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城东郭”与“内城外郭”

    在古代城市中,“城”多被高大的墙体所围，“郭”的出现则晚于“城”，二者功能不同，但“无‘城’即无‘郭’”。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城郭制度虽仍有早期防守型城市的特征，却对后期

    礼仪型城郭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

    城市是因人类活动而产生的最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城市格局的改变反映了社会的沿革，而在中国古代的城市格局中，“城”与“郭”的关系最为引人注目。对于“城”与“郭”的定义众说纷纭，《吴越春秋》有云：“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也就是说，“城”是以政治军事职能为主、作为权力中心的聚落形态；“郭”是承担城市中商业、手工业、农业及居民区等经济生活职能的城市外围。“城”与“郭”的判定不能简单地根据两道城垣进行划分，例如从商至西周，我国城市常有许宏先生所说的“大都无城”现象，“无城”是一种“天下共主”的文化自信的体现，但不可简单地说此时的“大都”不是“城”；同时受国力的限制，“郭”的城垣在早期常不修筑，但“城”外的区域仍然承担着相应的经济生活职能，即“郭区”，若认为“郭区不是郭”，又略显草率。“城”与“郭”的关系就如同“城”与“市”的关系，应更多从功能来谈，而不能从标志来看。

    按照以上的定义，许宏先生根据“城郭形态”，将我国古代的城市分为“宫城郭区”“内城外郭”“城郭并立”三种情况。本文将重点放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因为此时城市形态由“未定制”转向“定制”，形成了“西城东郭”与“内城外郭”两种基本的城市布局。它们保留了早期防守型城市的特征，同时对以后数千年来中国传统的礼仪型城市的格局有着决定性影响。

    西周成周、东周王城、齐都临淄是该时期较为典型的三座城市，它们的“城市形态”演变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与“城市”变化的规律。

    根据《尚书·洛诰》中“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的记载以及《逸周书·作雒解》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的描述及相应考古学资料，可以判断出西周成周的“城”是处在涧水东至瀍水西的一片区域，而承担经济职能的“郭”就是横跨瀍水两岸的一片区域。相对位置来看，成周构成了“城”在西，“郭”在东的城市格局。

    这样的设计可以使殷遗民在城外安置，周王室也可以对其加以利用，使其耕种“藉田”。同时，城外的郭区也为西周初调遣出征的重要武装力量——“成周八师”提供了驻地。随着成周的政治军事职能不断增强，其自身独立的经济体系也在不断完善。

    郭北面依山而建，南面通洛水。在《管子·八观》篇中提到：“大城不可以不完，周郭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闾闬不可以毋阖，宫垣关闭不可以不修”。北面靠山，其作用在阻碍“奸遁逾越者作”；南面靠水，作用在于与西部的丰京、镐京进行联结沟通。北阻南通，这也是西周成周郭区的一大特点。在瀍河两侧地区，发现有大量的铸铜遗址。郭区的存在也为王室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

    东周王城的修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东周始于周平王东迁，初始周平王并无大的人力、财力去修建大型宫室建筑及城垣，相较于西周来看，王室衰微但周天下共主的地位仍然得到认可。对于所处王城的周边区域，在战国前并无诸侯国敢去冒犯。且出于文化自信考虑，城郭仍然未成定制，“大都无城”现象仍然占据主导。因此，修建守民的郭城似无必要，但对于渐渐衰微的王室来说，守君的宫城已是必不可少，这是东周王城修筑的第一阶段；但这一情况在公元前440年发生了变化，《史记·周本纪》记载，在此年“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河南”即东周王城的所在地，此时已经成为了西周公国国都的所在地，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修筑“城”外“守民”的郭已成必要，“内城外郭”的格局基本形成。

    齐国分为姜齐和田齐两个时期。田氏代齐后在原大城西南修建小城，原先位于大城内部的宫城渐趋荒废，城郭格局也由“内城外郭”转为“西城东郭”。

    田氏篡权的过程实为卿大夫篡权自立，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各国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卿大夫多利用居住在国都之内的国人打击宫室。田氏对国都内的政治威胁深有体会，将政治核心外迁可以使政局更加稳固。

    除去上述原因外，将不同职能区分开的模式其实也更加符合管仲的营城理论。《管子·大匡》中记载：“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小城的修筑使得政治职能区从大城中剥离，大城成为单一的经济功能区和居民区。大城此时更加专一发展商业，扩展工商业用地和居住用地，这一点在后来的遗址挖掘中得到了验证，在大城东北部的河崖头村及韩信岭高地，均有大量铸铜遗址的发现。手工业用地的扩展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政治中心区的剥离也使得王室有更多的土地去营建宫室，满足其不断恣肆的欲望。在战国时，已经可以做到单一城池防守，小城的修筑可以减少原大城防守的防御空间，集中力量加强对宫城的防守，并能以郭城作为屏障。小城的地势较大城略高，因此在防守上占有一定的优势，同时在高地修建宫室也利于宫城的排水与排水设施的建设。而且，稷下学宫位于小城之西，与小城有稷门相通，从而将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合一，小城的修筑与稷下学宫的创建也促进了当地私人讲学的发展与文化发展。

    “城”旨在守君，“郭”旨在守民。由上观之，对于一般的诸侯国都城而言，“内城外郭”是守君的最好方式，在战争频发的时期这种防守方式更加显示其优势。当国势衰微或局势未定时，这种城郭布局往往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但是当国力强盛时，“郭”内的宫城用地的局限性就显现出来，统治者的欲望以及逐渐扩张的政治职能区的需要往往无法得到满足，在古人方位观的作用下，将政治中心外迁的“西城东郭”格局由此而生。

    “西城东郭”现象出现的另一原因是刻意规避或营造某种对立局面。对于齐而言，是规避城内的卿大夫以防打击；而对于西周而言则是加强对殷遗民的监管。这种城郭布局反映着社会矛盾的尖锐性。从军事防守的角度来看，军事力量的增强使“城”单独设防成为可能，宫殿区可以依靠郭区，更好的达到“卫君”的目的。

    “城”“郭”的分离体现了城市功能区的分化，使“郭”的经济职能与军事职能不断加强。更多的空间既可以加强城内的防守，也可以更好地发展手工业与商业，利用人口集聚的优势促进经济的繁荣和商品的集散。

    秦一统六国之后，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体制建立起来，此时的“城”已是扩张后的政治中心，而“郭”的经济职能也已延伸。“城”“郭”走向合一，融政治、军事、经济职能于一体，再加上随着礼仪性不断增强而诞生的中轴式结构，构成了今后2000余年占据主导的以宫城为中心的礼仪性城邦，而以“西城东郭”或“内城外郭”的城郭形态为主的时代，也随之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