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道化境：此程确非坦途

    眼前这次论坛的主题是“译道化境”。既然论道入境，这无疑就是以我们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中最高端的理念介入了翻译这样一宗涉外的学问了；而我这次发言，还得事先请诸位海量，允许我絮叨几句题外话。

    我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北大中文系的本科生，退休前，是中国社科院外文所英文编审。当初在大学，我那个班级的公共外语必修课是俄语。老师梁钰文、丁友渔先生都是甘为莘莘学子披肝沥胆的良师，下了讲台又是益友。恕我坦言，鄙人当时还算是个大试小测基本都得五分的学生；三年苦学速成，翻着字典，也能粗读《真理报》、背普希金的《致查尔达耶夫》了。无奈不久恰逢特定年代，毕业不久又进入中苏交恶时期，俄语不派用场，辜负了当初恩师的良苦用心——他们本人也横遭灾难。因此，像我这样既未正式受过专业外语教育，也没学过翻译理论或受过这方面业务训练之人，对于外语、外国文学，本是僧道两门；至于英语，还是在中学获得过一点ABC起步的基础，而其时又正逢中美、中西对抗热战最甚数年，校方对这门解放前保留下来的传统课程的重视以及学生对其学习的兴趣，皆已降至零下，这门课程教与学的效果，至今自是可想而知了。随后就是随时挤业余时间自教自学，80年代初到社科院外文所以前，教过几年大学基础英语，后来在北京的《翻译通讯》（《中国翻译》的前身）做了几年编辑，在外文所主要工作是编译外国文论，兼写一些评论和作家研究，这前后四十余年，都是我半工半读自学英语的历程；当然，80年代后期开始，去英、美、加、澳及欧洲大陆短期访问讲学旅游（其中唯一受公派的是1988年约10周赴英做高级访问学者），这些都是我除完成访学计划外，附带的宝贵补习英语良机。又是这样，包括退休后的最初几年，业余翻了几本英国小说，还是托这些作品原作都是经典名著之福，几种译本至今还都尚未被读者所唾弃；而据自我感觉，自己的英语也不能说还没有在这点翻译实践中渐渐有所长进。不过，即便如此，对于翻译理论，虽然在做翻译论文和英美文论编辑过程中稍有涉猎，终究都是略及皮毛。因此现在我真是怀着敬畏之心，应咱们这个论坛发起人之召，又被前来的专家诸君裹挟而来，是来聆听在座各位的译道高论。我自己对这方面不仅是僧道两门，而且是野狐禅，——虽非邪魔，也是外道，本不足为外人道。这只不过是既来之则只能说一说自己翻译实践当中的一点相关的体验。

    我的发言既以最低且俗的自我外国语文学学步开始，这与今天论坛的主题“道”“境”自然有别天壤，未免太过小儿科；不过念及己之所言，初衷却是借此机会应答一些年轻读者经常问及的，我究竟是怎样做起翻译来的，无非是唠叨些许外语学习中只有自知的点滴甘苦；同时也是望图以一己之身的体验和教训，说明“化境”此一看似高逸而且玄妙的境界，又并非绝对悬空，它在译者不断纵身攀缘力求跃企的过程中，似乎还是需要语言、文字等等技能以及才情、学养等等为依托。就以道家的得道成仙而论，也并非像美国那位瑞普·万·温克，一不留神，喝下些仙酒就在仙境大睡了20年。常说中国的道家人，不知要经过多年的苦修才成正果；假如是非人类的飞禽走兽爬虫水族之类，则更需要千年万年还不见得脱胎换骨。仅以最便捷、最适于大众共享的一跺脚就腾云驾雾直达天庭而言，那也是得有云托着；而云，无论是白是黑，还是五色祥云，溯其本源，也并非虚无飘渺的being，而是水汽，不过是来自最低处、最靠近地球的大气层，或者索性就是从更低的地表下蒸发而来。

    关于翻译的化境这个概念，我最初当然是从钱锺书先生《林纾的翻译》一文接受。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此前，70年代中，我在大西北的大学外语系教本科英语，趁暑假回北京悄悄考进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当时叫“联合国小组”，编辑《翻译通讯》。那时先生的《旧文四篇》已发表，我和大家都争相购阅。读得虽然认真，却没有特别的领会，也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印象。三四十年前那时候，或者再连同高中、大学期间，我还只翻译了一些英国中短篇小说和短诗、散文，算是习作，只出了一本英国女作家中短篇小说选。钱先生对翻译提出“化境”之说，我这种愚钝晚生，真是仍在云里雾里。直到最近一周准备来到这里，偶然翻阅自己的旧书，发现了2003年写的旧文章里谈翻译《双城记》的感受，我曾经说在译到原文的精彩之处，随着原作者一起喜怒哀乐，心潮澎湃，仿佛自己已经变成了他，由此也就有了一点下笔神来的感觉。这时候，自己仿佛已经不是在从原书本上一字一句地照搬字句到译稿纸上，而就是在那儿写作，仿佛是被原作者附了体一样。现在我不知道，这究竟算不算就是一种译者在竭力提升自己，力争使自己接近原作，融入原作的尝试和体验呢？

