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平：问学于中西之间

    2018年4月9日，《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新书推介会，在北京意大利使馆如期举行。《丛刊》第一辑已于2014年问世，第二辑也将在近期出版。《丛刊》自问世以来广受好评，这批珍贵文献的回归，是继敦煌文献、西夏文献回归后，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又一件大事。课题组负责人张西平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域外汉籍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天南地北，碧海银波，往返于五洲之内，问学于中西之间。这部《丛刊》凝结着他的心血与汗水。

    漂洋过海文献回归

    梵蒂冈图书馆以其丰富珍藏闻名于世，尤为难得的是，馆内藏有大批明清以来的中文图书，涵盖了宗教、科技、语言等多个领域，对研究中西文化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远在海外，中国学者对之了解尚少，更难以利用。

    1998年7月，时任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张西平，受比利时南怀仁基金会之邀，赴鲁汶大学参加“中西文化交流史国际研讨会”。会后他遍访巴黎利氏学社、巴黎外方传教会和遣使会档案馆，以及罗马梵蒂冈图书馆和罗马耶稣会档案馆。1999年，他再次来到罗马，进行了三个月的访书活动，从此开启了他对欧洲藏明清文献长达数十年的追踪旅程。在这数十年当中，他曾多次到梵蒂冈图书馆查阅资料，几乎翻阅了馆内所有关于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文献，并做了足足20本读书笔记。

    凭借研究传教士汉学的学术敏感，张西平意识到这批文献弥足珍贵。它们是来华传教士与明清文人在中国书写、木刻的善本古书，既包括传教士自己的作品，也包括中国教徒的原始文献。明清之际，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来到东亚，耶稣会入华。来华传教士“和儒易佛”，以刊书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这是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和平对话的黄金时代，两大文明相遇而没有战争冲突，在人类历史上也极为罕见。为了传教事业，来华传教士积极学习汉语文化，编撰各种字典辞书；同时，他们也翻译和介绍欧洲的宗教、哲学与历史；此外，传教士还带来了先进的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明清之际传教士用中文写作的书籍，达1500-2000部，它们是“西学东渐”最基础的文献，对于明清历史、明清以来思想史、中国天主教史等多个领域的研究，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自晚清以来，因教案不断等各种原因，这批文献在国内所留甚少。幸运的是，它们在梵蒂冈图书馆却得到了很好的保留。

    2008年，迈入耳顺之年的张西平，回顾这数十年的寻书之旅，想到这批尚未回归的古籍文献，不禁感慨万千。也就在这一年，张西平与好友任大援教授，提出整理出版这批文献的构想。他们向清史编委会申请项目，为了立项顺利，由编译组于沛先生担任项目组长。当张西平拿着他那20本笔记来到清史编委会时，戴逸先生亲自拍板，于当年批准了“罗马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收集与整理”项目。在多方支持下，经过五年的努力，项目组完成了复制工作，共复制回来30万页古籍。2014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第一辑《丛刊》，共影印梵蒂冈图书馆藏天主教类著作170部，分为44册；第二辑西方科技与星图舆图类，将于年底出版；其余汉外词典、稿本抄本等部分，也将在近年陆续问世。作为一个国际性学术项目，此次合作成为中梵文化外交的典范。

    六年国图学术转型

    张西平整理出版这批文献的远见，与他当初在国图工作的经历密不可分，正是在国图期间，他开启了从西方哲学到海外汉学的学术转型。

    作为“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张西平在大别山下度过了他的知青岁月。在山区冬夜的煤油灯下，他培养起良好的读书习惯。32岁时，他从总后部队院校考入解放军政治学院，成为一名哲学教员。接着，他又考入中国社科院哲学系，接受了完整的学术训练。当时，他的研究方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毕业论文选的是卢卡奇。他翻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以及后来在三联“哈佛燕京丛书”中出版的《历史哲学的重建——卢卡奇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就完成于这一时期。

    然而在张西平40岁之际，他在精神与学术上陷入困顿，工作也一时未有着落。经哲学所的老师和师友，如叶秀山、王树人、姜国柱等先生的介绍与推荐，时任国图馆长的任继愈先生，接纳了他。于是他调入国图工作，开始新的生活。此时，张西平希望从西方哲学研究转向中国哲学研究，于是就向任先生请教。经过两三个月的慎重思考，任先生对他说，你可以做来华传教士与明清之际思想变迁关系的研究。任先生的话，仿佛拨云见日，让处于思想迷茫期的张西平，看到一条崭新的学术之路。沿着这个方向，张西平转入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

    与此同时，一些学术先贤吸引了他的目光。方豪先生主编的《上智编译馆馆刊》，成为他每日必读之书；陈垣先生曾说过的，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我们应该像《开元释教录》那样，做一个基督教总目；我们应该像《宋高僧传》那样，为每个来华传教士立个传”，这成为他的奋斗方向。六年国图时光，提供给张西平前所未有的学术滋养。在国图，他一本本寻找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文献和汉学书籍：在善本部，他见到了利玛窦地图残卷、《北堂书目》摇篮本以及尚未编入《北堂》的传教士手稿；在港台室，他读到了《天学初函》和《天主教东传文献》一批珍贵文献。在参考部办公室里，他多次听王丽娜老师讲《红楼梦》在国外的传播，王丽娜编辑国图汉学书目的理想，在很长时间里也成为张西平的梦想。

