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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访谈
阿来的《机村史诗》由六部曲组成，每部又分别由一部小长篇、一篇事物笔记和一篇人物笔记共同组成。
阿来说，他并非刻意追求结构的突破，而是故事需要。从他的乡村生活经验来看，当代乡村不再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很多事件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连续性，并不像《暴风骤雨》《创业史》《艳阳天》等传统乡村题材小说里写的那样有一个大事件贯穿始终。乡村的经验和历史，都已在城市化进程的辐射作用下，变得零碎和断裂。此外，阿来认为当代乡村里的人物，也再不是始终处于舞台中心的一个或几个了，他要写的，都是散落在各处的小人物，且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事件中各自扮演主角。
经过多年的观察、思考和准备，阿来最终在《机村史诗》中搭建了一个去中心化的花瓣式故事框架，搭建了一幅藏族乡村人物的时代群像，并由此成功为本书真正的主角——藏族乡村——留下了纪念碑式的文字，而这正是我们需要在这样一个乡村变迁的潮流依旧翻涌不息的时代，翻开《机村史诗》（六部曲）的最迫切的理由。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评价《机村史诗》，这是一部怎样的作品？
阿来：这是一座村庄的当代编年史，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到90年代。这半个世纪，中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从政治到经济。这场实验，目的在于改变人，也改变社会面貌。中国乡村，在国家版图上无论是紧靠中心还是地处僻远，都经历了革命性变革，与种种变革带来的深刻涤荡。
我出生于一个偏远的村庄，在处于种种涤荡的、时时变化的乡村中成长。每一次变革都带来痛苦，每一次变革都带来希望。即便后来拜教育之赐离开了乡村，我也从未真正脱离。因为家人大多都还留在那里，他们的种种经历，依然连心连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这样的村庄写下一部编年史。
所以，这部小说的主角是一座村庄。我给这座村庄另起了一个名字：机村。“机”，是一个藏语词的对音。“机”，也不是一个标准的藏语词，而是藏语里一种叫嘉绒语的方言里的词。意思是种子，或根子。乡村是我的根子，也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乡村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子。因为土地和粮食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虽然今天人们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但土地与粮食依然在那里。
中华读书报：距《空山》初版已过去十几年，为什么再版会以“机村史诗”的名字，以及“六部曲”的形式来重新呈现？
阿来：《空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权期满了。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版本更名为《机村史诗》，小说是六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浙江文艺的版本和作品在形式上更吻合。
这部小说不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以破碎的结构对应不断重组的乡村，形式本身都成了某种隐喻。小说初版时，人文社的宣传给这种破碎一个好听的命名：“花瓣式结构。”花瓣是空间的，向心的。而编年史是线性的，有始无终的。这也是今天中国乡村变迁的真实图景。
所以，这部小说只好写成互相衔接的六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是人的命运，也是乡村的命运。每个故事都各有主角。这样写完了觉得还不够，我又写了十二个小故事。六个关于新的事物，六个关于与新社会适应或者不相适应的人物。
中华读书报：您在写作中一贯秉持的原则是什么？
阿来：我比较自信的就是，我只是真实地记录。我自信我自己在从事文学的时候，尽管对社会有所批判有所质疑，但我不是心怀恶意，我希望这些不好的问题得到有效克服，有错就改，希望社会变得更美好，更和谐，我没有别的动机。
中华读书报：写乡村，既不是描绘乡村的风景，也不是书写乡村的挽歌。
阿来：我不是一个一味怀旧的人，而是深知一切终将变化。我只是对那些为时代进步承受过多痛苦、付出过多代价的人们深怀同情。看起来具有强烈的特殊性的机村，其实也蕴含着更多的普遍性。
中华读书报：机村故事中有大量篇幅涉及森林的消失。
阿来：乡村在时代变迁中，付出的另一个代价，是自然环境的毁败。离开故乡后，有很多年，我都不情愿回到故乡的村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忍心看到那些森林的消失，山野的荒芜。当年，涉笔这些森林的毁败时，我心里的痛楚，甚至会比写乡亲们艰难的生活更为强烈。但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社会从政府到民间对此都有了足够的警醒。所以，小说里有了一个人物，一个毁败过森林，又开始维护森林的人物。这是乡村的一种自我救赎。这是一直处于被动状态中的乡村的觉醒。我很高兴捕捉到了这样的希望之光。这是我真实的发现，而非只是为小说添上一个光明的尾巴。
中华读书报：听说阿来研究中心正在编写《阿来研究资料》？
阿来：过去他们一直想编，我不同意。有很多评论文章表扬来表扬去就是一二三，更多的评论文章是另外的文章的重新组合和变相，尤其是为了拿学位的文章。有一两篇骂我的评论也选进去了。之所以选入，不是认同他的观点。第一，我经得起骂；第二，我并不认为自己作品出来就无往不利，所有评论都是认同。表达来自批评的声音，这本研究资料会更丰富。
中华读书报：您会看那些评论文章吗？
阿来：很多报刊发表评论文章，我自己很少看。读一篇文章或者小说，第一个自然段读完就知道这文章是否值得读。读得不舒服，没有任何吸引力就算了。我是被研究对象，但是和研究者没有交集。研究是怎么发生的？大部分论文抄来抄去，不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和研究对象一起来做讨论，可能会有些好处。
中华读书报：有些高校设立驻校作家制度，可能效果会好一些。
阿来：确实会对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对当代文学的健康成长有好处。现在很多学科建设自觉和创作隔离了，从文本到文本的游戏，难免和作家的想法南辕北辄。
小说的创作内容牵扯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我自己也在思考一些问题，通过深入的讨论，提升档次，改弦更张不可能，只是深化一点对问题的认识。西方有的学校长期有驻校作家。所以有人说外国不养作家也不对，只是养的方式不同而已。
中华读书报：您喜欢什么样的评论文章？
阿来：我不喜欢评论文章。文学作品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就是阅读，然后大致就有一个评判。对一本书不必展开，三两句话就可以，非得弄那么长。我们并没有惊天的理论，只有属于自己的理论。有些评论有毛病，最大的毛病，是陷在不同的西方理论中拿一个概念对应我们的作品——对应的也不是作品，而是我们作品中的某一个局部正好可以印证他的理论；有的甚至不是文学理论，只是过时的道德批判，没有真正深层次的理论批评。如果道德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个世界就好办了。他的评论不涉及文体，一涉及就错。所以先让自己站位于道德制高点，然后挥舞鞭子。严格意义上这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
中华读书报：您给人的多数印象是不苟言笑。很想知道，这样严肃的作家如何看待情感和婚姻，情感会对作家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阿来：婚姻可以存在也可以消亡，要承认情感有高潮也会有低潮。情感波动多对写作一定有好处。我不能想象一个人，意志非常坚定，情感波澜不惊，能写出多么伟大的作品。
中华读书报：多年过去，您的作品生命力不减。
阿来：最近有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短篇集，还有诗歌。很多是1990年以前写的，现在拿出来卖得不坏，还有生命力。
艺术形式、观念可能会变，可能会过时，但是我们紧紧盯住人和人、人和社会的关系，从人和自然的关系着眼，可能就是常看常新的。现在的文学有一个问题，一段时间这个兴起一段时间那个兴起，要么是观念更新，要么是创造了某种技巧，文学流派就是这么命名的。但不管是什么都会很快过去，新技术会变成老技术，新观念也变成老观念，当时看起来很新锐，过一阵子看起来毫无价值。文学保持生命力，还是要写人、人性、人道。只要这种关注在，而且你的关注真的达到一定深度，作品就有生命力。我的作品核心永远是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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