄埃的《国际歌》，从“概念差异”“艺术形象变换”和“全诗段落”等几个方面对1962年后通行的《国际歌》中译文提出质疑，恢复原作的真实内涵，体现《国际歌》作为1871年巴黎公社精神遗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新译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潮声》等刊物发表。同样，本着经典作品的翻译要力求“神似”，忠于原作的面貌，他提出将巴尔扎克的《人间戏剧》译成《人间喜剧》是莫大错误，得到法国巴尔扎克文学会和巴尔扎克之家的一致肯定。
沈大力还撰文指出，都德的《最后一课》本是篇沙文主义的作品，早被法国教育部通令从教学课本中剔除，却长期被作为范文选用在我国课本中，混淆历史真实。这类以讹传讹的误读迄今尚多，未得到认真纠正。
曲尽其妙：用伏尔泰的语言畅抒东方意兴
如果说研究历史是在考察人类的集体回忆，沈大力也同样热爱书写自己的亲身经历。继承父亲的革命诗人情怀，他开始文学创作尝试，所涉体裁多样，既有中短篇小说《谦卑的紫罗兰》、报告文学《蝉鸣时节》、长诗《谒欧仁·鲍狄埃石墓》、新印象诗集《梦之华》、剧本《泰坦的芦笛》，也有艺术家传记《柏辽兹，幻想交响曲》《弗丽达，美人鱼之厄》《苏曼殊与保尔·魏尔伦》等。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直接用法文写成的两部长篇小说《悬崖百合》《梦湖恋》和以准文言撰写的《夜空流星》，成为我国最早一批直接使用外文创作、直面异域读者的作家。
“时代三部曲”的开篇《悬崖百合》在国内问世之前，最初是用法文撰写，1985年由巴黎斯多葛出版社以LesenfantsdeYenan（《延安的孩子》）之名发行。沈大力出生于延安东北清凉山麓窑洞的“黄土迷宫”，童年时代延安撤退，他所在的延安保育小学开始了渡黄河、汾河，爬太行的长途行军。从陕北、山西的山沟沟到河北大平原，避开了国民党的追捕，克服大自然的严酷考验，一路艰险与甘饴，孩子们最终迎来了全国解放的曙光。他有感于这段难以忘却的童年记忆，创作出这部纪实文学。这部中国色彩浓厚的作品，被法国媒体称为“中国孩子的《奥德修记》”，引起了读者的热烈反响。法国出版集团阿歇特赞誉它是“引起轰动的文献”，向世界各国推荐。法新社、《快报》《费加罗报》《人道报》等连同意大利《共和国报》《团结报》，以及瑞士、加拿大等五十余家报刊相继发表评论；小说在《费加罗》妇女杂志的评选中得票居于首位。法国国家电台、电视台也特邀访谈。
著名法国作家兼汉学家艾田蒲在法国文化台详谈他的读后感，为听众分析小说写作特征，介绍中国革命历史。龚古尔文学院院士埃·罗布莱斯在《世界报》上对这部小说评论道：“真切的叙述里并蓄着动人的激情和玄妙的诗意。”然而，能够激起西方读者深切共鸣的作品，绝不仅仅是靠独一无二的新鲜叙事，抑或是耳目一新的异域风情。沈大力在创作中时时立足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汇通，打破传统小说的直线叙事，在闪回的叙事切换中穿插古典诗歌、宗教寓言以及西方神话，以类比的手法传递微妙意象。在众多的读者来信中，不少法国读者被这场“儿童长征”中孩子们展现的革命热忱、生命之爱以及未来之望所深深震撼；这种“延安精神”与彼时西方文坛一直呈现的个人挣扎苦闷、怀疑抨击的潮流形成鲜明对照，才使得这部具有强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小说能够冲破出版的难关，登上法兰西文坛。随后，法兰克福书展促使《延安的孩子》进一步获得了国际影响：它被比利时国家电台在黄金时段连播，在东京日本文学刊物上发表节译，后又被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一年间影响波及西欧和北非，发行量超过巴黎始印的一万册。
20世纪90年代初，沈大力适时创作的《夜空流星》既是对自己所珍视的精神财富巴黎公社的呼应，也是对东欧剧变阴影笼罩下时局纷乱、社会异化的反思。它追述了俄国姑娘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娃赴伦敦见马克思，到巴黎参加保卫巴黎公社的战斗。这位俄罗斯女性于1918年被“契卡”逮捕秘密枪杀的悲剧，可谓是一部寻找历史旧踪的探秘。作者在巴黎、日内瓦、伦敦、莫斯科寻访了许多往昔的追忆者，根据被访者的回忆，重现一位女革命英烈的生平，探究了“革命吞噬自己儿女”的惊人异化现象。这部小说按照生活动荡的节奏，穿插着有根有据的史实和严谨的求证，具备相当的客观史料价值。它以现时的目光追溯历史，又以历史的透镜折射当下，今昔对比，借文学的“先兆”预示未来。史学家与文学家的情怀在此汇融，文与史相互映照，激荡着以史为鉴的回响。
