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被遗忘的作家、编辑王楷元

    王楷元（1909—1980），名嗣曾，笔名万柳，湖北黄陂人，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历任湖北省立第七中学、武昌博文中学、湖北省立第六中学教员，重庆《大公报》记者，中央大学训导处事务员，成都《新民报》社资料社主任兼副刊编辑，湖北省实验民众教育馆馆长，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黄石师专中文科讲师，湖北省文史馆馆员等”，他还担任过开明书店编辑，《武汉日报》编辑，在《新民报》《武汉日报》等报刊开过专栏。

    交游

    王楷元曾供职于出版机构，也任过报刊副刊编辑，再加上乐于交游，因此与许多作家、学者，如周作人、沈从文、张恨水、苏雪林、程千帆、萧公权、张季鸾、柳亚子、黄炎培等均有交集，其中与叶圣陶、朱自清、吴宓来往尤为频密。

    王楷元起初接触的多为任职于武大的文人学者。1930年9月，沈从文经胡适、徐志摩举荐至武大教授新文学，王当时正在此求学，他有过回忆：“十九年秋天，武昌东厂口老武大院子里的桂花开得正香，开学后第一个星期四的午前，在一堂小说作法的课程上，一位三十岁不到的青年教师出现了。头发梳得很光，穿着一件整洁的阴丹蓝布衫，架起一幅近视眼镜，显得十分俊秀；说得具体一点，样子有一点文弱。他拿着一卷稿纸，密密地写着小字，笔迹端秀流美，讲稿编得很仔细，连‘兄弟今天第一次和诸位见面……’都写上去了。这个人便是著名小说家沈从文先生，那时的地位不过只是一个助教哩。”勾勒了沈从文早年从教时的形貌。1976年末，王楷元致信沈从文，次年1月2日，沈氏复函描述了当时的生活、工作状态，并透露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王楷元对在母校服务过的师长感念甚深，撰写了不少真挚浓情之文，论及周鲠生、苏雪林、朱光潜等，如谈教师、学生喜至范寿康半山庐居所，除好茶好烟好藏书之外，还在于范氏的为人，“范先生房内生好一个大的洋炉，非常暖和，他穿着一套线春的棉短袄裤子，衔起一根纸烟，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让客人自在地谈笑起坐，翻阅图书资料文稿。没有客套的寒暄，却含着真诚恳挚的善意和友谊，让人家高兴走入半山庐去。范先生是教哲学的，我想，宋儒授徒传道的氛围气象，多少有点和这相像。”又如记陈西滢、凌淑华夫妇的闲适生活和雅趣，“客房里面，挂着大内的精品字画；书架书桌上面，摆满了中外的书籍。夫妇共同研究，各自写作，和乐的氛围，文艺的空气，弥漫了这座小楼。”

    早在1937年，王楷元就任职于开明书店编辑所，与叶圣陶成为同事，但因叶定期往返于苏沪间，总是行色匆匆，两人并无深谈。抗战爆发后，叶、王各奔东西，于1944年7月在成都重逢，据《叶圣陶日记》，时任《新民报》晚刊副刊编辑的王楷元7月2日来访，嘱咐叶圣陶撰写“七七事变”周年纪念文字。延至次年9月王、叶相继离开成都，期间“王楷元”的名字在叶圣陶日记中出现了近70次，二人时相过从，无所不谈，他们的交互行为大致有以下几类：（一）王楷元向叶圣陶约稿。叶为《新民报》晚刊撰写了《七七周年随笔》《双十节随笔》《吃空额》《政治家》等文章。1945年初，王楷元请叶圣陶为新出的《新民报》日刊长期作文，每周两、三次，谈论教育问题，并向上司为叶申请了特别从丰的稿费。（二）共聚闲谈，或评议文学，或共论时政。1944年12月3日，他们谈及坚守贵州的重要性，“吴志谦、王楷元二君来，留之晚饭。杂谈文学、剧本，甚欢。楷元言照目前形势，贵阳恐难保。虽传说有美军开到相助，胡宗南部队亦自陕调黔，然成果如何，难断言也。贵阳如有挫失，则川省震动矣。”12月7日，他们论及危难时的安身之计，“访楷元于报馆，亦无可慰之消息。楷元言若至情势紧急，成都殆不宜留，须择僻静处避居，而以川人为靠赖。”1945年4月16日，他们又讨论了罗斯福之逝对世界局势的影响，“楷元、文龙言罗斯福之逝，影响大局者，厥为英苏之关系恐将不复如前之固结。英之丘吉尔甚恣肆，不易与苏协调，而唯罗之声望与政治头脑足以抑之，杜鲁门非其选也。”（三）偕同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文协”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后，叶圣陶长期担任成都分会负责人，在那个特殊时期，有项工作就是为经济困顿的作家筹款，王楷元也参与其中，如1944年9月30日，“楷元来，以《新民报》馆代收之援助贫困作家捐款四万数千元交余。余即走访翔鹤，以此款交与之。”当时《出师表》也辟了版面呼吁社会关注“文协”筹募捐助贫困作家的活动。