    随着研究的展开，张西平发现传教士不仅有中文著作，还有大量外文著作，他们不仅促进了“西学东渐”，也推动了“中学西传”。为了研究传教士外文文献，张西平先后学习了德语、法语和拉丁语。就在这个时候，任先生提出，希望编辑一本反映国外研究中国学问的杂志《国际汉学》。此时，张西平才知道有这样一门学问。在他的德语老师，汉学家弥维礼先生的资助下，《国际汉学》第一期于1995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该杂志成为张西平后来展开学术研究的阵地。

    1994—1996年，张西平在德国《华裔学志》研究所做了近两年访问学者。《华裔学志》是欧洲两大汉学杂志之一，当年在北京创刊时的主编是陈垣先生，研究所主要从事传教士汉学研究。当年老辅仁大学许多珍贵的图书版本，有不少就藏在这里。访学期间，每天踏着林中落叶，听着修道院的晚钟，烟敛云收，覃思多暇，张西平想清楚了什么是汉学，也明白了任先生指给他的两条路——传教士文献与国际汉学，原来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回国后，转型中的国图，已经无法实现张西平的学术梦想。经文学所王筱云介绍，张西平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术启航。

    耕耘北外汉学新篇

    1996年，时任北外中文系主任的程裕祯，在拿波里教对外汉语时，了解到欧洲悠久的汉学传统。回国后，他希望成立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招揽懂汉学的人才。在这样的情况下，张西平转入北外工作。

    当时的研究中心是个“三无”研究所，无编制，无费用，无办公地点。每天上完课后，在一个不过五平方米的过道房间里，张西平与二三好友，编辑任先生嘱托的《国际汉学》杂志。1998年，在杭州“中西文化交流史国际研讨会”上，北外校长陈乃芳得知研究所实情，会后决定每年给一万元活动费用，于是研究所有了点固定经费。

    在程裕祯的鼓励下，张西平开始关注明清时期西方人的汉语学习史。1999年和2001年，他分别获得国际汉办项目“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调查”和“西方人汉语学习专题研究”，从此开创出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这个新领域。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不仅为对外汉语学科提供了学科史的支撑，还促进了中国近代语言学史的研究。2004年，张西平创办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推动全国乃至世界该领域学者的共同耕耘，如今，这一领域已经红红火火地发展了起来。

    在他的带领下，北外的海外汉学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一方面他组织团队，翻译出版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原典性著作，如《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卜弥格文集》《马礼逊文集》等。另一方面，他所提出的西方汉学历经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发展阶段的论断在学术界产生了影响，他先后出版的《中国和欧洲早期宗教与哲学交流史》《传教士汉学研究》《欧洲早期汉学史》等著作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2005年，郝平校长的到来，对张西平和他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产生了重要影响。郝校长是学历史出身，曾经留学美国，对美国汉学十分熟悉，因此他完全理解海外研究中心的学术价值，并拨专款支持中心的发展。在北外65周年校庆上，郝校长正式提出“北外新使命——将中国介绍给世界”的口号，并将汉学中心的工作，从学术研究层面，提高到学校发展战略层面。2008年汉学中心正式从中文学院独立出来，成为学校的独立研究所，北外的人文学术研究有了新的方向。

    在郝平校长的支持下，张西平于2007年申请到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他撰写的《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梳理了16—18世纪中国典籍在欧洲的传播情况，并从历史和文化比较的角度，揭示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现代价值和世界性意义。2010年，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委托，他领衔“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库”的建设。2012年，北外牵头，与其他著名大学共同成立了“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2014年，他担任国际儒联副会长，致力于儒学与世界文明的平等对话。北外这所因外国语言文化教学与研究而著名的大学，开始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国家的文化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张西平的带领下，如今的汉学中心，不仅是北外科研的中坚力量，也是全国海外汉学研究的领军机构。2014年，北外汉学中心与法兰西学院，在巴黎共同举办了“雷慕沙的继承者：法国汉学200周年纪念”研讨会，足见北外汉学中心在国内的学术影响。此外，任继愈先生生前委托他担任主编的《国际汉学》历经19年努力，在北外彭龙校长的亲自关怀下，于2014年获批成为正式刊物，并在2017年正式成为C刊。一份纯粹的民间学术辑刊，完成了他的华丽转身，如今成为国内唯一一份研究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专业学术刊物。期间张西平为此付出的辛劳可想而知。

    如今，已逾古稀的张西平，依然笔耕不辍，思考诸多前沿问题，学术写作与出版在有条不紊地展开。今明两年，大象出版社将陆续出版他主编的19卷本《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丛书；由他主编的《西方汉学书系》中两部重要的名著——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和柏应理主编的拉丁文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在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历时多年翻译也即将出版；《梵蒂冈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出版计划在稳步推进，最终将会达到150卷左右。而具有开拓创新的西方汉学历史文献《罗明坚文集》《白晋文集》《雷慕沙文集》的文献整理与翻译的出版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北外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的代表性成果，张西平主编的10卷本《中国文化走出去年度报告》下半年也即将出版。

    “交错的文化史，互动的东西方”，是近期张西平一篇论文的题目，这句话真实地反映了他的学术追求。在世界中思考中国，在人类文明史的长河中重新评价中国文化的价值，在中西文化互动中重新理解西方，重新书写世界史，走出百年来的”西方中心主义”，是他的学术追求。学问无问西东，学问需要长期的积累，学界需要一批像张西平这样为整个中国学术的重建而埋头苦干、勇于开拓的人。40年青灯黄卷的学术历程，让张西平对自己有了明确定位。他说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不是去追求个人的功名，而是在中西学术之间，架起桥梁，搬砖添瓦，打牢基础、做足准备，为下一代学术的起飞做一颗铺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