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最早的源头找到了

    缘起

    笔者陪同荷兰企业家、北京市政协顾问黄钺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商议出版乃父黄肃秋先生家藏名人手札之事，因快过春节了，老黄心情愉快，办完事，在中南海红墙的对面路口，突然向我出示他的电脑里的另一珍贵藏品──以前从未面世亦从未被人们提及的溥仪亲笔佚文“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手稿（以下称《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

    说起黄钺，20世纪80年代他担任群众出版社资料室主任时，在公安部东大殿（原清朝淳亲王府旧址）发现了溥仪书赠群众出版社的条幅。这个条幅后被珍藏在《我的前半生》图书档案里，成为匹配社里看家书的看家宝。80年代中期，为了编辑《人龙人——溥仪画传》，溥杰把《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赠送给黄钺。

    这部手稿用纸较差，很像20世纪50年代小孩子写作文的一种无边无格的纸张，高26.5cm，宽20cm。《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题目用了一页纸，下有爱新觉罗·溥仪署名。接续是目录用纸，然后有正文47页，末尾签署日期为“1956年9月12日”。我粗粗浏览一番便开动脑筋：溥仪研究界和我个人的研究是有共识的，由溥杰以及一些伪满战犯帮助溥仪写作的“油印本”《我的前半生》，在1960年1月由群众出版社付梓的“灰皮本”《我的前半生》（以下简称《灰皮本》），为《我的前半生》的祖本。（《我的前半生》“油印本”在《灰皮本》出版之前，曾由全国政协方面印出以油印本为内容的十六开大字本，从未内部或公开出版。《灰皮本》开始是内部发行本，直到2011年1月才公开面世。“油印本”“十六开大字本”和《我的前半生（灰皮本）》是一个版本系统，以区别于李文达“另起炉灶”的版本系统。）在《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被发现之前，溥仪自己说是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写作《我的前半生》的，他的管教员李福生也说：“溥仪撰写《我的前半生》是从1957年开始的。”学者们都未找到溥仪亲笔撰写《我的前半生》的证据，他在这部著作的成书过程中所起作用不过是“参予研究，随时校订，并作了一些口述”。莫非这部书稿的成书链出现了更早的源头？本着尊重原始文献的精神，经笔者得到史料后进行的考证，并仔细辨识字迹，结果还真是这样。且听细细道来。

    一、认罪材料何其多

    纵观《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就是一个议论多、史实少，行文粗糙简陋，未加任何文字修饰的名副其实的原始“反省笔记”。尽管群众出版社把《灰皮本》的体裁厘定为“反省笔记”，但它涵笼着许多与溥仪相关的人物和故事，其文字生动有趣，颇富细节乃至情节，已经是个人传记的雏型了。而《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则差之远甚，或许只能算作《灰皮本》的大纲。要认识它的内容，首先需要把它和其他认罪材料剥离。

    《我的前半生（全本）》第318页以后，散见溥仪撰写“反省笔记”的蛛丝马迹。他说自己在苏联曾写过一个“陈述书”，叙述一生的经历，但“写得非常不老实”。这应该是溥仪最早的自传。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他靠在苏联“蒙骗”管理人员的经验和对同押的家庭成员、侍卫人员的控制，又写了一份“骗人的‘自传’”。新中国的镇反运动中，他写了检举日寇在东北的罪行的材料，但“一面口头上接受革命理论，一面用汉奸理论为自己辩护”。此时，他已经从抚顺迁往哈尔滨。在哈尔滨，他写过一些对所方教授的政治理论、中国近代史等课程的学习体会。1954年春天，迁回抚顺战犯管理所后，他“已经不记得在‘检举认罪’的九个月间，一共写了多少次坦白认罪书和检举材料”。不但从头到尾地写了自己的经历，而且“今天一条，明天两条，左也认罪、右也检举”地往上补充。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从蒙骗向认罪转变。1955年4月，在所方的支配下，伪满战犯成立了“学习委员会”，这个“学习委员会”在溥仪特赦前后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溥仪在“学习委员会”的组织下，也写过一些东西，估计，“学习委员会”也留下了关于溥仪认罪和改造的记录。进一步说，《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可能就是“学习委员会”的工作成果。

