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与张百熙《退思轩诗集》的两个版本

    书籍的生产及刊刻受战乱影响极大。楚汉之争，项羽焚烧秦廷图书，图书生产也随之停滞，是为中国图书史上的一大浩劫。然而战乱平定之后，书籍却又往往呈现井喷式增长。如太平天国运动及民国军阀混战之余，均是中国家谱和家集刊刻高峰时期。在这两种情况之外，书籍生产受战乱影响还产生一些特殊现象。如战乱期间，出于保存文献的目的，书籍反而被迅速刊刻，呈现增长态势。战时书籍刊刻的增长虽是书籍发展史上的“变态”，然而紧急状态刊刻的书籍却也意蕴丰富。清末管学大臣张百熙的《退思轩诗集》就因受武昌起义影响，而在1911年产生了两种版本。

    张百熙(1847-1907)，字埜秋，一作冶秋，号潜斋。湖南长沙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光绪末年任工部尚书、吏部尚书、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户部尚书、邮传部尚书等职，死后赐谥“文达”。张百熙平生著述不多，文学类著述仅有《退思轩诗集》。故而在生前，张百熙就极为看重自己的诗稿，期以传世。然而在张百熙身后，其家族却迭遭不幸，“家私被劫于叛兵，而子复戕于奸盗，名卿身后，群叹式微，藏书亦散落殆尽。”（李肖聃《〈退思轩诗集〉》）整理张百熙诗稿的责任最终落到其门人王式通身上。王式通（1864-1931），山西汾阳人，字书衡，号志盦，光绪戊戌科（1898）进士。1906年以学部观察员赴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任大理院推事、大理寺少卿等职务。1909年，正在清廷担任大理寺少卿的王式通整理好《退思轩诗集》后，便请求沈曾植（1850—1922）作序。沈曾植与张百熙素无往来，然而鉴于王式通再三恳请，且透露张百熙平生论诗多“心折”沈曾植。于是，盛情难却的沈曾植在1910年4月为张百熙诗集作序，直至12月方修改完稿。序中沈曾植称：“文达公诗从容夷雅，拟诸先唐作者，盖张文贞公、权文公之俦，而赋景抒情瑰丽而清远，尤有与文贞公相近者，时之感为风，形容而为颂，正变嬗而为雅，固有动于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者乎？察其词中之旨，固不尽于其言。”在沈曾植看来，张百熙的诗乃是唐音雅调，与唐代名臣张说、权德舆相仿佛，都是清远瑰丽之词。

    接到沈曾植的诗序之后，王式通即着手刊刻《退思轩诗集》。此时，中国的印刷出版业技术日臻繁荣，石印、铅字、雕版、木活字等诸种印刷方式并行。选择何种刻印方式，也颇费思量。石印和铅活字印刷最为便宜，印量也大，且速度很快，然而书的品相却难称人意。而雕版印刷虽工价昂贵，且刷印速度也受到限制，但刊刻的书籍品相精美。因此，在彼时的文人圈中，雕版印刷仍是最为古雅而受人推崇的印书方式。光绪末年，黎庶昌与杨守敬等人在日本发现大批中国亡佚及稀见古籍，因而在日本和国内刊刻《古逸丛书》。《古逸丛书》的成功，让与刻是书的刻工陶子麟（1857-1928）名声大噪。陶子麟，湖北黄冈人，在武昌设刻书肆，专事摹刻古书，先后为杨守敬、刘承幹、缪荃孙等人刻书。他所影刻宋版书，惟妙惟肖，几可以假乱真。曾国藩门人张裕钊曾赠诗给陶子麟云“烟清忽见一钩月，人定微闻百合香。”赞扬其仿刻宋版书隐有微香。林纾的高徒朱心佛称誉其书为“陶家宋椠传天下”。一时之间，大江南北藏书家和学者纷纷慕名求陶子麟刻书。

