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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学与抗建》——宗真甫这唯一一本传世的墨学著作，幸好被他的学生任继愈收入《墨子大全》，否则很可能像魏源的《墨子章句》一样早已散佚。从《墨学与抗建》中可以看出他对墨学研究之深及其哲学造诣之厚，可惜如今连国图也没有《墨学应用论》或《墨家谈辩》，在学术资源网站也找不到一篇写他或他写的文章，甚至连他一张照片都没有，他被世人遗忘了。
如果我告诉你，墨子的思想可以用来指导抗日战争，你一定会觉得这是痴人说梦。如果我告诉你，这是民国时期一位学者的观点，你可能会将信将疑。如果你真的读了《墨学与抗建》这本书，你可能也会信服的。因为不久前去世的物理学家霍金说过：“只有当一个人关于某件事能写出一本书，才代表他完全理解了这件事。”毫无疑问，该书作者宗真甫确实是完全理解了墨学与抗战的关系。
宗真甫（1898—1974），河北沙河县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和那个时代的热血青年一样参加了五四运动；1923年赴法国里昂大学学习，翌年在巴黎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曾任青年团旅法支部组织部和宣传部主任。因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被法国当局驱逐至德国，后辗转至比利时列日大学和莫斯科东方大学，并被吸收为联共（布）党员。1928年春，他被党组织派遣回国工作，在北京秘密活动几个月后，因病与组织脱离关系，此后终身从事教育工作。
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宗校长
1931年春，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北平大学筹办附属高级中学，宗真甫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他开宗明义地宣称要办法国式的新学校，主张自由、平等、博爱和开放式教育，认为学生要自觉、自强、自治，互助、互爱、互勉，要学会自己管理自己，连自己都不会管理，将来怎么去管理国家？
该校不用国民政府教育部统编的中学教科书，教材由授课老师自行选编，语文课选印了许多时新的作家比如鲁迅等人的作品，数理化都是用外国的英语教材。除英语课外，还开设法语、德语课。最特别的是，在当时仇俄清共的形势下，宗真甫顶着压力办了一个俄语班，这是需要勇气的。
当时北平一般中学都是男女分校，但该校却是男女合校，并且鼓励男女同学自由交往。课间休息时间，宗真甫让老师把学生赶出教室去做柔软体操或打排球，还特别要叫女同学出来参加。学生组织跳交际舞，学校也不干涉。最让该校出彩的是当时排演一部俄国话剧《白茶》，原著剧本有男女接吻情节，有人赞成照剧本演出，有人反对，僵持不下。宗真甫竟然同意按原剧本演出，不过折中了一下，让接吻的同学背对舞台相拥作接吻状。话剧在学校周年校庆时演出后，一经报纸报道，立刻轰动了北平，也招来遗老们“有伤风化”的大声讨伐，但宗真甫对此置之不理。
学校的民主、自由、开放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虽然宗真甫保护了一些学生不被抓捕，但这个学校也只维持了四年。
作家马识途在百岁时回忆：“我在北平大学附中虽然只学了二年，却是真正学到了东西。特别是数理化和英语学得很扎实，为我后来报考大学打下了基础。我听从老师的话，确立了工业救国的志愿。同时，又受到进步同学救国思想的感染，立志要抗日救国。这个高中和我读过的农村中学一样，为我启蒙、确定了人生道路。几十年过去了，我没有忘却这个中学，更难忘却这个校长。……这个校长的名字，我至今依稀记得大概是叫宗真甫。”
学者任继愈也曾在该校就学，暮年忆往：“我们的主任宗真甫先生是一个教育家，他制定的北平大学附属高中的规模，有远大眼光，也有魅力。他没有把教育的力量放在升学，放在死读书上，而放在全方位为青少年打好文化基础上，使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体育、美育与德育、智育并重，
