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足球的作家们

    俄国世界杯正在进行。

    足球是一项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具有高度的娱乐性，同时也往往寄托了个人或集体的多种感情。

    商业机构则竭力把足球装扮成一项超越国界、阶级、语言、肤色、四海咸庆、五洲同欢的和平运动。

    但并非所有人对此认同。

    某些大作家，如下文引用的奥威尔、帕慕克、伯恩哈德、波拉尼奥和博尔赫斯，都曾从中清醒地看到嫉妒、仇恨、民粹主义与政治狂热，因此或明确地反对足球，或委婉地提醒我们保持警惕。

    他们的担忧或警告不会改变什么。足球从未降低它受欢迎的程度，也从未减缓它在市场上扩张的速度。

    奥威尔：体育经久不衰地制造恶意

    1945年，在论及莫斯科迪纳摩队访英比赛时，英国大作家乔治·奥威尔（1903-1950）指出：“体育经久不衰地制造恶意，如果这样一次来访对英苏关系有什么效果，那也只能是雪上加霜。”

    在这篇名为《体育精神》（多种汉译奥威尔散文集未收此文）的随笔中，奥威尔写道：

    人们说体育能在国家之间创造友好，还说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平民如果能以足球或板球相遇，便无意兵戎相见，每闻此言，我总觉惊奇。即使不看前车之鉴（如1936年奥运会），不知道国际比赛足以演变成倾泄仇恨的大联欢，你也能从基本的准则中得出同样的推断。

    如今，几乎所有体育运动都是竞争性的。你比赛是为了取胜，如果不曾竭力争胜，那么比赛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在乡村草场上，你为两方加油，感受不到地域性的爱国主义时，还有可能只为娱乐和锻炼而比赛，但只要声誉问题一冒头，只要你感到你和某些大过你的团体会因为失败而蒙羞，那么最野蛮的战斗本能就会被唤醒。任何一个即使只踢过校际足球赛的人都懂得这一点。坦率地讲，国际层面的赛事形同模拟战争。但值得注意的并非运动员的行为，而是观众的态度，以及观众身后的国家的态度，他们因为这些荒谬的竞赛而怒不可遏，并且严肃地认为——至少在短时间内——跑步、跳跃和踢球都是对国家美德的考验。

    ……

    在英格兰，对体育的痴迷已经足够糟糕了，可是在一些年轻的国家，即使那里的比赛和民族主义都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反倒会激起更强烈的热情。在印度和缅甸等国，足球比赛必须由警察组成强有力的警戒线，以防止群众冲入球场。在缅甸，我曾看到一方的支持者在关键时刻冲破警力，让对方的守门员丧失了功用。大约十五年前，西班牙举行的第一场大型足球比赛导致了无法控制的骚乱。一旦激起强烈的竞争感，按照规则比赛的观念必然消失不见。人们想看到一方问鼎，另一方蒙羞，他们忘记了通过作弊、通过群众干预而得来的胜利是毫无意义的。观众即使没用身体来干预，也会试图通过为己方的球队加油、用嘘声和辱骂“欺负”对手来影响比赛。严肃的体育运动无关公平竞赛。与它密切相关的是仇恨、嫉妒、自夸、对一切规则的漠视，以及目睹暴力时所产生的虐待狂般的乐趣：换句话说，这就是战争，只是减去了射击。

    帕慕克：失败会催生民族主义

    土耳其大作家奥尔罕·帕慕克（1952-）曾和他父亲一样，是伊斯坦布尔球会费内巴切的支持者，几十年后还能“像背诗一样，背出1959年费内巴切队的整个阵容”。但他对这项运动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1990年的小说《黑书》手稿里，帕幕克写了一个走遍伊斯坦布尔找老婆的人，听到收音机里正在播土耳其主场惨败给英格兰的比赛，只听见英格兰人一个又一个地进球。“1980年代，土耳其以0:8输掉了对英格兰的两场重要的资格赛。英格兰队员在场上嘲笑我们的球员，英国报纸拿我们打趣，因为在伊斯坦布尔的首场比赛时，我们甚至连一块像样的草皮都没有。对我来说，这些失败正是国家以及耻辱感的隐喻。最后，我把这些段落删掉了，好让书薄些。可现在我后悔了。”帕慕克告诉《明镜》周刊。

    他还说：“葡萄牙过去的独裁者萨拉查也把足球用做控制国家的工具。他视比赛为大众的鸦片，以此保持稳定。要是在我们国家也能这样，那倒也不错。在这儿足球不是鸦片，而更像是一台制造民族主义、仇外症和专制观念的机器。我还相信，失败会催生民族主义，而胜利并不能……民族主义滋生于灾难……现在的土耳其足球是为民族主义而不是为民族服务。”

    伯恩哈德：支持体育得民心，支持文化则失民心

    奥地利大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1931-1989）在其自传体小说《原因：一种预示》中，把他在青少年时代就读的、深受纳粹统治影响的寄宿学校视为一座“精心设计的、无耻地摧残他思想的牢笼”，校长格林克兰茨形同典狱长，体育则是掌权者的工具。伯恩哈德写道：