    受命为老师张百熙刊刻遗稿的王式通，受时风影响，遂将誊清稿本由北京寄送武昌，请陶子麟予以刊刻。1911年的农历七月，陶子麟在武昌已将诗集刊版完毕。然而此时武昌局势波云诡谲，不久之后，武昌起义爆发。北京和武昌两地通讯受阻。身处北京的王式通获悉陶子麟刻书已近完工，但他听闻“武昌事起，陶子麟去鄂，椠工星散。”陶子麟离开武昌，其刻书店刻工四处奔散的消息，让王式通忧心如焚。由于不知武昌具体战事如何，担心书版亡佚的王式通毅然决定在北京“先亟付排印以贻同好，聊代钞写，期广流传。精本流传，竢诸他日。”对王式通而言，刊刻恩师的诗集首要的目的在于广为流传，如果能以精美刻本流传固然最好，但迫于时局，只能退而求其次。他在落款中写道：“时在辛亥九月，距文达谢宾客之岁已五稔矣。式通坿识。”由此看来，王式通决定排印《退思轩诗集》是在农历九月，而这时，陶子麟在武昌已经刊印完毕《退思轩诗集》，不过京汉通讯受阻，所刻诗集无法运抵北京。在不知陶子麟书板是否残存的情况下，王式通刊刻了铅活字本《退思轩诗集》。

    由此，受武昌起义的影响，《退思轩诗集》在短短几个月便产生了两个不同的版本。这两个版本在形态上差异明显，京师刻本为铅印本，纸张粗糙，且开本较小，其开本宽高为14.2cm×23.9cm，板框宽高为12.4cm×17.8cm。而武昌刻本为仿宋精刻本，字大行宽，选用精洁的白棉纸，开本17.0cm×32.3cm，板框宽高为14.2cm×19.1cm。京师本不仅在纸张、墨色等方面不如武昌本，且卷首迻录《国史（张百熙）本传》时还重出一个筒子页，足见此本装帧之潦草。另外，京师本书名“退思轩诗集六卷补遗一卷”，下有“郑沅署耑”四字，而武昌本无“郑沅署耑”四字，且篆书字体也不同。此外，武昌刻本卷末有“湖北黄冈陶子麟刊”，可见陶子麟刻书确有名气，也具备现代的品牌意识。

    《退思轩诗集》共收诗322首，附补遗诗25首。诗集两个版本的内容，柯愈春在《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中称：“两本内容无异。”但笔者仔细对比京师本和武昌本之后，发现《退思轩诗集》的两个版本存在一些差异。如沈曾植序，京师本为：“《退思轩诗集》为长沙张文达公遗著……志盦谓‘文达诗屡经删定，病革犹以选刻为言，其平生谈艺心折吾子，兹以相属，公意也。’曾植闻命而愀然。”武昌刻本为：“《退思轩诗集》为长沙张文达公遗著……志盦言‘文达平生谈艺心折吾子，兹以相属，公意也。’曾植闻命而愀然。”武昌刻本是根据王式通邮寄的誊清稿本刊刻，故删除张百熙生前屡次修改诗稿，病重时仍关心诗稿刊刻事宜的记载，这显然是在淡化张百熙看重诗集、希图诗集传世的留名意愿。而以京师存留稿本刊刻的铅印本，在匆忙中则忘了删改这段话。此外，京师本在沈曾植序后还增加了王式通讲述京师版刊刻缘起的附识：“是集自京寄陶子麟，锓板将竣，武昌事起……式通坿识。”至于诗集中的一些诗题，也有修改，如武昌刻本卷一诗《丁穉璜宫保丈节署讌集谈及山陕近事感赋二章即呈丁丈》，在京师本中则为《丁穉璜宫保丈节署讌集谈及山陕近事感赋二首》。

    武昌起义影响了在陶子麟在武昌刊刻《退思轩诗集》，却意外促成在千里之外的京师铅印本的诞生。这种因战事而促成书籍出版的案例，在历史上可谓罕见。同时，武昌起义后全国政治的局势变化，也在《退思轩诗集》中有所反应。武昌刻本的牌记为“宣统辛亥夏月刊于武昌”，而两个月之后京师刻本的牌记已经改为“辛亥九月印于京师”，不再署宣统年号了。此时，尽管宣统皇帝还未逊位，但武昌起义后全国的形势的发展显然已不利于宣统的统治，故京师刻本仅用干支纪年。从中，似也这可见王式通等清廷中上层官员对局势的观望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