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译《天演论》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有一套卷帙浩繁、蔚为大观、享誉海内外的超大型外国翻译著作系列丛书，那就是由我国历史最悠久、号称中国现代出版源头的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发行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套丛书是迄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科门类最全、所收品种最多、学术水准顶尖、翻译质量上乘的哲学社会科学名著丛书。它主要由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语言学等学科组成。根据迄今业已推出的庆祝商务印书馆诞生120周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纪念版”统计，这一系列丛书总共已出版700种，可谓洋洋大观。这套大型系列丛书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水平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达到的境界和高度。

    一

    《天演论》阐发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思想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传入中国，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如获至宝，对于广大国民更是不啻于无声处起惊雷。由于《天演论》的翻译出版及其思想的传播，在当时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大地上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因此，胡适在评价严复及其译著《天演论》的价值、意义和历史地位时，将这位近现代天才教育家和翻译家谓之“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的先辈们就足具智慧和眼光。他们极具先见之明地出版了我国近代卓越的翻译家、教育家严复先生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忠诚拥护者和最杰出的代表赫胥黎的《天演论》（EvolutionandEthicsandOtherEssays）。此著中文本堪称是严复最著名的翻译代表作（严复译本的《天演论》中文本最早见之于1898年）。严复，1872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期间他致力于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研究西方政治学说。1879年学成归国，甲午战争后积极参加康有为发起的变法运动，主张学习西方，变法改革，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政治体制。

    1897年，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创立之年，严复与诗人、历史学家夏曾佑在天津创办《国闻报》。此报在当时被视为中国北方地区的维新喉舌，次年出版译著《天演论》。严复正是想通过此著的核心思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来唤醒国人，振奋起来，救亡图存。顺便强调一下，作为维新派的参与者和主要代表，严复译介西方名著并不仅仅限于《天演论》，继1898年出版的《天演论》之后，他又全身心地投入于对其他西方名著的翻译和介绍，可谓一气呵成。先后将英国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甄克斯的《社会通途》等全部译成中文，连同《天演论》，成就了人们俗称的“严译八种”或“严译八大名著”。

    《天演论》可不是一本普通的书。1893年，68岁的赫胥黎应友人盛邀而在牛津大学所做的一次有关进化的学术讲演，后经过加工整理成稿为《天演论》。我们知道，赫胥黎是英国著名的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忠诚拥护者和坚定捍卫者，同时也是自达尔文之后英国进化论的最杰出代表，故赫胥黎《天演论》的理论来源基本植根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该著极力强调自然界的生物不是万古不变、而是在不断进化的观点，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种进化的原因在于“物竞天择”，而所谓的“物竞”就是生存竞争，“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我们人类。不过，人类文明越发展，适于生存的人们就越是属于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由此看来，《天演论》从其表面内容看，给人的感觉好像主要是讲宇宙过程中自然力量与伦理过程中的人为力量相互激扬、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根本问题。然而，此著的更深层社会本质价值在于：它是一篇十分出色的政论文，其深层的主题思想旨在强调：宇宙中的万事万物统统都是按照“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存在和变化，所谓的“物竞”就是生物之间“优种战胜劣种、强种战胜弱种”的“优胜劣汰”；所谓的“天择”，既是指自然选择又包括自然淘汰。这是一切生物在其“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过程中的最基本生存方式。生物的生存方式是这样，国家或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生存形态也是如此。联系到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要选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时间节点出版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其良苦用心不言而喻。

    19世纪末爆发的那场甲午战争，导致了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和民族危亡。于是，通过《天演论》中“物竞天择”等进化论思想，向每一个中华民族同胞发出了与天争胜、图强保种的民族呐喊，从而呼吁和强调：中国如果再不变法图强，那么，必将遵循“优胜劣汰（或曰“优胜劣败”）”之宇宙公理法则而亡国亡种亡族。《天演论》的确起到了告知和警示国人亡国亡种的民族威胁，然而又不是那种宣扬无所作为或束手待毙的悲观主义，而是启示国人：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后）虽然已经积贫积弱，但也不是彻底绝望、一点儿解救的办法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出路）就是振兴（中华）自我，强力竞争，通过努力，改变原先那种（自鸦片战争以来）国家长期所处的弱势地位。只有变弱为强，才能转危为安。