    在这座城市的混乱中，我仍在上我的小提琴课，我们每周四傍晚仍必须穿上制服到体育场上，在铺有炉渣的跑道或草地上接受格林克兰茨的训斥。我只有一件事给他留下了印象，当然只是很短的时间：在每年一度的体育比赛中，我在五十米、一百米、五百米和一千米的赛跑中都是不可战胜的；当我赢得比赛时，曾两次站在格尼格勒体育场专门为胜利者的颁奖仪式搭建的颁奖台上接受颁奖。我总是在所有的跑步比赛中大获全胜。但是我在跑步比赛中的胜利对于格林克兰茨而言更像眼中钉。我跑步的胜利无非归功于我的长腿以及跑步时我对于失败始终抱有的极端恐惧。我从来对任何一项体育运动都提不起兴趣，是的，我总是痛恨体育，我现在仍然痛恨体育。在任何时期，尤其是所有的政府都有充分理由一直赋予体育最重要的地位，它具有娱乐性并使人神志不清，变得愚笨，尤其是独裁者们知道他们为什么总是而且无论如何都支持体育。支持体育可以得民心，而支持文化则失民心，这是我外公说的，因此所有的政府总是支持体育而反对文化。和所有的独裁统治一样，纳粹统治也是通过大众体育变得强大，几乎统治了全世界。在所有的国家中，大众在任何时候都受到体育的管束。无论哪个国家多么渺小和不重要，但把一切都奉献给体育天经地义。然而，从数百名在战争中身负重伤、大多数几乎完全残疾的人身边走过，前往格尼格勒体育场为了赢得奖章而奔跑，这是多么的荒诞啊！而他们却在主火车站如同一件完全令人生厌的、包装残缺的商品被装入另一个车厢。(此段引王钟欣译文)

    波拉尼奥：“为小伙子们干杯”的一年

    智利大作家罗伯托·波拉尼奥（1953-2003）曾以第一人称写过一篇正儿八经的足球小说，即《杀人的婊子》（Putasasesinas）里的《布巴》，将足球与超自然的巫术放到了一起。

    而在小说《美洲纳粹文学》中，阿根廷诗人伊塔洛·斯基亚菲诺只热衷两件事：文学和足球。他是博卡青年队的拥趸，他创办了季刊《与博卡队同在》，发表檄文《犹太人滚蛋》，还对河床队极尽嘲讽之能事。此人不满足文斗，也热衷于武斗，曾组织博卡帮成员前往各地为球队助阵，殴打对方球迷。

    “1978年是伊塔洛的荣耀之年。这一年阿根廷首次获得世界杯冠军，帮派成员们上街庆祝。这时的大街成了特大狂欢节通道。这是‘为小伙子们干杯’的一年，写讽刺、狂放诗的一年；他把国家想象成一个庞大的足球流氓团伙，迎向自己的命运。”

    伊塔洛的弟弟阿亨蒂诺·“油球”·斯基亚菲诺受哥哥的影响，也成了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和博卡的支持者。他写了一个剧本，描写元首们召开峰会，讨论拉美足球怎样对抗欧洲足球的威胁，却演变成元首之间的手淫比赛。具体的解决办法还要等到油球发表火药味十足的宣言。他在文中建议，“拉美回击欧洲全方位足球［整体足球或全攻全守］的办法就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最优秀的球员，比如克鲁伊夫、贝肯鲍尔等人。”（引赵德明译文）

    博尔赫斯：足球是英国的一大罪恶

    厌恶足球的阿根廷人似乎并不多见，大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是其中一个。

    “足球是英国的一大罪恶。”他说过，“足球得民心，因为愚蠢得民心。二十个穿短裤的男人追一个球。”因此，足球“在美学上是丑陋的”。

    但这并非博尔赫斯厌恶足球的全部原因。他真正厌恶的是球迷文化，同样盲目的支持正是群众政治运动的基础，造就了二十世纪最可怕的历史。

    “在有生之年，他目睹了法西斯主义、庇隆主义，乃至反犹主义在阿根廷政坛的兴起，因此对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或大众文化——在阿根廷以足球为最——所抱持的强烈疑虑便是合乎情理的了。”作家沙基·马修介绍说。

    博尔赫斯说过，足球是一种赢者王侯败者寇的游戏，令人不快，而其中存在着“一种霸权的、强势的观念，我认为这是可怕的”。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和独断论，因此同胞们对任何一种教条或信仰的无条件支持，都免不了让他产生怀疑，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阿尔比塞莱斯特——白色与天蓝色，即阿根廷国家足球队。

    博尔赫斯反对足球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不可避免地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他说过：“民族主义只允许肯定，而每一种教条对怀疑和否定都是拒斥的，民族主义正是盲信和愚蠢的一种表现形式。”马修据此总结，国家队催生国民性的狂热，为不择手段的政府创造了机会，让它们得以利用明星球员作为使其统治合法化的代言人。球王贝利便曾沦为巴西右翼军政府的宣传工具。

    博尔赫斯认为，人类感到需要属于一个宏大的集体事业，一部分人的这种需要由宗教满足了，其他人由足球来满足。马修说，这种需要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蒙蔽了自身，看不到这些宏大计划滋生出的或固有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