千禧之交，沈大力重拾二十多年前辍笔的小说《风雪夜来人》，再度回忆将原作续完，题作《梦湖恋》；并随后改用法文写完Lesamoureuxdulac（《梦湖情侣》）在巴黎出版。小说立足中西文化的碰撞，叙述了中国革命烈士子女伊芒、伊露兄妹历经反右、文革及至留学的坎坷经历和他们与法国青年的爱情挫折。二战后中法两国各自的社会面貌在笔端徐徐呈现，更有中国青年在文革后走出国门留洋海外的激动、迷茫，以及与异域文化产生的精神冲突。该书由巴黎麦松纳沃·拉罗兹印书馆2004年出版，再次引起了主流媒体的关注。法国国际电视台专门介绍它，《人道报》《欧洲时报》《法国书讯》相继发表书评和专访，随后被译为意大利文出版。作者应邀访问意大利，在罗马等十几座城市分别举行报告会和签书活动。
小说主线是柏辽兹的“主导动机”，即东西方的文化分野。描写异国恋人难以逾越文化历史鸿沟终成眷属，双双殉情迪耶普海岸。结局听上去是个悲凄的爱情故事。然而，小说在你侬我侬的外衣下，始终在叩问世人：一是历经社会运动冲击、难从“适者生存”原则的弱势群体的命运；二是西方物化的消费社会与东方传统价值观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小说是对此前追忆纯朴时光、考问社会异化现象这一主题的延续。它以东方人的视角观察既喧嚣又寂寞的当下，通过具化的中西碰撞，向西方读者刺破因生疏而衍生的神州大地的神秘幻象，又应和了欧罗巴针对普遍的精神危机发出“新文艺复兴运动”的呐喊，吐露了对求而不得的清平世界的向往。
沈大力在回顾自己的创作经历时，提及“时代三部曲”是回忆的文学，也是文学的回忆。他的小说叙事常常横断时空，在流逝的时光之海俯拾贻贝，以个人回忆促使群体回忆的领会，实现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特性的认同。为此，他援引法国文论家安东尼·贡帕尼教授提出的“回忆本分”（ledevoirdemémoire）的理念，强调回忆是一种责任以及回忆者应承担的义务。在他写的小说里，历史、回忆、遗忘——这三者间的辩证依存关系在文学创作中得以充分演绎。沈大力使用中文、法文双语创作，追忆畴昔借史言今，无疑是将最独特、最本土的中国记忆推向更为广阔的受众。
如果说汉语是我们珍视的故土，那外语则是通往更广阔世界的铺石。在挥墨书写之余，沈大力多次参与了国内外各类论坛和研讨会，珍视中华民族的智慧，维护祖国的尊严。1996年，沈大力受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版权局共同委派，以中国作家代表的身份，出席日内瓦联合国国际版权会议。会上，他从英文文本推敲《国际版权法》中关于业余创作版权范围的规定，发现这一条款文字阐述欠妥，遂提出一项修正案。大会主持人在当天下午宣布接受了他建议的相应文字修正。其时，会议全体同声传译女译员一齐走出来，列队向“中国代表”致意，表示十分欣赏他在会议讨论中“流利的法语表达”。会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包格胥专门致函中国版权局，感谢中方的贡献。翌年五月，他同样以中国作家代表身份，出席国际奥委会召集的洛桑“文化论坛”，在演讲中以老子“反者道之动”的逻辑对当代奥林匹克运动“更高、更快、更强”的格言提出质疑，列举这一口号导致的种种弊端。这种对西方意识形态体育观的直率批判，竟然引动全体在场国际奥委会委员起立鼓掌。欧洲大学学院校长埃赫维勒女士等人热情欢呼道：“说得对极了！”在场的何振梁先生说：“真没想到演说会有这么强烈的效果！”
2001年底，沈大力应邀出席巴黎政治学院和法国《外交世界报》《两世界杂志》联合“思想交汇”机构，在勒芒市协同举办的“国际形势与外交政策”报告会。他在大会上尖锐批评西方国家的所谓“人道干预”政策，受到法国有影响的政界领袖菲利普·塞甘等人的赞同。在勒芒市的“四人辩论”中，他与法国前外长沙莱特、日本前外相，以及英国工党名嘴针锋相对，猛烈抨击北约暴力干涉南斯拉夫，指出欧盟马斯特里赫条约关于成员国统一外交政策的条款，恰为阿兰特关于“极权主义”的定义所言中，乃是西方在世界谋求霸权的表现。显然，面对当时欧洲“唯一思想”占上风的舆论里，一个中国人在大庭广众上敢于仗义执言，不“与狼共嚎”是需要有相当勇气的。
2007年，在“十月革命”九十周年之际，法国举办大规模国际讨论会，作为中国历史学者，沈大力应邀发表长篇演讲，阐述在托洛斯基和图恰列夫斯基残暴镇压喀朗施塔得公社，枪杀首批攻下冬宫的水兵之后，“十月革命”就逐步走上了异化之路，直至最终苏联覆亡。这是值得一番深思的惨痛历史教训。
学贯中西：一片冰心在玉壶
