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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8年06月06日 星期三

    从“美龄论争”中走出的斯坦福博士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06月06日   12 版)

        陈美龄,这位曾经红透亚洲的巨星,因兼顾工作和家庭引发出一场轰动全日本的“美龄论争”,并因此登上《时代周刊》。一边照顾两位幼子、一边完成斯坦福大学教育学博士的学业。被确诊为乳腺癌后不屈不挠抗击癌魔,被冠为“微笑大使”。在《人生的38个启示》中她回望来时路,弘扬永不言弃的精神和一颗感恩的心。在涵括其教育方法的另一部著作《50个教育法》中,还可以看到她怎样培养出三个全部被斯坦福大学录取的优秀儿子。

     

        新任妈妈复工的最大问题是:谁看孩子呢?和平是吃母乳的,而我却住在横滨,距离东京大约两小时的车程,不可能趁工作的空档回家喂奶啊!

     

        “我可否带他一起去工作呢?”我问金子力。“那你要问编导了。”于是,我和编导通电话解释情况,他说:“快点回来工作吧!不管你带谁来,孩子也好,小狗、小猫,甚至小兔子也可以!”

     

        我很高兴,以为问题解决了。我召集工作人员,对他们说:“我们一向都以谦虚有礼为宗旨,现在有了BB,更加要小心,不要给人家添麻烦。不可以带BB到录影室,人多的地方不要去;保持BB开心,若哭的话,带他到外面走走。”

     

        大家点头,和平张大眼睛大笑。大家又一起点头,和平又大笑。大家给和平逗到开心不已。“您放心吧!一定无问题的。”大家鼓励我这个没有经验的新妈妈。

     

        但结果,这个行动不是“无问题”,而是大有问题!它引起了日本妇权运动历史上最大的论争之一,叫“AgnesControversy”(雅丽丝论争,以下称美龄论争)。

     

        事缘我第一次返回电视台录影的那一天,记者要求与我和孩子见面,录影完毕后我会见记者,给大家一个机会拍摄母子照片。记者问我,既然有了小孩,有没有想过退休?我答说:“没有想过呀!在香港和中国内地,有很多妈妈都工作的。在中国还可以带小朋友一起上班呢!五百名以上员工的工厂,很多都有托儿所啊!”

     

        当初,报导反应非常好。观众鼓励我的做法,有很多人赞赏我是一个好妈妈。但我当时却不知道,原来那一番说话,会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我的想法对日本保守的人来说,是非常具挑战性的。他们认为如果我的想法横行社会,会对日本的传统和秩序带来坏影响。

     

        论争是从几位右派文人和专栏作家对我的行动提出批评开始的。有妇权运动的学者提出:“这不单是陈美龄的个人问题。其实是每一个父母都面对的问题。”“美龄论争”成为了当年的流行语。社会上的论争日益激烈化,有人赞同我,有人反对我。

     

        这场论争长达两年多,“美龄论争”甚至得到一九八八年日本“新语流行语大赏”流行语部门的“大众赏”。

     

        工作方面则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有很多人支持我,而且我的收视率很高,电台电视不会那么容易的放弃我。但每天的攻击,不多不少,都对我的精神造成伤害。我要走的路,以前未有人走过。和我一起走的伙伴,也不知道路在哪里。唯一知道的是:此路非走不可。

     

        “美龄论争”成为妇权运动的源动力。有舆论的支持,日本成功通过了《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学者和政治家更指出,日本需要有产休法例,以保护妈妈的产后健康和复职机会。

     

        我的论点得到认同,还开始改变社会,右派更加不满,对我的攻击日渐恶化,杂志以子虚乌有的谣言中伤我,希望打击我的形象,当时公司还时常收到恐吓信,但金子力都不让我看。我打了个寒颤,发觉论争已进入疯狂境地。

     

        论争成为国际新闻,连美国的《时代杂志》也报导了。有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看到报导后,通过共同的朋友联络我,希望与我见面。刚好有一间加州的大学邀请我去演讲,于是我们一家人赴美,演讲后顺道到斯坦福大学会见她。