    从时间上讲，《我的前半生（图录）》中收录的溥仪影印手迹“补充我的罪行”日期署为“1956年7月7日”。但这一手迹为另一份认罪材料，这种认罪材料的结构框架与《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并不挂钩，只是其中某些内容，如溥仪曾派日本人工藤忠前往日本打探当权者对伪满的政体“是否主张帝制”的叙述等，在《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里也有。看来，这部手稿确曾受到其他认罪材料的影响。有趣的是，王庆祥著《末代皇帝溥仪改造全记录》曾附丽题为“溥仪亲笔撰写的一篇短文”的影印件，落款日期“1956年12月2日”。内容属标语口号，字迹清晰端正，显出一定的书法功力。我可以负责任地讲，这个影印件不是一篇短文，恰恰是这部手稿的结尾部分。它比影印件字迹潦草，且脱落了一个自然段，有个别漏字，标点略有不同（如一处三个惊叹号，在影印件为两个惊叹号）。看来，溥仪在完成《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七十余天后，又把他认为精彩的标语口号稍加润色，重新书写。

    此外，王志强主编《溥仪研究（3）》所载王庆祥署名文章“溥仪的忏悔”所云“摘自溥仪未刊手稿”之引文，据笔者查检，就是《灰皮本》的文字内容。李立夫主编、王文锋执行主编《溥仪研究（下卷）》所载刘晓晖、刘辉署名文章“从皇帝到公民的心灵独白──溥仪封建皇权思想解析”所云“《我的前半生》手稿”之引文，则与《灰皮本》文字略有出入，但确系《灰皮本》无疑，这可能由于从“油印本”到《灰皮本》的文字加工使然。李立夫主编、王文锋执行主编《溥仪研究（下卷）》所载侯桂华、张家安署名文章“劳动，是溥仪世界观转变的起步”所云“一份自我认罪材料”，叙述了溥仪自己对他犯罪思想根源的四条归纳，这四条归纳既出现在《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中，又出现在《灰皮本》，它恰恰佐证了这部手稿和《灰皮本》的直接联系。

     二、客观时代的感召

    作者著书撰文往往与当时的外部事物对主体的刺激有关。本节通过一些文献史料梳理溥仪写作《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时的周边世界及其主观感受。

    “死不死、饶不饶、放不放”，一直是被关押改造的末代皇帝心中无法卸掉的包袱。他不断地观测“气象”，找寻对自己有利的蛛丝马迹。“好运”终于露出征兆了。1956年春节刚过，“所长召集了全体战犯，报告国内的建设情况时”，宣布“政府决定，不久要组织你们到社会上去参观……”，溥仪开始“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又表示“至少感激是真实的。这个安全信号是来得多么受欢迎啊”！“安全信号”对于“不相信人民会对我宽大”的溥仪来说，犹如旱壤逢甘霖。1956年3月5日至7日，末代皇帝等伪满战犯由抚顺战犯管理所组织参观了抚顺地区。他在平顶山煤矿接受了在一次日寇大屠杀中仅存的五岁小女孩──共产党员、幼儿园所长方素荣的忆苦思甜教育，了解了一些他当儿皇帝时所不知道的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人民犯下的血腥、残暴罪行，以及方素荣呈现出的“你们既然放下武器认了罪，我可以不提起那些……”的宽大胸怀。3月9日，由彭真具体安排，载涛率韫颖和韫馨到达抚顺，探视了溥仪、溥杰和爱新觉罗家族的其他成员，看到他们可喜的变化，溥仪“好像走进了梦境”。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谈到“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时，他以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教训为鉴戒，提出了对战争罪犯“一个不杀”的主张，并点名说：“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也不杀。”（笔者按，以溥仪当时的处境不可能看到《论十大关系》，但毛泽东的报告精神肯定会通过某些途径传递到他的耳朵里）7月2日，溥仪在沈阳为审判日本战犯出庭作证。他检讨说，这个审判“地点也很巧，是在沈阳的北陵，是埋着我的祖先皇太极的地方。但这件为祖先扬眉吐气的事不是我这个子孙做的”……尽管溥仪内心愧疚万分，但让他出庭作证，本身就是政府放出的“安全信号”，使他在作证时，产生了履行“光荣任务”（《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语）的责任感。8月18日，英国路透社记者漆德卫第一个作为西方人获准采访溥仪，此后，法国记者、加拿大记者纷至沓来。据抚顺战犯管理所《加拿大记者来管理所访问溥仪情况报告》所载，末代皇帝接受采访时说：“我认识了我的罪恶，是应该受到祖国严惩的……多年来政府没有立即惩处，并在各个方面给以宽大，这是我想不到的事……”此时，末代皇帝的心里是踏实的。