    这里说到了译者力图接近原作者，这当然也就是译者如何处理好和原作者关系的问题。我认为，这是译者迈向或者说接近化境的必由之路。

    我想用粗浅的跳交谊舞来做个比较。其实我对跳这种舞，从来都没有太多兴趣和技艺，只不过觉得，一对舞伴在舞场上那种对立统一、起止进退、辗转腾挪、形神互动的状态很有趣，也很像是一对作者和译者的关系。

    让我们看，跳交谊舞的时候，通常是男女双方，一个带另一个，——其实性别并不很重要，缺少男伴的时候，也可以女带女。关键在于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主动方邀，被动方应，这就等于是翻译的时候先把原作摆出来，先看译者是否接受。然后跳起来的时候，被动方也并非一味跟进跟退。有时要发挥主动性，通过暗示，提醒、帮助对方把握方向路线，以免发生碰撞是非。就这样，在一对舞伴随着乐曲起承转合、翩然悠然当中，也就达到了一种陶然忘我的境界——我把它称之为“化”。翻译的时候也是一样，作者带领，译者跟进，一主一客，译者不能任性逾越雷池，那是喧宾夺主；但还是既要揣摩领会作者，又要争取发挥自己的能动力。只有在达到了主客互动当中，彼此心领神会，才谈得上渐渐向“化境”靠拢。

    现在再回到一部书翻译的初始，我们拿到了书，这活儿接与不接，愿与不愿接效果是不一的。我有幸生平总算有机会先后接了英国小说中自己最喜欢的两本，一本是《双城记》，一本是《呼啸山庄》。一是写历史，写大场面、大胸怀；一是写情，写一家小儿女至死不渝的私情。我翻译他们的时候，似乎还真像是跳舞的时候找到了珠联壁合的好舞伴，偶尔还会生出一点点飘飘欲仙的感觉。这也就是常言的“很过瘾”。

    但是我翻译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说你并不喜欢这部书，还是接了这个活儿，最后在反复和它磨合当中了解深了，也会产生默契，甚至日久生情。比如去年重新校改过的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

    我最初并不太喜欢这本书，对我难点太多，二十年前译完出版了，并未达到基本的满意，出版社也并未提出意见。近几年从网上看，很滑稽，自己最不满意的这个译本，反被一两位研究生选为毕业论文的主题，还夸奖了一番！不管别人怎么说，去年和前年我还是前后差不多花了近一年的时间，逐字逐句又把它修订过一遍，达到自己稍感满意，又提供给出版社等待再版。我真不知道，这到底是我老朽昏聩，不识时务，还是那些年轻朋友如今已经有了更新的超常标尺呢？我也不知道，现今人们在观舞的时候，欣赏的口味和过去的会不会也有这样大的差异！

    最后我们再回到钱先生对翻译的“化境”之说。我领会这当然是指在文学翻译的范畴。科技政史等方面的，大体应该是又当别论吧。即使是文学翻译，我想也应该是指对那些好的文学原著；平庸的、泛泛之原作，根本不配要求化境。其实，归根结底，任何艺术成果的最高境界都是化境。贾岛有《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李白之后差不多四百年的辛弃疾有《贺新郎·甚矣吾衰矣》：“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这里好像辛弃疾比李白那时候对自己和对青山都更了解了；还有中国画家的水墨山水花草，和诸体书法，还有那些至今已成凤毛麟角的古乐，这些艺术作品和创作他们的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也都有一样的情境。我突然想到一个翻译“胸有成竹”的笑话。这个成语据说是出自苏东坡论绘画。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我们的访苏代表团一位中国代表说话时，用了这个成语，那位苏联翻译译成俄语的时候，就成了“肚子里有根棍儿”。后来在改革开放以后，听说，美国翻译，也有的走的是同一样的路子。由此看来，画家要画，翻译家要化，首先肚子里都得有东西。肚子里无竹有棍儿，只能画（化）出棍儿来。

    译事的这种化境，也像“道”一样，是带有哲学意味的命题，有时又似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尤其对于我这种资质朴陋的普通译者，更是可望而不可及，只能力求接近。此论题如果深究，恐怕还不仅仅是我们翻译行之事，还得请出中国哲学家来共议。细看钱先生《林纾的翻译》，似也未作扩展式的论证，我手头也没有找到先生就此高论所做实践的范本译作。希望今后能在诸位专家大论中得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