    执教西南联大期间，朱自清常与家人在夫人陈竹隐成都老家消夏。1944年7月中旬至9月底，朱自清逗留成都，与王楷元结识。8月1日，听闻叶圣陶、朱自清、萧公权等聚谈，王特来会面，据《叶圣陶日记》：“午后，王楷元来，佩弦来，程会昌夫妇来。王与程皆闻余言佩弦近日来，故来会晤也。程又携一殷梦伦君，川大教师。谈有顷，共往少城公园绿荫阁吃茶，佩预约萧公权及某某二位已先至，于是群集围坐。萧与佩皆出诗稿，诸人传观之。如此茶客实为少见，然亦略有酸意矣。余与楷元及程夫人谈。”8月7日，朱自清致信王楷元，次日，又前往过访。8月25日，王楷元来访，并向朱约稿。30日，朱自清稿成。9月2—6日，这组名为《外东消夏录》的文章在《新民报》晚刊登载，其中就包括朱为王著作《人和书》所作的书评。1945年8月14日，日本战败投降，朱自清抄写了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赠予王楷元。王楷元爱读朱自清的作品，将其散文拟作贵妇。王楷元又将叶圣陶、朱自清合论，赞赏他们在推促文言向白话转型中的实践精神，特别点明了他们在创作口语化方面的成就：

    他们从旧文学的范畴中打出来，对文言有精彩的修养。他们又作过中学教师，大学教授；编过刊物，看见了千千万万好和坏的文稿，和学生与读者有广泛的接触，熟悉他们怎样作文，有了这种种优厚的条件，又加以时时留心，历久不懈，对文学作品口语化的这个胜业，已经有了不小的成绩。他们写文章，改卷子，看文稿，都自觉地小心地走着口语化的这条路。

    王楷元与吴宓初识于1944年12月20日，据《吴宓日记》，王前去求稿，遭到吴婉拒。两人的频繁接触发生在武汉。1946年11月，王楷元在《武汉日报》揭载了《雨僧飞腿》一文，谈及吴宓趣事，对吴到武汉执教寄予厚望。不久，王楷元代《武汉日报》约吴宓主编文学副刊，吴当即允诺。王楷元负责将吴宓编好的稿件送至汉口报社，并代吴领取编辑费、稿费。他也常出面调停吴宓与报社频发的矛盾，吴在日记中多次提及王楷元劝阻其辞职。40年代末的风云激荡让吴宓无所适从，其朋友在积极地迎接或适应新时代，他却不为所动，反被王楷元等人的言行刺痛，“今日为武大二十年校庆正日。上午9：00偕吴志谦至大礼堂，坐台上，参加校庆典礼。余家菊演讲，义正词严，众莫之赏。王楷元自请致辞，痛诋政府。洪谦则鄙薄中国及惟心哲学。益见宓无可留恋武大之理由存矣。”数月后，怀抱藏名避世、保教存文理想的吴宓飞往重庆，过起了避居西南的后半生。

