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参与式博物馆

    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为中国积淀了数量庞大又内涵丰富的文化遗产，据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16年10月31日，第一次普查全国可移动文物共计108154907件/套。同时，作为文化遗产征集、甄别、保护、研究、阐释与传播机构的博物馆，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地发展起来。如何在博物馆数量急骤增长、公众文化消费日益提升的今天“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成为博物馆界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喻翔翻译的这本《参与式博物馆》为此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案。我在2013年将喻翔招为硕士研究生。他本科学的是英语专业，虽然踏入文博圈是“半路出家”，但我告诉他可以利用自己原有的专业优势，积极引入西方前沿的博物馆学著作和理念，供我国博物馆界参考借鉴。《参与式博物馆》便是他“出家”钻研的处女作。书中提到的参与式博物馆以及“参与”，是近年来在国内外被高频率使用的概念。由于翻译上的处理和国情差异，“参与”在国内往往与“互动”画上等号，停留在展厅内设备操作的层面。而本书所说的“参与”则是指博物馆通过一定的程序与方法，将观众、社区的愿望与智慧纳入自己的各项业务工作中，其重点不是通过操作进行学习，而是深度介入博物馆展览的实际建设。这一由新博物馆学运动延伸而来的理念，在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传统土壤孕育下，在互联网新媒介技术的助益下，成为欧美越来越多博物馆的立馆范式，引领当代发展的潮流，并被新媒体联盟提升到战略高度，连续两年写入博物馆版的地平线报告。

    就在公众参与之风吹拂西方博物馆界之际，中国博物馆界也开始滋生公众参与的意识。机缘巧合，喻翔着手翻译本书不久，我们便迎来了国际博物馆学知名高等学府——荷兰王国阿姆斯特丹艺术大学莱茵瓦尔德学院（Rein⁃wardt Academie AHK）RiemerKnoop教授的造访。为增进两国间博物馆学交流，Knoop教授打算与浙大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合作举办一次工作坊（workshop）教学，而主题恰好就是“参与式博物馆”。经过充分的前期准备，2015年9月，Knoop教授与其同事MarjellevanHoorn女士来到杭州，对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15级研究生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工作坊教学。这场别开生面的工作坊不仅融合了理论教学和实践环节，而且特别强调学员与教师之间的合作与互动，是名副其实的“参与式工作坊”。此次工作坊，在中国博物馆学专业教育领域尚属首次，在海内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参与式博物馆要求作为博物馆利益相关者的观众能够在不同层次上参与博物馆的各项事务，尤其是展览和教育活动。参与理念的出发点是，展览的服务群体是观众，展览建设的目标是更好地将观众的理解与展览的传播目的相连接。然而，在展览建设的实际工作中，尽管策展人与设计师对空间形态的认知有着经验上的把握，但这其中多少带有对观众愿望及期待的猜测，这种猜测在多大程度上是准确的，只有在实际的开放运作中才能知道。但如果在展览建设的过程中观众可以直接参与，将他们的思考与行动贡献给博物馆，就可以有效规避设计师、专家、领导等馆方人员的片面臆断，保证展览更符合公众的需求。令人欣喜的是，《参与式博物馆》的作者妮娜·西蒙对观众喜好并不是采用简单从众的方式，而是作出了细致的分析，提出参与程度不同的四种模式，并提供了大量的案例供博物馆界人士参考借鉴，从而使这一理念具有更大的适应范围和可操作性。这正是那些重视互动操作的科学博物馆、强调欣赏观摩的艺术博物馆，都对参与式博物馆的概念青睐有加的缘故。

    如果说从展览建设入手来有效提升博物馆品质是对博物馆基本功能的一种夯实，是对博物馆业务主干的一次浇灌，那么参与式博物馆便是对博物馆运营实践的一次领异标新的尝试，是从主干生长出来的支芽。随着《参与式博物馆》的引进，这根支芽能否在中国孕育出茂密的枝叶？能否促进中国博物馆展览的传播效益及品质有进一步提升？能否在“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同时把过去的积淀和当下的生活相耦合？答案在每个人的心中，更在每个人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