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当代小说

    此书从三个维度——古代、现代到当代的小说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本质化的理论梳理。

    刘志权是一个天资十分聪明的学者，论起学缘关系，他所接受的教育思维方式与一般文科出身的学者不尽相同，他的本科是学理工科的，青年时代就练就了一套逻辑性强的思维方法，能够迅速看出问题的本质，并找到解决问题症结的方法，抓住事物本质特征的理科思维方式方法，为其在文学研究领域内独辟蹊径的创新提供了先天的条件。有了这样的基础训练，他突然改弦易张，报考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生，从硕士一直读到博士，师从著名导师，脚踏两个学术领域：将苏州大学的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精华尽吸胸中；再把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学术研究之“大道”尽收腹中，可谓一路顺风顺水。

    三年前我去美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杜克大学碰见了适逢在此访学的刘志权，会上会后的接触，让我了解到最近几年来的学术研究状况，联系他这些年所发表的文章，我就猜度他正在开始重操旧业，发奋作文了。果不其然，两年多后的今天，他就交出了这份沉甸甸的答卷。看着这厚厚的书稿，从中，我仿佛找到了一个刚刚步入中年的学者自信而坚毅的面影。

    在《第三维度——平民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当代小说》一书中，刘志权对中国古代和现代小说的区分是十分准确的：“中国现代小说与古代小说最为显著和最为直观的区分，一是其创作群体，从传统的文人，转变为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二是功能，从娱乐核心转向参与社会改造的利器；三是其地位，从边缘开始走向中心。”其实，这些具有常识性的文学史概括在许多小说史的著述中不乏其论，然而，能够用三句话就能够将其概括的如此准确明了者少见，这就是一个学者逻辑思维方法不同而造成的结果。所以我特别激赏的就是刘志权这种明快直捷的论述逻辑和叙述语言。

    说实话，这部著作当中有许多论断是有独到见地的高论，尤为论及小说与启蒙的关系，他以为：“现代知识分子历史性地选择小说这一体裁，部分源于当时知识分子对小说在西方社会的影响力的误读。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知识分子对启发民智的迫切要求。小说作为接近平民的‘低下的’文体属性，反而使之成为了知识分子启民众之‘蒙’的利器。”其实这个理论并不稀奇，而是在他的阐释下，却分外明晰了。启蒙与文体的契合，成为时代的潮流之必然趋势，五四文学革命的爆发，应该是这种呼应的“历史的必然”结果。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对五四小说的阐释就有凌空虚蹈的嫌疑。但是，倘若看不到小说领域内从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的得失，文学史的阐释就是苍白的低吟。

    从本书的逻辑结构来说，刘志权的学术贡献就突出表现在他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的整体性归纳与概括。首先，他是要阐明其为什么要把此书的分期一直下延到1980年代，其理由是：“本人认为1949年至80年代中期的小说与此前的现代小说之‘同’，大过了它们与此后的‘当代小说’之‘异’。判断的核心标准，是以小说是否摆脱了工具论和现代以降所形成的‘现实主义’的‘规范’，进一步说，是以平民性是否重新进入小说并成为小说的重要内核作为‘当代’开始的标志。”毋庸置疑，人们往往强调的是五四小说的启蒙性，而忽略了其工具性的一面，说实话，五四新文学启蒙为张扬“人的文学”内涵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值得反思的问题是，五四新文学以革命的名义提倡了、启蒙了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文学内蕴，但很快就被颠覆五四“人的文学”的另一种革命文学所替代。同样，五四平民文学的初衷是文学启蒙的一种策略和方法，到后来走向工农兵文学的道路，也是始料未及的事情。所有这些问题应该成为我们反思五四文学变化的深层焦点。刘志权的提示是有学理意义的。刘志权在几个时段的“同”和“异”的分析之中，要表达的文中之意应该是很清晰的了。

    所以，刘志权进一步认识到：“在‘古代小说——现代小说——当代小说’这样一个小说发展的宏观序列里，可以将现代小说分为启蒙小说与革命小说两大主潮。前者从《狂人日记》起，延续至40年代末告一段落，经过新时期的赓续，已经成为中国小说的优秀传统之一；后者则经历了从20年代末普罗小说、30年代左翼小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理论指导下的解放区小说、1949年后小说的发展。它和启蒙小说尽管也有一些相异之处，但都统一于‘现代性’内核，并由此形成了‘平民其表，精英其里’的共性——在此，‘精英’指掌握着话语权力的知识分子立场。”无疑，刘志权梳理出来的林林总总的“现代小说”中的“现代性”是一种中性的价值表述，但是“启蒙小说”和“革命小说”之分野，其中的利与弊大家不言自明。我认为，只有充分认识到现代小说本质性变化的学者，才能如此精到地把握住文学史层面中最为关键的小说思潮变化过程中的主脉。

    正因为刘志权能够站在高屋建瓴的宏观层面，在汗牛充栋的现代小说中抽绎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才能扣中百年小说史变迁之要害。此书从三个维度——古代、现代到当代的小说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本质化的理论梳理：“在现代小说中，作家与平民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既亲密又疏离的关系”；“小说地位的颠覆性变化，使基于现代性和功利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取代了古代小说去功利化的消闲文学观”；“现代小说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使之失去了古代小说的欢乐活泼，代之以严肃和焦虑的情绪指向”。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概括都是十分准确独到的真问题，反映出本书的理论深度。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百年来的现代小说思潮的演变正是中国社会一个投影，它所附着和承载的内容太多，既有负面性的消蚀小说娱乐性的弊端，又有触及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如何分析他们的利弊，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了，所以，刘志权在本书留下的学术空间也是较大，我相信他会不断将这个论题延展下去，形成系列性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