    创作

    王楷元编、创俱能，他也道明过自己的为文之道，“古人说过‘修辞立其诚’，要想毫无矫饰，毫无保留把自己的话讲出来，得有一颗光明磊落的心，才能够像一面镜子，忠实地反映出自己的观感。有惭德有秘密的人，就不能畅所欲言了。”“其次，说自己的话，需要极纯熟的技术。要有一枝生花的妙笔，委曲详赡，能达幽隐，才能把心坎深处的话，技术的表达出来。”他出过两个集子：一是1944年7月南京新民报社出版的《人和书》，辑录刊于《新民报》之文而成，被列入由赵超构《延安一日》、张慧剑《辰子说林》、张恨水《八十一梦》等8种作品构成的“新民报文艺丛书”。《人和书》出版后很受读者欢迎，它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叫做《学人小志》，记的是现今我国的一些学者，大都是就其人的一事一行，暗示他的全貌，正如人物中的漫画像。在平常不很亲近传记的读者，请他读长篇巨幅的传记，也许会不耐烦。读这些小品就不同了，局势不大，线条简明，那些人物又都在日常耳目之间，自然会觉得趣味盎然。第二部分叫做《书评》，也可以说是漫画式的传记，不过所叙的是书籍而不是人物，是把书籍看作人物。提及的书籍仅有六七种，但都值得一读，尤其是斯特莱基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大家认为现代传记文学的杰作。第三部分叫做“杂文”，大体还是叙人物，现代的或是已经去世的人物，偶尔也涉及古人。此外还有些掌故谈。我国著述的门类中，有所谓随笔小说一体。在这个大类名之下，包含的东西很广，有荒诞不经的，浅薄无聊的，也有典雅翔实的，识精意远的。看完这本《人和书》，至少有个总印象，宛如读了一种上品的笔记小说。

    书评是一种重要的文体，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刘西渭、李长之、沈从文、萧乾等书评家，刊印了一批书评理论著作，这对现代作品的生产、传播、接受与评价大有裨益。王楷元亦擅长书评，其写作大体可称作“叙述—评价型”书评，将内容的介绍与价值的评骘、特色的抽绎相结合，融描述、分析、批评与抒情为一炉。他评论过中外传记、日记、游记、小说等，尤其对传记类作品着力甚多。他眼光独到，评价切中肯綮、富有见地。欣赏作品的叙事方法、结构模式之余，他也常借题发挥，或关注现代文明的陷落，或思考民族命运的沉降，如《老舍和北平》通过对《我这一辈子》《骆驼祥子》的解读探讨了“诚实健壮的男女在都市里都变了质”，学会了“狡猾、虚伪、欺骗、取巧、讲是非、赚小钱”，从而肯定“老舍所写出来的故事，只是千千万万中的一两个小例，我相信老舍秉笔直书时，除了同情那些苦人儿以外，还会替这些古老的民族抱着杞忧，致其热望。”他还在书评中表达过对世界局势的认知与判断，力主重读JosephDavis《出使莫斯科记》，以重新认识中、美、英、苏等国的利益关系，并强调国与国之间的交流须以一种善意、平等的方式进行。

    另一种作品是1949年2月长江出版社出版的《思想的散步》，此书分“书评之部”与“杂文之部”，共37篇，其中不乏佳作，如《读〈闻一多全集〉——千古文章未尽才，遗文重读有余哀》除了褒扬闻一多在屈原、楚辞、杜甫研究等方面的学术贡献，还称赞了闻氏的义举，将这种献身行为上升到诗性的高度：

    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无论古今中外，内心都是火热的。大脑敏感，同情心丰富，责任感强烈，同胞爱浓挚，再碰上一个动乱的大时代，诗人当然感于自身义务的神圣，用他身心口和行动，替时代做黎明的号角，催生的产婆，而不以钻到故纸堆中吟风弄月为满足。在时代的考验下，假诗人像郑孝胥、汪精卫、黄秋岳，一个个地露出了狐狸尾巴，在敌人面前屈膝了。真的诗人如张自忠、郝梦龄、陈怀民、高志航、闻一多、朱自清，用了他们的骨骸、血液、汗水、工作，在民族利益的大书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武侯说得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的工作、战斗，和牺牲的本身，就是一首完美悲壮的史诗，文学作品已是多余的累赘了。所以，死于炮弹，死于枪口，死在飞机之上，死在劳苦而有价值的工作下面，正是殊途而同归：张自忠、闻一多、朱自清的岗位不同，死法不同，价值却是一样的崇高，也同样可以称为诗人（广义的）。尊敬的读者们，从唐诗到楚辞毛诗，一直追求到神话；又从文学的爱好蜕变而成为对人民的同情热爱，进而诉诸行动，这正是一多先生的灵魂之盾的两面。以唐诗为中点，发展到两极，也正如长江大河，一头是坚凝寒白静如太古的冰雪，一头便是奔腾浩荡，一去不复回的洪流。