    《天演论》阐发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这一进化论思想，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传入中国，当时处于“知识饥荒”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其它精英们无疑如获至宝。同时，对于广大国民更是不啻于无声处起惊雷。由于《天演论》的翻译出版及其思想的传播，随之也在当时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旧中国大地上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巨大影响。这种历史的社会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据一些历史资料记载：《天演论》出版后没过几年，此书便在全国风行。这个来自西方的新型思想观念之火，犹如燎原的烈焰迅即遍及中国的城市和乡野，尤其在广大有识之士和热血青年心中激流奔涌。据说，在这新旧世纪交替转换时期的十多年中，在中国境内，出版发行《天演论》的不同版本竟达三十多种。可见当时国人的精神迷惘和对人类先锋新思想新观念的渴望、需求和膜拜。就在严译《天演论》中文本面世后，那些诸如“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等进化论学术专名也都以一种十分抢眼的形式充斥着当时国内的大报小刊，并且演变成知识分子和百姓大众时常挂在嘴上的俗语和口头禅。更有甚者，还有一些学校则将《天演论》作为教书育人的教材，有的青少年非常迷恋其中时髦的新名词，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字号。据说胡适在早年念书时，老师就要让学生去书店购买《天演论》作读本，并要求学生根据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名词概念的理解，再结合自身的实际体验撰写心得作文。对之，胡适有过如是表述：“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的小孩所能想象和发挥的。然而，这正说明《天演论》已经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风气”。由此可见《天演论》对社会和大众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因此，胡适在评价严复及其译著《天演论》的价值、意义和历史地位时，将这位近现代天才教育家和翻译家谓之“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众所周知，《天演论》的著者是赫胥黎，而严复作为该著译者，为何在近现代中国翻译史和文化发展史上享有如此杰出的地位、殊荣和崇高声望呢？为什么《天演论》在中国人译介汗牛充栋的西方百科经典名著中译版本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呢？此部经典名著的中译本独特之处除了我们以上所述的内容外，究竟还有哪些其他独特的传世价值呢？除了以上所述的进化论内容，我们不妨还可以从严译《天演论》中文本与众不同的翻译特点及其价值等方面来解析和品评。

    首先，严译《天演论》的最大特点是它摆脱了传统翻译的风格和模式，与时俱进地开创了更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翻译风格和翻译模式。凡仔细阅读过严译《天演论》者，都会普遍感觉到严复的译文精致柔丽、古雅耐读。前文我们已经讲了，《天演论》不是严复著的，而是英国人赫胥黎写的，前者只是一个中文译者而已。但人们又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就《天演论》这部经典名著而言，译者的名气和声望似乎远远超过了该书的著者。就今天的许多中国读者而言，当他们一谈到《天演论》，则往往首先联想到的是严复，而不是赫胥黎。应该说，这是一个译者知名度超过著者的典型范例，实属罕见。由此足见严译《天演论》的历史价值、地位和特殊性。当然了，严格说来，著者和译者是两个不同的功能承载者和身份主体，二者具有不可比性，严译《天演论》算是一个例外。

    其次，严复是近现代中国引进和传播西学第一人，同时，作为倡导一代翻译新风的翻译家，他开创了“信达雅”的全新翻译原则和翻译标准，为此后中国翻译界、也为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翻译家们树起了一面旗帜。

    二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系列堪称人类发展的时代总结和思想精神宝库，它的横空出世和磅礴登场不但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反映了我国在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能力和翻译水平，同时也从整体上展示了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及其所达到的高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系列在中国的成功出版，其实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很好地回答并解决了一个过去长期以来在我国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那就是，开放的中国到底要不要外来文化？我们如何对待外来文化？