     

        她是一位十分有吸引力的女权经济学学者。她细心聆听我的话后,对我说:“你应该来跟我进修男女学、经济学和教育学。这样你会明白为什么论争会发生,和如何改善妇女的情况,否则这个论争就会只停留在一个艺人受到攻击的程度。来斯坦福修读博士学位吧!对女人来说,有一个博士学位,特别有利的。”听到她的提议,我有一点惊讶。

     

        难道她不知道我已经是一个妈妈?而且在日本有千万份的工作等着我去处理,留学根本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教授把入学申请表交给我。“考虑一下吧!你一定不会后悔的。但入学不容易啊,而且还有几天就截止了。加油!”

     

        申请入学除了要写论文外,还要在国际性的共同考试(GRE)中得到优秀成绩。而且截止日期迫在眉睫,共同考试虽然可以回日本后考,但论文却非要在一两天内写好寄出。我知道成功率很低,但本来就没有期望,考不进也没有损失,故决定试试看。

     

        当天晚上,和平睡觉后,我用酒店的信纸,写我的小论文。内容提及美龄论争,表示希望研究女性的历史经济,及如何用教育推展平等和没有歧视的社会。那天晚上我十分集中,一气呵成,彻夜完稿。我把申请表填好,连同手写的论文和申请费,寄去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博士课程新生入学部。回到日本考了GRE,成绩不错,但仍然没有多大信心能入学。

     

        一九八九年春天,我收到通知书,考上了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博士课程!我喜出望外,觉得是找寻“美龄论争”的真正意义的好机会。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同一时间,我发觉自己又怀孕了!

     

        一边上学,一边带一个孩子已是不容易,带两个孩子就更是难上加难,几乎是没有可能做得到的。我决定放弃留学,接受现实。

     

        我打电话给教授:“对不起,我还是不去了。”她没有说话,过了几秒钟,她问我:“你是否怀孕了?”我吓了一跳,为什么她会知道?她继续说:“很多女士都是用这个借口放弃自己的梦想。你是否希望将来对你的孩子说,为了你,妈妈放弃了去读博士学位?”我答:“当然不想……”教授鼓励我:“不要怕,在美国有很多父母都是带着孩子求学的。放胆来吧!我们一定支持你!”

     

        一九八九年九月底,我大着肚子,带着两岁多的和平仔,到斯坦福大学报到,成为教育学院博士课程的研究生。加州阳光普照,校园气氛开放,和平滚在草地上玩耍,跑来拥抱我说:“这地方真好!我喜欢这里!”看到他的笑脸,我心里的怀疑消失了。

     

        我对着蓝天许下了诺言:“不胜不归!一定要拿到博士学位,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期待!”没有不可能的事,只是还没有想到;已经有人做的事,应该能做得更好。只要有心,一定有路。我带着一个孩子到斯坦福,在斯坦福又生了一个孩子,我的次子升平,欢迎到世上。

     

        斯坦福大学是一间促进意见交流、创造新知的顶尖学府。师生之间没有阶级之分,大家互相尊重,一起寻求新主意。大学并不把传统放在第一位,最重视的是如何创造未来,如何利用智慧把人类带到新天地。斯坦福精神是:没有不可能的事,只是还没有想得到;已经有人做的事,应该能做得更好。

     

        这种想法真棒!第一天上学,我大着肚子和新同学步向教育学院,我说:“前后左右都可能是第二个乔布斯、第二个盖茨呀!”同学拍拍我的肩膊说:“No,no.应该说,自己可能是第二个乔布斯呀。”噢!对的!我也是斯坦福的成员了,要有远景、创意,和改善社会的斗志!