    与前述书评相比，此篇文采纷披、才情外溢，更具个人化特征，在平实的叙述、公允的评判外，又融入了作者强烈的情感张扬。

    40年代后期，王楷元在《武汉日报》开设了三个专栏：“作家侧写（记）”，以春秋笔法臧否现代文人、学人；“文饭小品”，录述古人古事，摘取古人名言名句，并羼入自己的理解与感悟；“念慈庐杂记”，叙写与家人、朋友或老师之间的故事或情感交流。其中以“作家侧写（记）”最为人称道，这组文章共计约二十篇，如《从文蓝褂》《子恺吃蛋》《颉刚大肚》《西滢口吃》《芸生长胜》《萧红红衣》等。这是王楷元擅长的一种文体，叶圣陶称之为“漫画式的传记”，广涉近现代名人，如王闿运、陈三立、王国维、章太炎、钱玄同、李四光、王云五、竺可桢、黄炎培等。他长于描绘传主的神情风貌，文字浅切温润，如《宾四乡居》：

    看一个人，研究一个作者，最好看他的小处。名史学家钱宾四（穆）先生，在昆明联大教书，却住在宜良乡下。借住在和尚庙里，没有电灯，没有朋友，甚至于没有人声；这古墓似的静寂生活，宾四安之若素，非常高兴。除了坐火车到昆明教课，他就整日地住在庙里，关在房间里做学问，写著作，夜晚在菜油灯下，看点大宋木版书，便早早地安息了。他雇了一个老妈子，烧饭洗衣；饭菜放在桌上，衣服从门外收洗，除了宾四找和尚聊天，是没有任何人敢向他开口的。只有偶然飞来的一两只小雀，发出啾啾的小声，表示这是人间。这样的生活我们不独不能过下去，连理解想象都很困难，他却十分欣喜，向我覆述时还有余恋。

    王楷元寥寥几笔即将钱穆安贫乐道，倾心学术的形象绘制出来了。又如《白石多钥》，写齐白石收入丰赡却吝啬，总是随身带着大串钥匙，每个房门都由自己开关，每次作画、见客，总要停下三五次，拿钥匙开门取东西，不惧繁琐。这种近于笔记小说的写作使读者在引人入胜的小细节中轻易地了解传主的性格、品行。叶圣陶、朱自清均赞赏这种表现方式，“王先生作文，特别强调传记的重要性，并且试作一些漫画式的传记，能说能行，开创风气，激动作者的兴会，引起读者的口味。”“传记有大幅，有小品，有工笔，有漫画。这本是小品，是漫画。”“所叙的虽小，所见的却大”。同时，他也将高见卓识融入其中，如论现代散文名家：“在中国，写散文的可以分成几个宗派。鲁迅的杂文，泼辣恣肆，掷地有声，光芒四射，这是讽世的杂文，价值存于他的影响，而不在文学技巧的本身。郭鼎堂的文章，汪洋浩瀚，可以看出天才的波澜，却缺少细针密缕的工夫。周逆岂明的散文，把文言和白话巧妙地揉合在一起，征引繁富，博辩清通，大节已亏，我们到现在还替他的出任伪职深为惋惜。故郁达夫的文章，缠绵悱恻，可以感人，成问题的就是有一点颓废的气息。俞平伯、冯文炳的作品，晦涩深曲，孤芳自负，不是大多数读者能够欣赏的。展望中国的文坛，文章写得细腻生动，刻画入微，一字一句都要仔细斟酌，不肯草率下笔的，只有朱佩弦（自清）和叶圣陶两位先生。”细味之，此分析评论鞭辟入里，确成一家之言。

    长期以来，王楷元处于被遗忘的状态，而综前所述，他在报刊编辑、书评和传记创作等方面均有实绩，既推动了作家们的创作，又通过自作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形态与涵容。因此，理性评价王楷元及其创作，给予适当的文学史定位，并发掘、编印其作品自然就成了拓展和深化现代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