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独家史料，一代学人心路历程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自年初出版以来，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读者的热烈欢迎，被多家媒体列入读书排行榜，短短三四个月时间第一次印刷10000册即将售罄，4月份第二次印刷8000册也已经面世。这部日记出版之初，点校者中华书局学术出版中心主任俞国林先生在接受《中华读书报》的访谈中，列举这部日记多方面的价值，而以“不只是一部个人史，更是一部西南联大史”为访谈标题。2018年3月17日南开大学与中华书局联合主办“郑天挺先生新刊遗著发布会”，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在致辞中说郑先生的这部日记“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堪称‘半部联大校史，一时社会全景’的珍贵记录，是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教育史乃至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多家媒体和书评人评价为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抗战史的珍贵史料，更是一代学人精进治学精神风貌的忠实记录，“半部联大校史，一代学人心路”。

    郑先生日记中的其他内容，或有当时其他文献记载，而有关西南联大的记载，则是这部日记的第一手独家资料，以后恐怕也难以再有这样的史料出现。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对当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有多方面的细致记录，固然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不过我以为这部日记对于研究1940年代的中国，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为西南联大校史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独家史料。

    目前有关西南联大的史料，有档案、联大师生当年著述、报刊资料、少量教师日记和回忆录。这些史料自然各有其优点和特点。但对于西南联大校史来说，郑先生的日记有其他史料不可替代的价值。1940年1月9日联大常委会通过聘请郑先生担任联大总务长，2月26日正式上任，一直到1946年联大解散，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郑先生参与了大量学校事务，他记日记又相当详细，有大量教学、校务、人事、三校关系及联大对外关系等等内容，对于研究西南联大有独特价值。比如郑先生的日记有大量联大常委会、校务会和教授会会议的记录，不少内容不见于当时的会议记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有些是会议内容，如1940年8月28日记常委会议上梅贻琦因诸人“有不满常委或个人之意”及“指摘之词”，而“表示辞委员会主席，并请加强行政机构，暗射校务长之事”。同年9月11日记常委会议，“前日本决定法学院迁至澄江上课，今日萧蘧致书陈序经，谓不平、不智、不必需，同人遂主不迁”，又记“前日出席表决者十二人，今日以一人反对而罢，未免近乎儿戏”，并记载会上推举枚荪（周炳林）、逵羽（樊际昌）至四川看校址，今甫（杨振声）、郑华炽筹备一年级，又拟推饶树人、江安才筹备理学院。有些是会上教授对校务和政治的各种意见，从中可以看出各种利益关系和思想倾向。如1942年5月21日教授会，会议记录记载，主席报告：对于教师资格审查，“为顾全同人之资历起见，似不能不早日遵照部令举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页532），郑先生当天日记则记录了周炳林、杨振声、崔书琴、罗常培、袁希渊、张奚若、戴修瓒及郑先生的不同意见。1944年3月14日记校务会议上梅贻琦报告孔祥熙允本校建筑费三百万元，引发与会教授“大哗”。当天会议记录记载推杨石先、周炳琳、陈雪屏为代表面见孔祥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页489），而据郑先生当天日记，因“候雪屏不至”，实际上是“众强”郑先生代表陈雪屏见孔。有些是会议状况，如1939年11月30日记载，郑先生代蒋梦麟参加常委会，“开会两小时半，所议无多，以准备之材料不足，一有质询皆不知所对。旁询一再，亦无确切之数字。回思往时北大预算会议，其准备之密，数字之详，不啻天渊之隔”。1944年4月5日校务会议，会议记录记载“因故延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页489），据郑先生日记，实际是因为当晚放电影，“早来者欲归，未来者迟迟”，郑先生感叹：“呜呼！此真不成话矣！同人固穷，终年未必能一看电影，然何致置正事于不顾以至此极耶？”从郑先生日记有关校务会议的情况，还可以看出西南联大学校运作的状况。1940年12月15日记“联大行政效率之不增进，全由于各个人皆有其本校惩赏，与联大不相干之故”。