     

        斯坦福的博士课程程度很高,每天要阅读的参考书多不胜数。下课回家后要带孩子,等他们睡觉后才开始温习,经常通宵达旦,但我一点也不觉得累。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吸收到的知识,我都想尽数吸收,就好像饥饿的企鹅,不顾一切的把书本塞到肚子里。

     

        从其他人看来,我的学习方式是有一点疯狂。但对我来说,简直津津有味,是无上的享受。学习是喜悦,知识是营养。我每一天都忙到发昏,但每一天都非常充实和快乐。一眨眼,两年半过去了。我的博士课程读完,博士论文的提案也通过了。

     

        “恭喜你,你是最快完成课程和提案的学生!你可以参加毕业典礼,然后慢慢回家写论文了。”教授告诉我。

     

        斯坦福的毕业礼非常壮观,和平知道我害羞,拉着我的毕业袍,小声说:“妈妈,Iloveyou.”我的心甜蜜蜜的,两手抱起他们,亲吻他们的小脸,声泪俱下的告诉他们:“Iloveyoutoo!”

     

        在斯坦福学习,虽辛苦,却是无上的享受。抱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我收拾行李,带着孩子们返回日本,重投工作、做研究和写毕业论文。我知道想拿到博士学位,最难的关头还未度过。虽然知道前路艰苦,但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无论需要多少年,无论有多少挫折,我也必须把论文写好!我对自己说:“不怨不惧,不胜不休!”

     

        一边工作一边写论文,真的不容易;加上身边还有两个小孩子,每天都好像在战场。我坚持早上起来为他们做早餐、做便当,送他们上学后才准备工作;工作回来做晚饭,一起吃饭后,和孩子们玩耍、帮他们看功课,再玩耍;待他们洗澡就寝之后,我才开始研究和写论文。当时互联网还未发达,所有资料都要靠从书本里找。

     

        我回日本之前买了大量的书籍,也收集了其他人的研究。我论文的主题是比较从东京大学毕业十年后的男女其工作、收入及家庭状态。我先要寄出八千多份问卷给毕业生,请求他们协助填写并寄给我。收到问卷后,我要非常细心的把答案改变为数字,然后用电脑计算出统计学上的指数。

     

        每写好一稿,都要把它印成四份,分寄给斯坦福四位大教授,请他们评估。论文长达四百多页,每一次都是大工程。我也忘记寄了多少次,每一个教授的意见都不同,其中有一两位特别严格,写来写去也不能通过。

     

        有一天晚上,升平拿着被子来到书房,不作一声地爬进了我的书桌底,用手抱着我的双脚,闭上眼睛睡着了。我这个妈妈惭愧得不得了。原来小孩子睡着之后,也会想念妈妈。从那天起,我在书房里铺好床褥,每天晚上孩子们就在书房里跟我睡觉。

     

        写来写去也不能通过,我又气馁又着急,花在论文上的时间越来越长。1993年秋天,我把四个大教授的意见和自己的见解终于写进了论文里,有点筋疲力竭,但仍然充满希望的把它寄出。这一次,论文终于通过了!

     

        一家人欣喜若狂!那天开始,我们回到睡房睡觉,那种解放的感觉一生难忘。

     

        一九九四年初春,我正式成为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博士。我为自己骄傲,为丈夫、为孩子们骄傲。有志者事竟成,我们真的做到了,对自己的信心也增强了。

     

        可能因为我是歌手,社会上有一部分人曾经是看不起我的。但得到博士学位后,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在社会上的发言更有力量。我慢慢成为女权问题、儿童问题和教育问题的意见领袖,从此更加专注于协助改善女性和儿童的社会地位。我的工作范围更加广泛,除了演唱之外,到各处演讲成为我工作的另一个支柱。

     

        “美龄论争”给了我很多痛苦和困难,但也给了我留学斯坦福的机会。所以回想起来,论争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改变了社会对工作妈妈的形象。而我在个人方面来说,也得益良多——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惊慌,最辛苦的经验,可能会带来最有意义的结果。

     

        博士课程教会了我一个道理,就是人永远有成长的空间,能否与新的自己见面,视乎你有没有勇气。

     

        (本文摘自《人生的38个启示——陈美龄自传》,陈美龄著,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1月第一版,定价:42.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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