    所有春风化雨的征兆和末代皇帝的及时感受，都指向他将走向新生。然而，溥仪可以通过认罪材料坦白自己在伪满十四年的汉奸罪行，而全面彻底地梳理自己的前半生，他就有了种种的思想顾虑。与末代皇帝朝夕相处的专职管教员李福生在“改造伪满皇帝溥仪琐记”（收入抚顺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震撼世界的奇迹──改造伪满皇帝溥仪暨日本战犯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一文中，具体描述了溥仪的种种思想顾虑，并说：“他主动检查了阻碍写作的思想根源之后，写作态度才有明显的改变。他不但在自学时间写，在晚饭后的业余时间也写。”写什么？就是《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写作的思想动力诚如《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所云，彻底地暴露自己，不想“在棺材里糊涂到底”。但所方依然认为“许多历史过程写得不深不透”，并向溥仪指出三条：第一，暴露过去的问题，不要怕丑，怕丢面子；第二，只有对过去的错误思想进行彻底的清算，才能促使自己不断地得到进步；第三，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历史自己写。历史总归是历史，即使自己不写，别人也会写的。沿着所方的引导，《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写作之细化、深化即形成了《灰皮本》。对于从《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到《灰皮本》的中间环节，笔者稍加揣测：溥仪于1956年9月完成了这部手稿，所方以及溥杰、其他伪满战犯等都认真地阅读了《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经所方安排，溥杰等人开始搜集材料（笔者按，前文所引李福生文章曾叙述了所方为撰写《灰皮本》创造的各种条件），1957年夏天，正式搦笔和墨，创作这部后来震撼世界的名著奇书《我的前半生》第一个图书版本《灰皮本》。

    三、《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和《灰皮本》关系举隅

    《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和《灰皮本》是一奶哺育的血亲。以下举例加以说明。

    从文本框架结构上看，这部手稿不同于一般的认罪材料，它具有史传体例的断限、标目和编次，亦具有时间、地点、人物等史传要素，并且初塑了后来产生的《灰皮本》的纪传骨骼。《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凡五部分，其中第四部分又厘分四个小节，第五部分为“结束语”。第一部分“我在北京的时代”和第二部分“我在天津时代”，在《灰皮本》衍变成篇章节体例的第一篇和第二篇，标题基本一样。第三部分“终于坠入充当日寇走狗的泥坑”，在《灰皮本》中衍变成“前来东北”和“长春时代”两篇。第四部分“我的转变过程”，在《灰皮本》中衍变成“在苏联的五年”和“回到了祖国”两篇。其中《灰皮本》的第十三章“第二次到了抚顺”和《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第四部分第四小节“第二次到抚顺”，不仅标题雷同，而且叙述顺序及撰著内容都高度契合。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群众出版社《人龙人──溥仪画传》出版前，该书主编李文达是按照“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叙述框架让当时的摄影编辑黄钺配置图片，而没有用《我的前半生》定本。尽管前者的标目笼统稚拙，后者的标目华丽庄重。

    从撰著内容上看，《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云：“当我六岁的时候，便由隆裕太后给我物色好毒化我灵魂的工程师启蒙老师，一起初由陆润庠、陈宝琛教我的汉文，伊克坦教我满文，后来又加上朱益藩、徐坊、梁鼎芬教汉文，再以后英国人庄士敦教我英文，我是由六岁起一直念书到了十七岁。”《灰皮本》亦有如此表述，甚至读什么书之举例，与庄士敦的交往以及他对溥仪思想上的影响诸如此类的具体情况，《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和《灰皮本》也如出一辙。

    在观念上，《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和《灰皮本》对敬天法祖思想的批判、对英雄史观的批判、对爱新觉罗子孙一生下来就不是凡人的批判、对封建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的批判，等等，形貌逼肖。《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引述儒家学说：“乱臣贼子天下得而诛之”和“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鹘之逐鸟雀也”，《灰皮本》在相应的表述位置，仅仅引述了前句。在行迹上，如溥仪在紫禁城偷出法书名画和善本古籍，在天津做寓公，在大和旅馆受到板垣征四郎的威胁，与日本人签订各种卖国条约，到日本访问接回“天照大神”，等等，两部作品何其相似乃尔。