十分可贵。我的一点国画知识是在中学时得到的。宗主任亲自教选修法文课。他说法文发音优美，可以直接阅读法国重要文学、哲学著作，也不失为一种享受。他没有宣传学了法文可以到法国旅游，到法国的企业去赚高工资。宗老师对中国古代哲学也有兴趣。抗战时期，我在昆明读研究生，听说他从法国回来参加抗战，他拿出关于《墨子》的一篇著作，我们在北平大学附属高中毕业的同学互相传看。他的著作很有见地，强调墨子哲学反对侵略的思想，不但有反对侵略的思想，还有打败侵略者的具体措施。墨子是二千多年前反侵略、维护正义的好榜样。”
任继愈说的这篇墨学著作就是《墨学与抗建》，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自印本。宗真甫这唯一一本传世的墨学著作，幸好被他的学生任继愈收入《墨子大全》，否则很可能像魏源的《墨子章句》一样早已散佚。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宗真甫1933年任北平中法大学秘书，翌年被派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担任秘书、校长，1939年回国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
抗战军兴，此时宗真甫身在里昂，报国无门，非常苦闷。他是研究哲学的，又服膺墨子学说，他从《墨子》鲁问篇得到启发，“以救国不在形式，端在尽其所能。予以研究哲学者之资格，能发挥一种学说，以激励国人，提高抗战意志，帮助精神动员，也算贡献了个人一点微薄的力量了。”他原拟将多年研究墨学的心得写成《墨家谈辩》一书，该书第十卷为《墨学应用论》，内中共有十篇，与抗战有关者四篇，为了赞助抗战，他提前在1938年用一周的假期将前三篇写出，因为“我们既是全面抗战，便应将人力物力完全施展出来。人力之中，精神力量尤为重要。……举凡历史上之道德理论英勇义行，无不发挥他固有的大力，以增添抗敌之勇气。唯墨家一派，仁义智勇，才德兼备，摩顶放踵，旷世寡俦，乃竟无人特为提倡，以励士气，坐令此宝贵之教训，湮没不彰，而吾民族道德上之沉疴，亦竟难根本改造，你说可惜也不！”1939年回国后完成了第四篇，1940年托贵州印刷所付印。该书取名《墨学与抗建》，即《墨学的抗战建国论》之缩写。为了便于人们理解墨学对抗战的重要意义，该书采用了白话对话体形式。
为什么选择墨学呢？他认为：“国人于外来学术，每多随风而靡，甚或生吞活剥，强施诸政教，积之愈久，枘凿愈甚，五十余年皆葬送于此举棋不定之岁月中，国家乃益形疲惫！近者学人于介绍西学时多谈及‘民族形式’，惜无中心主张以端其趋向，所以漫无归宿。如有热心之士，相与讲明墨家之理论与组织，适应当前环境而善为发挥利用之，则举凡外来之思想学术，社会制度，俱能移植于吾土而发荣滋长，以造福于大众，则非昔日之胡乱抄袭，徒苦吾民者可比矣。”
墨学与抗战
这是该书第一篇，作者鲜明地主张用墨家精神激发国民抗战意志，增加抗敌力量：“予年来研究墨学，深感其切于吾国现在革新社会之用，……抗战以来，精神总动员至关重要，盱衡古今学说，实觉墨学负有唯一紧急的救国任务，……只盼其能在抗战中，增强国民精神力量，以救危亡。”如何抗敌救亡？他认为要依靠墨子的备世主义。
备世主义出自庄子对墨子的评论：“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宗真甫总结的备世主义要点有三，一是以社会与个人为一体，二是社会上的责任由各人来负担，三是在社会的实践上要选择最紧要的事情去做。他说，备世主义的根本主张就是墨家的主要教义。墨家最主张兼爱，“兼”就是一个整体的意思，墨经上篇说：“仁，体爱也。”现在的抗战，岂不是正好证明了这个“社会一体”的力量吗？我们从前的分裂，造成了敌人进攻的机会。我们现在的统一，是保障胜利的唯一条件。敌人到处狂炸，更使我们平常不问国事的农民都觉醒了。有了这种一体的觉悟，知道个人与国家是同气连枝，生死与共的整体，然后才能发生誓死为国的决心。你看墨子的这种主张是多么生气充盈，光辉灿烂的现实，绝非空说“泛爱”而毫无内容的慈悲主义可比！在担当社会责任的一点上，恐怕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看，墨家要算是最积极学派中的一派了。墨经上篇说：“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正是讲明这一种主义的原理。