在文学翻译方面，沈大力从事的是汉语和法语的双向互译。在法文原作的选择上，个人的信仰和作品的文学价值成为其导向性的标准。《巴黎公社诗选》《鲍狄埃诗选》《国际歌》《马赛曲》《出征歌》《樱桃时节》《茅庐血恋》被沈大力陆续译介引入国内；巴尔扎克的《牟利者》《凤凰于飞》、欧洲象征派文学的开山人乔治·罗登巴克的《布吕赫的幽灵》也逐渐被中国读者所熟知。他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国家话剧院导演陈顒合作，将瓦莱斯的《巴黎公社》改编为大型历史剧《樱桃时节》，把罗布莱斯的《蒙塞拉》、同夫人董纯一起把雨果的《千元赏金》《笑面人》和现代剧《浴血美人》等剧搬上了中国舞台。
与此同时，在中国文化走向海外的外译工作中，沈大力也不遗余力。《故宫珍品》《中国当代诗选》《中国当代女诗人诗选》、益希丹增的长篇小说《幸存的人》、茅盾的《锻炼》、郭沫若的《棠棣之花》等法译本在巴黎发行，让人识得历史的瑰宝和今人的风貌。在与艾田蒲等著名汉学家的交往中，他也始终关注法国汉学界的研究动态，参与了诸如《红楼梦》《史记》等鸿篇经典在法国的问世和宣传，新近还重译了《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在大量翻译实践的基础上，他确认“舍形存旨，依实出华”的翻译理论，并在具体的翻译教学中提出“法汉句型对比翻译法”。
除了我们上文提及出版的多部作品，沈大力还著有文学散文、文化随笔和文论，应邀在《光明日报》和《文艺报》分别开辟专栏“海角萍踪”和“天涯异草”，不定期在《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报》及法国《欧洲时报》发表时评和学术文章，结为《巴黎声影》《欧美游记》《法兰西文品》《拉丁文苑：史实与讹传》《天涯异草》《海角萍踪》《法兰西风云录》《渊泉探骊》等十来部文集出版。
他时时关注法语文学界的动态，及时引介国内；解读文学与音乐、绘画、雕塑等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汇通；更有对中西交流、社会文史的对比研究和澄清，可谓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万花筒”。近日，法国映像出版社和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决定联合出版他的法文论文集《透镜鉴照》（Del’autrecotédumiroir）。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沈大力跟夫人董纯在翻译中国和欧洲诗歌与绘画的基础上，合著了长达十三卷的《诗与画的美学》。书中选取了法国马蒂斯、夏加尔、雷诺阿，意大利的米开朗琪罗等13位艺术家的作品，他们用法文为每一幅画写一篇诗意文论，将中西诗画进行对比，其中引用了大量的法国诗歌、中国古诗词，以及中国儒、释、道哲理。这套艺术丛书由意大利斯彼拉里出版社用意大利文、英文和法文三种文字出版。两作者因之应邀前往亚平宁半岛二十多座城市做诗画文艺巡讲。诗歌与绘画的交融，法国诗歌与中国古诗的应和，使得东方智慧不再神秘飘渺，中西文化和谐自然的跨界对话引起了国外读者的强烈兴趣，这也正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最有效的践行。
作为一名教师，沈大力始终忠诚于高尚的教育事业，教书育人。他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数十载，开始时直接用法语为学生写精读课文，编写《法语句型对比翻译法》教材，提高学生语言理解和双语对译的实际能力。文革后，他开始担任研究生教学，相继新开出法语国家文学、尼格罗文学、巴黎公社文学等北外特有的课目，拓宽和加深法国文学教学的探究。在其尔后担任博士生导师的过程中，专门为博士研究生开了法语修辞学，全面提升学生的语言水平。由沈大力教授和巴黎大学联合培养的几位博士研究生，最后论文答辩均获得中法联合评委会给予的“最优秀”评语，为法语系的师资提供优秀人才。他曾数度出面在北京主办关于鲍狄埃、瓦莱斯、巴尔扎克、雨果、普雷维尔等法国诗人、作家的国际性纪念活动，声播西欧及北非。无论身在何处，他时刻记挂着自己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参考书籍，推荐学生在重要学术报刊上发表文章，为北外扩大社会文化影响。
北非柏尔柏尔人有句名言：“不知去路，且看来处。”这句简单的话完美地诠释了沈大力对历史的热爱、对回忆的依眷；他借回忆点燃明天希望的火种。在国际组织工作以及游学国内外多年的经历，使得沈大力时时感受到东西方存在的隔阂，他毫不犹豫地承担起外语人的责任，努力为相隔语言之河两岸的人架起一座可以彼此沟通的虹桥。实际上，沈大力在中西跨文化的大湖中，为国内外公认，成了一个孜孜不倦的“摆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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