    将这部手稿越往下看，与《灰皮本》越相映生辉。如“第二次到抚顺”的有关内容，“……学习了李富春关于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毛主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决议草案的说明以及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廖鲁言的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等等……”，与《灰皮本》的相关表述，仅仅是后出者文字校对、润色更加准确。又如这部手稿描写溥仪去抚顺等地参观的闻见感思，也都能融入《灰皮本》，几乎“水天一色”了。尤其是对参观抚顺露天矿时遇见劳动模范方素荣之事的叙述，开《灰皮本》《我的前半生（批校本）》《我的前半生（全本）》《我的前半生》之先河，成为书稿千删万改后依然保留下来的末代皇帝自己最钟爱的经典叙事片断。还有，“祖本”与其“滥觞”都写了溥仪在苏联给斯大林写信要求滞留一事；都写了志愿军首长在哈尔滨给战犯们讲述“上甘岭战役”的光辉战例及末代皇帝受到的震撼和感动；都写了末代皇帝学习列宁《帝国主义论》后的认识，如对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云：“就是它从先天带来不可克服的致命根本矛盾。”《灰皮本》云：“也是它从先天就给带来的绝对无法摆脱的致命伤。”都写了溥仪嫁祸吉冈安直，隐瞒自己曾主动鼓励伪满大臣们抵抗苏联红军解放东北，一直到了1956年才进行坦白、清楚交代；等等。在呈现溥仪思想转变过程的粗线条上清晰程度是一致的。在某些局部，《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表达的心理款曲则更加细腻。

    看来，溥杰以及其他伪满战犯在帮助溥仪撰写《灰皮本》时，是严格按照溥仪的原出思路运行的。

    从撰著风格上看，群众出版社于2011年公开出版的《灰皮本》第一次印刷的“出版说明”云：“……溥仪在‘灰皮本’中，以他特有的、淋漓酣畅的反复唾骂自己的‘狱中风格’，强烈地表示了一个‘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的末代皇帝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决心；也坦陈了自己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永远忠诚于毛主席的坚定信念……”阅读了《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便清楚，这也是这部手稿的撰著风格。从语言表达上看，溥仪很喜欢使用的“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的成语，从这部手稿到《灰皮本》乃至李文达“另起炉灶”的本子，都存留下来了；而“一起初”“野望”“择尤”等语汇，《灰皮本》尚大量使用，“另起炉灶”以后的本子则绝迹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四、《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在《我的前半生》系列图书中的价值

    群众出版社在出版《我的前半生》系列图书（按出版顺序指《我的前半生》1964年版、《我的前半生（全本）》2007年版、《我的前半生（灰皮本）》2011年版、《我的前半生（批校本）》2013年版，还有一部群众出版社编2013版《我的前半生（图录）》）时，如前文所述，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认识：《灰皮本》是《我的前半生》的祖本，即原汁原味的《我的前半生》。《灰皮本》第一次印刷“出版说明”云：“由于溥仪的写作环境、写作时间、写作思想和能力的局限，使得《灰皮本》的质素与‘另起炉灶’以后的书稿有很大区别。但它毕竟是溥仪在监狱里，真实地呈现自己接受改造的精神状貌，为典型的‘现在进行时’作品；从文字记录当时就有的评价和后来在成稿链中产生的地位而言，它为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宣传中国共产党教育改造战争罪犯事业的伟大功勋发轫。”这是因为当时并未开掘出新的史料，引用的史料较陈旧，现在由于新史料的发现，证明了以前的结论并不正确，也就不应该在出版《我的前半生》系列图书时仍然坚持旧说。新的表述不宜推翻旧说，但要对旧说加以补充修正：作为一部原汁原味的《我的前半生》成书之前，还有一部两万五千余言的“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稿子，后来的《灰皮本》与它一脉相承、接续嬗递，构成这部名著奇书的次生成稿链。也可以打一个形象的比喻，《我的前半生》是精美绝伦的陶瓷制品，它以前的各个版本是烧制程度不同的半成品，《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则是泥胎。另外，传统的说法是“最早的《我的前半生》的基调，即‘我罪恶的前半生’”，因为，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等，都回顾自己的历史，反省自己的罪恶，撰写“我罪恶的前半生”之类的交代材料，故有人认为《灰皮本》应更名《我罪恶的前半生》，这在政治、历史大局上讲得通，但现在就清楚了，就溥仪个人的撰著经过而言，倘将《灰皮本》更名，宜称《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自从《我的前半生》1964年公开面世，论家们反复强调在溥仪身上反映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道理，现在也清楚了，这句话的源头为溥仪本人的表述。

    新史料与旧史料常常是相因相依，可以相互勘补的，使得《我的前半生》的成书史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完善。也因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新史料的出现，新的知识为《我的前半生》的研究和出版、溥仪研究、改造战争罪犯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