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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8年06月06日 星期三

    张西平:问学于中西之间

    苏悟森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06月06日   07 版)
    张西平

        2018年4月9日,《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新书推介会,在北京意大利使馆如期举行。《丛刊》第一辑已于2014年问世,第二辑也将在近期出版。《丛刊》自问世以来广受好评,这批珍贵文献的回归,是继敦煌文献、西夏文献回归后,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又一件大事。课题组负责人张西平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域外汉籍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天南地北,碧海银波,往返于五洲之内,问学于中西之间。这部《丛刊》凝结着他的心血与汗水。

     

        漂洋过海文献回归

     

        梵蒂冈图书馆以其丰富珍藏闻名于世,尤为难得的是,馆内藏有大批明清以来的中文图书,涵盖了宗教、科技、语言等多个领域,对研究中西文化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远在海外,中国学者对之了解尚少,更难以利用。

     

        1998年7月,时任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张西平,受比利时南怀仁基金会之邀,赴鲁汶大学参加“中西文化交流史国际研讨会”。会后他遍访巴黎利氏学社、巴黎外方传教会和遣使会档案馆,以及罗马梵蒂冈图书馆和罗马耶稣会档案馆。1999年,他再次来到罗马,进行了三个月的访书活动,从此开启了他对欧洲藏明清文献长达数十年的追踪旅程。在这数十年当中,他曾多次到梵蒂冈图书馆查阅资料,几乎翻阅了馆内所有关于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文献,并做了足足20本读书笔记。

     

        凭借研究传教士汉学的学术敏感,张西平意识到这批文献弥足珍贵。它们是来华传教士与明清文人在中国书写、木刻的善本古书,既包括传教士自己的作品,也包括中国教徒的原始文献。明清之际,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来到东亚,耶稣会入华。来华传教士“和儒易佛”,以刊书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这是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和平对话的黄金时代,两大文明相遇而没有战争冲突,在人类历史上也极为罕见。为了传教事业,来华传教士积极学习汉语文化,编撰各种字典辞书;同时,他们也翻译和介绍欧洲的宗教、哲学与历史;此外,传教士还带来了先进的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明清之际传教士用中文写作的书籍,达1500-2000部,它们是“西学东渐”最基础的文献,对于明清历史、明清以来思想史、中国天主教史等多个领域的研究,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自晚清以来,因教案不断等各种原因,这批文献在国内所留甚少。幸运的是,它们在梵蒂冈图书馆却得到了很好的保留。

     

        2008年,迈入耳顺之年的张西平,回顾这数十年的寻书之旅,想到这批尚未回归的古籍文献,不禁感慨万千。也就在这一年,张西平与好友任大援教授,提出整理出版这批文献的构想。他们向清史编委会申请项目,为了立项顺利,由编译组于沛先生担任项目组长。当张西平拿着他那20本笔记来到清史编委会时,戴逸先生亲自拍板,于当年批准了“罗马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收集与整理”项目。在多方支持下,经过五年的努力,项目组完成了复制工作,共复制回来30万页古籍。2014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第一辑《丛刊》,共影印梵蒂冈图书馆藏天主教类著作170部,分为44册;第二辑西方科技与星图舆图类,将于年底出版;其余汉外词典、稿本抄本等部分,也将在近年陆续问世。作为一个国际性学术项目,此次合作成为中梵文化外交的典范。

     

        六年国图学术转型

     

        张西平整理出版这批文献的远见,与他当初在国图工作的经历密不可分,正是在国图期间,他开启了从西方哲学到海外汉学的学术转型。

     

        作为“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张西平在大别山下度过了他的知青岁月。在山区冬夜的煤油灯下,他培养起良好的读书习惯。32岁时,他从总后部队院校考入解放军政治学院,成为一名哲学教员。接着,他又考入中国社科院哲学系,接受了完整的学术训练。当时,他的研究方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毕业论文选的是卢卡奇。他翻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以及后来在三联“哈佛燕京丛书”中出版的《历史哲学的重建——卢卡奇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就完成于这一时期。

     

        然而在张西平40岁之际,他在精神与学术上陷入困顿,工作也一时未有着落。经哲学所的老师和师友,如叶秀山、王树人、姜国柱等先生的介绍与推荐,时任国图馆长的任继愈先生,接纳了他。于是他调入国图工作,开始新的生活。此时,张西平希望从西方哲学研究转向中国哲学研究,于是就向任先生请教。经过两三个月的慎重思考,任先生对他说,你可以做来华传教士与明清之际思想变迁关系的研究。任先生的话,仿佛拨云见日,让处于思想迷茫期的张西平,看到一条崭新的学术之路。沿着这个方向,张西平转入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

     

        与此同时,一些学术先贤吸引了他的目光。方豪先生主编的《上智编译馆馆刊》,成为他每日必读之书;陈垣先生曾说过的,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我们应该像《开元释教录》那样,做一个基督教总目;我们应该像《宋高僧传》那样,为每个来华传教士立个传”,这成为他的奋斗方向。六年国图时光,提供给张西平前所未有的学术滋养。在国图,他一本本寻找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文献和汉学书籍:在善本部,他见到了利玛窦地图残卷、《北堂书目》摇篮本以及尚未编入《北堂》的传教士手稿;在港台室,他读到了《天学初函》和《天主教东传文献》一批珍贵文献。在参考部办公室里,他多次听王丽娜老师讲《红楼梦》在国外的传播,王丽娜编辑国图汉学书目的理想,在很长时间里也成为张西平的梦想。

     