经说上的解释是：“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墨家担当的决绝，牺牲的精神，卓绝千古！在抗战中，非有这种精神不能成功。所以提倡墨学，简直是抗战胜利的主要条件！他还认为墨学的备世主义是目前举国抗战的指导理论，凡是赞同备世主义的人，对于抗战，一定要积极地参加，并且应该绝对地牺牲一切（财产，能力，生命）去参加。屈辱求和，甘做奴隶，在墨家认为是最卑鄙可耻的。墨子书中主张对侵略的国家要坚决抵抗到底，并且是举国的全面抗战。“墨家这种精神实在伟大，我一定要宣传出去，使抗战更有效力！再看他弟子们的行动，不就是义勇军的前辈吗？真是我们现在抗战的好模范！”
在抗战中，组织民众、训练干部、增加生产力量，提高军事技术，救护伤兵难民，发展各种交通，疏散城市人口，减少飞机轰炸损失，都是最重要的，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能力和客观环境的需要，选择紧要的工作去做，把自己的强项和能力发挥出来。如何决定哪个是急务？宗真甫认为根据《墨子》大取篇的原理，要看这几个标准：一是范围的大小，二是利害及其轻重，三是直接与间接，四是动机与结果。比如医生在抗战中可以在偏远城市行医，为少数人治病，为个人生财；也可以冒险到前方治疗伤兵，救治难民。此时即应牺牲私利，冒险外出，救治伤兵难民。又如所有政党在这时都应该抛弃私见，停止摩擦，着眼于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利益，也是受了这种标准的支配。在表面上这一原则看似易懂，但在实践上也颇困难。有的囿于身家的私利，或拘于成见，又有的为一党一派的利害所左右，便把大小弄颠倒了。“难道近年作汉奸的都不认得爱国二字吗？只为目前小利就昧着良心出卖国家和民族。更有多年要人，法螺盖天，只因领袖欲重，或只为挟嫌小事，就不恤自毁历史，通敌主和，随即跑入敌人营里，组织卖国政府，都是因为认不清这种标准。”这显然是指汪精卫等。
备世主义者在实践上应遵守的道德条目有四项：任、勇、力、死。墨家巨子孟胜为阳城君守城而死，就是这些道德的体现：“这种态度的高尚，理智的清晰，道德的尊严，行为的壮烈伟大，真是旷古未见，造成了吾民族最光荣的史页！”同时，墨家还具有制止战争的实力，“唯其有这种作战的组织能力和器械，所以他的非攻才能生效，不然，空口白说，谁肯听你的呢？我国古代学派中有严密的军事组织，又能自造战守的器械的，恐怕只有墨家一派了。他的门徒都学习打仗，并且战死了就算学成毕业。亦真是特别！墨子书的最后十一篇全是讲防御战术的，未必真是墨家弟子的记载，但这类战术典籍，不附之他家，特归于墨家，亦是正因其讲究战术与战具的缘故。”第一篇以墨子救宋结尾，以此表现“墨学对于抗战的真精神”。
墨学方法与精神动员
第二篇介绍了墨学的绳墨论、三物法（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三表法（有本之者：上本于古者圣王之事；有原之者：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有用之者：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人民百姓之利）、天志论（天何欲何憎？以天志量度刑政，文学，言谈），宗真甫认为这四点真是原原本本、首尾完具的知行合一的学说！这不但是墨家的光荣，简直是世界学术思想上的大贡献。我中华民族的地位都将因此提高了！倘欲做到国民精神的总动员而不采取这四种方法，也只算有此善意而已，精神动员之实，仍不能举。在抗战的普通实践上，只有绳墨论与备世主义也就够了。说到动员较高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唯有适当地应用此四种方法，才能达到最高的程度，最后的成功！
