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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8年05月09日 星期三

    在阿Q诞生地讲阿Q

    张梦阳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05月09日   03 版)

        北京西直门内的八道湾十一号,是“周氏三兄弟”的故居。鲁迅曾在这里写了《阿Q正传》等重要作品,是中国鲁迅学界的重地。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先生为此专门写了《八道湾十一号》一书,颇受欢迎。

        所以当时一听说这片房屋要拆迁,鲁研界就强烈反对,认为应该保护这一历史遗址。但是到底还是拆了。不过政府采取了两全其美的方案:本在西单的北京名校三十五中迁到八道湾,“周氏兄弟旧居”整修一新,就在校园里。鲁迅长孙周令飞的鲁迅文化基金会设在故居入门的房间。这样,既保护了故居,又使三十五中的学生一入学就受到鲁迅文化氛围的熏陶。学校成立了鲁迅立人教育研究会,吸收热爱鲁迅的师生参加。鲁迅研究新秀荣挺进先生专门开辟了鲁迅系列专题课,请国内外鲁迅研究专家到校讲学,三十五中成了北京中学学习、研究鲁迅的中心。

        四月二十日下午,我有幸被请到这块阿Q的诞生地讲阿Q,讲阿Q是怎样的文学典型?我们从中汲取什么教益?

        1921年12月《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登到第四章时就引起读者的批评,认为“讽刺过分”,“算不得完善了。”当时主编《小说月报》并兼记者的沈雁冰,即后来成为现代文学巨匠的茅盾,却以大评论家的慧眼,洞察到刚问世四章的《阿Q正传》的伟大价值,明确指出:《阿Q正传》不是讽刺小说,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使他联想起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笔下人物奥勃洛莫夫。

        深知鲁迅创作内情的周作人,也以仲密的名义在《晨报副刊·自己的园地》专栏中发表了《<阿q正传>》一文,指出“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是鲁迅“提炼精粹,凝为个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文末披露了阿Q的生活原型——绍兴家乡“一个缩小的可爱的阿贵”。鲁迅自己也明确说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

        人们对事物的最初直感,往往会比以后由于种种压抑而被扭曲的认识包含更多的真实成分,以上对《阿Q正传》的最早评语,实质上已经包含了近百年间《阿Q正传》研究的主要方面,切中肯綮地道出了《阿Q正传》的真义!

        但是,随着狭隘阶级论日占上风,这些真义却遭到不断的批判。《阿Q正传》是写阶级斗争的书,阿Q是农民甚至破落地主的典型等等怪论甚嚣尘上。1951年与鲁迅有过亲密接触的冯雪峰指出:阿Q“主要的是一个思想性的典型,是阿Q主义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这是一个集合体,在阿Q这个人物身上集合着各阶级的各色各样的阿Q主义,也就是鲁迅自己在前期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这一“寄植说”是符合鲁迅、茅盾、周作人最初意见的,迎来的却是劈头盖脸的批判,认为冯雪峰是对阶级论的否定,违背了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势头凶猛,冯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提法。

        但是阿Q典型性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性,被称为鲁研界和文学理论界的“歌德巴赫猜想”,虽遭挫折,却吸引起学者们浓厚的理论兴趣。1956年,何其芳发表了《论阿Q》,提出了“共名说”——某一个典型人物的名字,成了他身上某种突出特点的“共名”:诸葛亮成了智慧的“共名”,堂·吉诃德成了可笑的主观主义的“共名”,阿Q则成了精神胜利法的“共名”。

        这下子捅了马蜂窝,对何其芳的批判如成群的马蜂扑来,蜇得他浑身伤痛。但他始终不服气,“文革”中我向他求教时,他几次愤怒地说:“我怎么跌入‘人性论’的泥坑了?我是永远不接受的。”表示以后如果有了写文章的权利,还要论辩这个问题。这也激发我立志研究阿Q的典型性课题。倘说我“陪了鲁迅一辈子”,其核心就是陪阿Q研究。

        陈涌同志曾写过《阿Q与文学的典型问题》和《<阿q正传>引起的争论》。第一篇是我凭着与他的私交“软磨硬泡”拿到《鲁迅研究》第3辑发表,第二篇是陈涌自己在巴黎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报告会上宣读的。陈涌是何其芳一手培养起来的鲁迅研究家,他实际上进一步阐释了何的“共名说”,加强了哲学深度,并拓展到世界文学的视野。

        上世纪80年代编纂《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时,我就着重收集阿Q研究的资料,只言片语也没有放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反复细读,潜心揣摩。90年代初《汇编》完成后,就在冯雪峰、何其芳、陈涌的基础上全力投入阿Q典型性研究。1991年9月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提供了长篇论文《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随后扩展为27万字的专著《阿Q新论》(陕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再经过二十余年的思考,我逐渐形成这样的观点:《阿Q正传》实质是一位思想家型的文学家创作的哲学小说。阿Q是一位与世界文学中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奥勃洛摩夫等典型形象相通的着重表现人类精神弱点的特异型的艺术典型,可以简称为“精神典型”。以这些典型人物为镜子,人们可以看到自身的精神弱点,“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阿Q是中国现代文学贡献给世界文学典型画廊的惟一一个出色的典型形象。《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也是第一部传播到世界、受到罗曼·罗兰等大作家称赞的现代文学作品。如陈涌所说:“鲁迅即使没有其他著作,只要有一部《阿Q正传》,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至今,《阿Q正传》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阿Q和他的精神胜利法在中国还很普遍!确实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令国人惊醒、深省!

        之所以提出“思想家型的文学家”这一说法,是因为单纯的思想家,可能写出关于“精神胜利法”的哲学论著,但写不出小说《阿Q正传》;单纯的文学家,即使能够写出阿Q的故事,又写不出其中的哲学性。只有鲁迅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加“诗人”的具有“精神诗性”的思想家兼文学家才能写出《阿Q正传》。

        至于《阿Q正传》的哲学性,最近看到作家毕飞宇解读《阿Q正传》的文章,非常叹赏!他说《阿Q正传》是一部“御侮的方法论”的小说,阿Q无论受侮时还是中兴后欺侮别人时,都是奴才,正点出了这部小说的哲学性。

        但我觉得仅点出方法论尚不够,还须深入到认识论。方法源自认识,精神胜利法产生于对自己和世界的错误认识。先祖们曾在古希腊神庙上镌刻着一句对后人的提醒,“认识你自己!”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名著《人论》的第一段话是:“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鲁迅青年时代就提出:“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临终前不久又提醒“偏不肯研究自己”的中国人应有自知之明与知人之明。其实就是说要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在二者的比较中确定自己应对外界的方略,从“本能的人”升华到“自觉的人”。堂·吉诃德当骑士大战风车,四处碰壁,重病归家,临死前明白“自己只是普通人,并不是什么骑士。”阿Q被绑缚刑场枪毙,仍然昏聩、颟顸,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死!这就是至死不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

        所以,做个明白人,不要像阿Q那样糊涂地生活。当是我们从中汲取的重要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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