    现在出版的联大教师日记并不多，其中浦江清《西行日记》记录1942年至1943年从上海远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的经历，《夏济安日记》仅有1946年1月1日至9月29日，两者均甚简略。《朱自清日记》联大时期有33万多字。最详细的《吴宓日记》，西南联大时期有100多万字。他们并未参与西南联大校级事务，对校级事务的记载不多。梅贻琦是主持西南联大的常委，他的日记现在仅发现1941年1月至1946年10月，且多有间断，记事非常简略，6年的日记总共只有20万字，很少有谈话或会议内容的记录，“总体显得过于精简”（梅贻琦之子梅祖彦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此外，郑先生由于身处中枢，又住在单身宿舍，几乎每天有很多联大师生来访，记载了大量联大师生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郑先生日记中的其他内容，或有当时其他文献记载，而有关西南联大的记载，则是这部日记的第一手独家资料，以后恐怕也难以再有这样的史料出现。目前对西南联大的研究，着重其教学科研成就及其精神，还有很大的展拓空间，如有关联大维持运作以及联大人物的研究，可以预料，郑先生的这部日记将极大地促进西南联大的研究。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为研究一代学人心路历程提供了细致全面的资料。如果不是这部日记的出版，郑先生的一些贡献和牺牲恐怕就将永远不为人所知。

    郑先生生前只留下极为简略的《五十自述》和《自传》，身后虽然一些友人和学生撰写回忆纪念文章，但毕竟是片段的回忆，郑先生的生平事迹还有很多不为人知。郑先生这部日记详细记述了他在联大时期的教学、科研、家国情怀、交游、日常生活，为研究一代学人心路历程提供了细致全面的资料。

    本文仅能揭示两点。一是郑先生对西南联大的贡献及为此作出的牺牲。郑先生为人谦逊，在他生前从来没有谈过自己对北大和西南联大的贡献，直到任继愈先生发表《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先生》，我们才稍稍知道郑先生对西南联大作出了很多贡献。任继愈先生说郑先生“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工作：为学校延揽人才，给同事们平息争端，消除了一些派系之间处于萌芽状态的对立”。但任继愈先生的叙述也还非常简略。而从这部日记中可以看到，郑先生虽然很不愿意担任总务长，多次推辞躲避，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他一旦做了，就极端认真负责，勤勉奉公，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琐碎的行政工作，包括借贷经费、筹措粮食、租赁修建校舍、调整宿舍这样的事。甚至以教授、一校总务长之尊，布置会场这样的小事也亲力亲为。这些行政工作极为劳心费时，如1943年11月4日记载，靛花巷、文林街两处房东来谈，“今日几完全为房东所苦，何其不幸，何其不讲理”。有时候由于触及一些教授利益而被误解，郑先生出以公心，坚持原则，如1941年2月21日记，因将北大靛花巷宿舍迁移到才盛街，友人反对，郑先生说：“余又何能以三数人便利之故，而虚耗校款，况以三数人者余亦在内乎？……故自学校立场言之，余不能不力劝同人迁居于校，实为未忠于友，亦不能诤也”。1942年9月9日记联大校务会议决议自10月起教职员每人发房贴100元，以后宿舍用费由住宿同人自理。陈雪屏“以为总务处必大挨骂”，而郑先生“自谓出之大公，余亦住宿舍者也，其便利身受之，固不敢以此自私，以此损及学校而不顾”。有些事虽然不属于总务处职责，郑先生也敢于担当。如1940年9月2日，因梅贻琦校长不在学校，“今日公文财务，余虽未奉命，皆代行，恐其停顿也”。10月14日师范学院被炸，“余遂不待商之常委，立时宣布下午发贷金一月，并设法救济被难学生，将学生衣物设法移之郊外图书馆，书箱即刻装车，送之龙头村。作书致孟真（傅斯年），求其借屋”。1941年3月18日记，“昨日为学生贷金事不能入梦。此事本无预总务处，然勉仲（黄子坚）入渝，逵羽（樊际昌）新归，（陈）雪屏代理，若不代筹善策，一旦溃决，恐难收拾”，提出两条处理方案，得到陈雪屏和梅贻琦同意。1942年9月16日记，公米储销处通知停止供给公米，“此事本属训导处，而勉仲三日未入校，与子坚访求附属学校校舍，不得已越而代命”。正因为郑先生凡事出于公心，得到了北大教授和联大教授的赞许。1940年5月24日汤用彤与郑先生谈北大之前途不胜忧虑，“言间颇以公正相奖许，谓此或许尚是一点维系力”。郑先生则说：“但得常以公正事学校，以事师长，以事同人，吾意足矣。”1942年9月30日记校务会议上吴有训“谓自重庆来者均言各大学总务处莫不为众矢之的”，而“联大独为例外，以余以德称也”。至于调解教授之间、职员之间的误会纠纷，劝阻教授辞职，消除一些教授不利于学校团结的言行，日记中也多有记载。1941年3月31日记：“近来北大多事极矣，余每事弥缝”；1945年2月8日记：“余在联大，处处调停，欲以维持全校，弥缝三校。”应该说，西南联大能够维持运转，团结合作，郑先生作出了极大贡献。而这是以郑先生在学术上的牺牲为代价的。1940年2月26日担任总务长后，日记由每日读书开始变为入校治事开始，且常常一日数次入校治事。3月13日即感叹：“自就行政职务，读书甚少。此虽昔所料及而不意少至此也。家书友书亦久不作，谁之过欤？自讼无及矣。”1941年4月6日又感叹：“事与愿违，久羁俗绁，长此蹉跎，更何以传绝学，立修名哉！速其辞职，努力学问。”但郑先生辞去总务长的愿望终未能实现。1944年3月2日记改写论文《满清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余每日所能成者不过二三行，此固由考证之文难作；而杂事太多，不容静坐构思，尤其最大原因也”。在日记中可以看到郑先生有不少研究计划、准备撰写的文章，很多为行政事务耽误而没有完成。如果不是这部日记的出版，郑先生的这些贡献和牺牲恐怕就将永远不为人所知。1940年1月8日汤用彤在劝阻郑先生担任总务长时说：“行政首长招怨而学术首长归誉。”虽然郑先生以勤勉奉公的工作博得联大同仁的赞誉，但在后世的西南联大历史书写中，依然是聚焦于学术荣誉，琐碎的行政工作没有进入研究者视野，郑先生的贡献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试想如果西南联大换一个“众矢之的”的总务长，西南联大是否能维持运作、合作团结呢？倒是美国学者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以一个自然段赞誉郑先生的贡献：“在联大校务管理中，郑天挺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做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工作。在战前，郑担任北大秘书长。作为蒋梦麟的得力助手，他擅长处理日常事务。在联大，郑天挺职责更多。他协助梅贻琦负责具体工作，蒋梦麟缺席时他就成了北大的代表，并且是解决问题的总管。当学校遇到财政困难，是郑天挺去银行取钱发薪资，制定策略应对重庆的命令。每月临近发放教员粮食津贴时，他派代理到云南农村寻找最便宜的大米。同时，他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指导研究生，还承担颇受好评的明清史教学任务。”（饶佳荣中译本，传记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141）但易社强也还没有提到郑先生在维持联大团结合作方面的贡献。