绳墨论同样是出自庄子对墨子的称赞：“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宗真甫解释说：不侈于后世是指心理和态度上说，意思是说历史是进步的，后世比前代的文化一定高，这种进步是前人的努力造成的，生于后世的人仍应抱持同样的努力态度，去继续工作，不可养成心理上的骄傲习惯，懈惰了工作的紧张；或竟致目前世为野蛮，视异国为夷狄，都是不对的，不该自大于后世。不靡于万物是指对物质方面说，一是不浪费物力，所谓浪费与否，不在消费的形式上，是要看这种消费能不能产生更大更有效的结果，能产生更大效果的，虽消费甚多也不算靡费，否则即消费甚少也不算对；二是墨家极反对以物质的享受销靡了人的志气，所有“非乐”的理论，主要的都在这一方面。古语说：“居移气，养移体”，实在是人之常情。过度的享受，能使人君奢侈而难谏，民众淫僻而难治。如果在现时举抽鸦片、跳舞、好赌一类的事情为例，更可看出奢靡的享受在消磨志气方面的大害了。不晖于数度是指对社会制度及一切文化方面说，不眩晕于声明文物，不被现有的社会制度把人弄糊涂。社会的组织制度及一切礼俗，会把人闹得心旌摇摇，魂不自主。囿于某一环境，忘掉根本主张，就和世俗一般人随波逐流地混下去了。特别是政治上经济上的的地位，能令人改变其主张。现在，吾国富贵要人，以及曾经刮过地皮的军阀政客，身居租界外邦，生活上的享受是欧美高度的物质设备，整天听到的是些恭维献媚的米汤。因此就忘掉了我们落后的社会，大半是停滞在手工业的阶段，农民生活的困苦，比外国的猫狗尚差若干倍。这样为目前的生活所迷惑，竟不知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怎样为人民增产，令人人可得到一最低限度之生活。
人们通常认为墨家主张个人私利全被牺牲，宗真甫说这也是墨家受人误解的一点，认为墨家主张绝对不要利己的。其实墨家主张“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伦列之爱己，爱人也”。不过墨家对利害互相冲突时，即于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利于国家人民，当然牺牲个人去干，若利己害人，便决然拒绝，毫无选择的余地。对于梁启超、胡适等人说墨家是实利主义者，只看到近利，看不到远大之利，宗真甫感叹：“我国两千年来一种混沌思想弄乱了人的头脑，迷糊了人的眼睛，像梁胡这样聪明人，亦不免受其影响，实在可叹！墨家口口声声说‘国家人民百姓之利’，又‘爱尚世与后世，一若今世’，偏偏没人注意，瞎说墨家是重‘近功小利’，实在冤枉！这种议论为害于后世很大，使那个评判事理一个最显然的那个标准（观其中国家人民百姓之利）被忘，举凡最有害之事，如妇女缠足，八股举士等类害死人的制度，或千年或数百年的施行，甚至受人恭维欢迎，你说这种关系大不大呢？”
墨家社会生活的原理与行为
第三篇谈墨家社会生活原理的四个方面（技术，知识，思想，信仰）。宗真甫说：墨家这个学派在我国古代总算特别得很！他首先是注重技术的。技术是一个抽象的概括名词，若说到个人，便是技能。墨家特重此点，正对治吾国历来的知识分子百无一长的书呆子状态。一般人以为技术不如礼义廉耻重要，道家看不起机械的使用，所以影响到后世的生活简陋困苦，民生凋敝，儒家亦视务农圃为小人，所以弄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甚至很多老儒，身无一技之长，不免“春夏乞禾麦”，亦真算可怜。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试问仓廪衣食如何能足，不是人有技术，才能多生产吗？吾国数十年变法，效力不大，提倡新教育亦弄成洋八股，就是因为没有使人人学得技术，以致学生出校，始终依人为生，还造成一些寄生之人，最易失业潦倒。颜习斋曾痛恨于宋明儒者之“愧无半策匡时难，唯有一死报君恩”的无能情形，虽在今日，又何曾好了许多！
有人觉得除了技术其他三项似乎是为上等社会说的，平常的工、农、小商人等哪有时间顾到这些呢？宗真甫不以为然：这四项是贯通生活的全部，彻上彻下，不分任何职业与社会地位的高低，凡是社会有用之人，其生活都有此四项的必要，不过程度上大有差别罢了。譬如以抗战中的士兵来讲，其应战，射击就是技术方面，其了解军器之构造原理，即为知识方面，其懂得抗战之意义，与国家求解放之切要，即是思想方面，其为中国争平等自由，为军人争光荣，为保全自己人格，为保存先人庐墓，历史文化以至相信战胜暴敌，便可建设国家以享受人生幸福，这就是信仰方面。