        随着研究的展开,张西平发现传教士不仅有中文著作,还有大量外文著作,他们不仅促进了“西学东渐”,也推动了“中学西传”。为了研究传教士外文文献,张西平先后学习了德语、法语和拉丁语。就在这个时候,任先生提出,希望编辑一本反映国外研究中国学问的杂志《国际汉学》。此时,张西平才知道有这样一门学问。在他的德语老师,汉学家弥维礼先生的资助下,《国际汉学》第一期于1995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该杂志成为张西平后来展开学术研究的阵地。

     

        1994—1996年,张西平在德国《华裔学志》研究所做了近两年访问学者。《华裔学志》是欧洲两大汉学杂志之一,当年在北京创刊时的主编是陈垣先生,研究所主要从事传教士汉学研究。当年老辅仁大学许多珍贵的图书版本,有不少就藏在这里。访学期间,每天踏着林中落叶,听着修道院的晚钟,烟敛云收,覃思多暇,张西平想清楚了什么是汉学,也明白了任先生指给他的两条路——传教士文献与国际汉学,原来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回国后,转型中的国图,已经无法实现张西平的学术梦想。经文学所王筱云介绍,张西平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术启航。

     

        耕耘北外汉学新篇

     

        1996年,时任北外中文系主任的程裕祯,在拿波里教对外汉语时,了解到欧洲悠久的汉学传统。回国后,他希望成立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招揽懂汉学的人才。在这样的情况下,张西平转入北外工作。

        当时的研究中心是个“三无”研究所,无编制,无费用,无办公地点。每天上完课后,在一个不过五平方米的过道房间里,张西平与二三好友,编辑任先生嘱托的《国际汉学》杂志。1998年,在杭州“中西文化交流史国际研讨会”上,北外校长陈乃芳得知研究所实情,会后决定每年给一万元活动费用,于是研究所有了点固定经费。

     

        在程裕祯的鼓励下,张西平开始关注明清时期西方人的汉语学习史。1999年和2001年,他分别获得国际汉办项目“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调查”和“西方人汉语学习专题研究”,从此开创出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这个新领域。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不仅为对外汉语学科提供了学科史的支撑,还促进了中国近代语言学史的研究。2004年,张西平创办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推动全国乃至世界该领域学者的共同耕耘,如今,这一领域已经红红火火地发展了起来。

     

        在他的带领下,北外的海外汉学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一方面他组织团队,翻译出版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原典性著作,如《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卜弥格文集》《马礼逊文集》等。另一方面,他所提出的西方汉学历经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发展阶段的论断在学术界产生了影响,他先后出版的《中国和欧洲早期宗教与哲学交流史》《传教士汉学研究》《欧洲早期汉学史》等著作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2005年,郝平校长的到来,对张西平和他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产生了重要影响。郝校长是学历史出身,曾经留学美国,对美国汉学十分熟悉,因此他完全理解海外研究中心的学术价值,并拨专款支持中心的发展。在北外65周年校庆上,郝校长正式提出“北外新使命——将中国介绍给世界”的口号,并将汉学中心的工作,从学术研究层面,提高到学校发展战略层面。2008年汉学中心正式从中文学院独立出来,成为学校的独立研究所,北外的人文学术研究有了新的方向。

     

        在郝平校长的支持下,张西平于2007年申请到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他撰写的《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梳理了16—18世纪中国典籍在欧洲的传播情况,并从历史和文化比较的角度,揭示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现代价值和世界性意义。2010年,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委托,他领衔“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库”的建设。2012年,北外牵头,与其他著名大学共同成立了“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2014年,他担任国际儒联副会长,致力于儒学与世界文明的平等对话。北外这所因外国语言文化教学与研究而著名的大学,开始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国家的文化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张西平的带领下,如今的汉学中心,不仅是北外科研的中坚力量,也是全国海外汉学研究的领军机构。2014年,北外汉学中心与法兰西学院,在巴黎共同举办了“雷慕沙的继承者:法国汉学200周年纪念”研讨会,足见北外汉学中心在国内的学术影响。此外,任继愈先生生前委托他担任主编的《国际汉学》历经19年努力,在北外彭龙校长的亲自关怀下,于2014年获批成为正式刊物,并在2017年正式成为C刊。一份纯粹的民间学术辑刊,完成了他的华丽转身,如今成为国内唯一一份研究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专业学术刊物。期间张西平为此付出的辛劳可想而知。

     

        如今,已逾古稀的张西平,依然笔耕不辍,思考诸多前沿问题,学术写作与出版在有条不紊地展开。今明两年,大象出版社将陆续出版他主编的19卷本《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丛书;由他主编的《西方汉学书系》中两部重要的名著——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和柏应理主编的拉丁文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在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历时多年翻译也即将出版;《梵蒂冈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出版计划在稳步推进,最终将会达到150卷左右。而具有开拓创新的西方汉学历史文献《罗明坚文集》《白晋文集》《雷慕沙文集》的文献整理与翻译的出版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北外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的代表性成果,张西平主编的10卷本《中国文化走出去年度报告》下半年也即将出版。

     

        “交错的文化史,互动的东西方”,是近期张西平一篇论文的题目,这句话真实地反映了他的学术追求。在世界中思考中国,在人类文明史的长河中重新评价中国文化的价值,在中西文化互动中重新理解西方,重新书写世界史,走出百年来的”西方中心主义”,是他的学术追求。学问无问西东,学问需要长期的积累,学界需要一批像张西平这样为整个中国学术的重建而埋头苦干、勇于开拓的人。40年青灯黄卷的学术历程,让张西平对自己有了明确定位。他说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不是去追求个人的功名,而是在中西学术之间,架起桥梁,搬砖添瓦,打牢基础、做足准备,为下一代学术的起飞做一颗铺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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