    另一点是郑先生这部日记中体现的高尚品格。郑先生在《自传》中说，小时候由表兄张辉曾教他读书，张辉曾是搞程朱理学的，律己责人都很严，思想上受张辉曾的影响很大。在这部日记里，我们也看到郑先生对自己品行操守的严格要求。1938年1月27日记，“凡事不可有我，而不可无人”；9月30日自述“乾惕寅畏，不敢堕家声、玷祖德、违清议”；12月20日记：“人当病痛，每多感触，而忧悔随之。佛家之修最后一念，理学家之日求无过，皆为此也。昨与莘田（罗常培）深论之，吾人立身行事，不可不慎也。”从日记可以看出郑先生很多高尚品德，而郑先生坚守传统士大夫“君子固穷”精神，不因穷困而变易操守，这点尤其突出。日记里他几次拒绝资助，1943年6月4日记云南兴文银行欲致送云大、联大教授研究费，郑先生“婉辞之……余非不穷，但滥受于人，不愿且不敢也”；昆明富商欲资助联大教授，梅贻琦、潘光旦推荐并力劝郑先生接受，郑先生一再推辞，表示“无功受禄甚不安，且校中更有穷过我者，谢之……更答以有生以来未尝分外受人一文也”（1944年11月20日）。又如1944年6月8日郑先生自述：“近年生活日苦，然余除作学术文字，投之学术性刊物略得微酬外，尚无一文之兼职。此则足以自豪，而无所愧怍于任何人者也。”当因论文只因篇幅少而仅被评为三等奖，郑先生认为“斯所未喻，决意辞不接受”，并且表示：“余为学术，为个人人格，绝不能接受也……余实穷困，然岂能易其操哉！”（1944年5月5日，7月12日）。由此，无怪乎郑先生的友人和学生都称颂郑先生一生品德高尚，王永兴先生说郑先生“品德高尚高士君子”，何炳棣先生说郑先生是“当代完人”。观乎今日“学者”为争夺项目经费、评奖、名位，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岂止霄壤之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