他认为墨家社会生活原理的问题，不只关于古代学术的研究，简直对于改革现社会是极重要的讨论。从这上面找出结论，就能令我们改革社会的事业，与复兴民族的企图，都收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我们的旧社会生活走错了路，造成了许多不好的心理和习惯，要想改造这样的心理和习惯，需要极大努力才行，没有想象的那么最容易，宣传墨家生活原理，去改造现社会，是一种最直捷最有效的办法。墨家尚力非命，而吾人衣食居处之不洁，道路房屋之颓坏，在在表示出懒惰的态度。又如抽鸦片及其他毒品更与懒惰有互为因果辗转促进的关系。而吾国官厅之推诿，总想自己卸去责任，能推上推下，推到他处，便是公事的能手，衙署之干员。这便是不积极的表现。至于不理智的表现，无过于学习八股文及妇女缠足两事。数百年中无人问八股对于人生有什么好处？又不曾有人讨论妇女缠足，究竟有何利害上的结果！这还不算极好的证明吗？试看算命相面之普遍，阴阳风水之流行，腐儒信命之笃挚，和讲求浮文之虚伪，与夫和尚念咒，道士画符等怪现象，略事推求，即知其为懒惰与迷信之根源。
对于那些认为乐天安命与世无争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安宁秩序和造成中华民族崇尚和平的习惯等观点，宗真甫认为历史环境不同了：倘使在前几世纪，我们与西方交通尚少，虽抱着乐天安命和吃斋守戒的态度，亦不过弄到生寡食众，水旱频仍，数百年来一场屠杀而已，过后再重做葛天无怀的清梦，还能勉强敷衍。现在不然，世界成了一家，用无线电可以到处通话，乘飞机半个月即可环绕全球，要是我们泥守旧习，简直专等淘汰。墨家既是那么一个轰轰烈烈的积极学派，又是一群最重理智思想的逻辑学者，所以正好对治道佛两家的消极生活，又确能纠正一般儒者的糊涂态度，把吾国旧社会中那种畏难苟安的消极态度一扫而空，是今后吾民族起死回生的良药。
他赞同夏曾佑的观点，认为儒墨两家竞争二百余年，结果一兴一仆，遂使中华民族造成现在的形势。如果墨家不受那样大的摧残，我们的社会必然另是一种姿态。在我国历史上说来，汉代儒兴墨亡，简直是黄帝与炎帝涿鹿战后的第一件大事。此事影响之深远，真是不可估计。
墨学与建国
这是该书第四篇。宗真甫认为，墨家是主张民主政治的，比如墨经上篇说：“君（统治者，即现时所谓政府之意）：臣萌（民）通约也。”这是说政府为民意所形成，失去人民的拥护便不能继续存在。所以经说下篇解释说：“君，以若（顺从）民者也。”这是说政府是必须顺从人民的，可算是把握住民主政治的精义。由此看来，墨家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有人常听说墨家主张“尚同”，要在下者同于在上者的主张，怎么政府反倒顺从人民呢？这些误解很普通，先谈民主政治之真意，以破吾国近年来极流行之浅见。民主政治最主要的两种意义：一、使每个人民能得到正当合理的发展，二、使每个人民相互间都能发生亲爱有利的影响。无论政府形式如何改变，倘有这两种条件，就算是民治，民治施行之优劣，亦就以实现此两条件之程度来做判断标准。从前学者自表面上去看，都以为墨家之组织整齐，纪律严正，有妨害于个人之自由发展。其实在发展个性上，恐怕少有像墨家那么积极的。墨子书有两点是我们绝不应忽略的：一、贵义，二、强为。说清楚这两点，就知墨家是如何注重个性之正当合理的发展了。墨家主张的政治，是自由平等博爱，而在行政上必须是尚同尚贤的严密组织，类似现在的国体与政体。国家政治的根本性质是民主的，但行政机关的统属制度也必然是下级服从上级。此外，墨家最讲究互助，有道相教，有财相分，有力相劳，有利于人民相亲相爱。
他最后引用庄子的话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这真是精神集中到了极点！能够做到这样专心的地步，还有什么事业不能做成功呢？旷观历史，像这样宏伟坚强的精神，实不多见！如果在抗战的精神动员中，唤起了吾国先民这种伟大的气魄，还有什么暴敌不能驱除的呢？！
宗真甫1952年后任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从事唯物辩证法、形式逻辑、中国语法文法、墨家哲学等学术研究，“文革”中受批判，1974年去世。他与当时的名学者多有交往，顾颉刚与吴宓日记均有记载。从《墨学与抗建》中可以看出他对墨学研究之深及其哲学造诣之厚。可惜如今连国图也没有《墨学应用论》或《墨家谈辩》，在学术资源网站也找不到一篇写他或他写的文章，甚至连他一张照片都没有，他被世人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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