    作为中国出版界的一员，很幸运的是自从1981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工程启动之时，我就有幸参加此项工程的计划和筹备工作。印象中，当时商务印书馆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此项工作，总经理兼总编辑陈原同志非常重视（后来的林尔蔚、杨德炎、王涛、于殿利等历任领导也都高度重视）、亲自过问。为了将最初几辑的“汉译名著”出版好，商务印书馆在北京香山别墅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如何规划和出版好《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学界座谈会。与会嘉宾大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所，他们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献计献策、群策群力，为“汉译名著”工程的全面启动和顺利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商务印书馆的掌门人是很有战略眼光的。早在其初创时期，他们就已经以一种前瞻性的目光准确地意识和预判到了未来社会发展的路径和方向，故在我国历史发展的近现代早期，及时、迅速又精准地抓住了历史机遇，组织和邀聘了诸如严复、林纾这样的顶尖学者和一流翻译家在一百多年前就如此意志坚定、心无旁骛、不遗余力地大量翻译介绍外国（尤其是以美英法德俄等国为代表的欧美）名著。正是商务印书馆历史上出版先辈或先驱们的预见和决策，才给今天这样浩大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系列的翻译和编辑出版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我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晚期刚踏入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外国哲学编辑室”门槛的时候，馆里就给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编辑人手一份以《天演论》为代表的“严译八种”和以《巴黎的茶花女遗事》（又译《茶花女》）为代表的“林纾译文集”（十种），还有诸多的“外国学术名著”。送给我的则大多是古希腊罗马和德国古典哲学名著，如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逻辑学》、《哲学史讲演录》以及《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等。类似这些早在1981年以前就被翻译出版的外国学术名著，到了1981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系列工程启动之后，几乎绝大部分都在最先的头几辑就被收编其中，重新统一规范后列入“名著丛书”出版。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系列大型工程之所以能一举成功，除了我们的方针政策对头，还有一个最关键性原因就是我们团结、联络、依靠并真正地拥有了一大批强有力的顶尖专家学者和翻译家群体。这个群体可谓蔚为壮观，除了上述提到的那些人物外，还有许多专家学者和翻译家们参与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系列的启动和筹备（其中包括收集资料、可行性论证和研究、立项、各知识学科的选题规划、舆论宣传和之后巨量的组稿、翻译、译文校订等工作）。所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人才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工程背后的真正功臣。在这些高级专家和功臣中，各科颇具代表性的翻译大家，除了在上文叙述中已经略略提及的外，这里试以哲学学类学科为例，其中的翻译家专家有：高觉敷（同时也是著名心理学家、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美国E.G.波林《实验心理学史》的译者）、潘光旦（英国霭理士《性心理学》的译者）、周士良（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译者）、石冲白（德国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译者）、关文云（英国洛克《人类理解论》译者）、方书春（古罗马卢克莱修的哲学长诗、也是迄今世界唯一系统阐述古希腊罗马的原子唯物论著作《物性论》译者）、管士滨（法国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译者）、徐梵澄（印度室利·阿罗频多《神圣人生论》译者）、马元德（著名翻译家，早年因病而从北大数学系肄业，后以译稿为生，精通德文和英文，为我馆翻译的世界名著有英国罗素《西方哲学史》、B.霍夫曼的《量子史话》和L.J.宾克莱《理想的冲突》等）、杨一之（生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黑格尔全集》编译委员会委员，是黑格尔代表作之一的《逻辑学》和法国勃朗克《物理认识的途径》和《康德黑格尔哲学讲演稿》译者）、吴寿彭（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和《政治学》的译者）。吴寿彭君博学多才，学问精深，不但精于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各种文献和经典，而且更是我国少有的谙熟和精通古希腊文字的顶尖专家，因此也是古希腊文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经典著作的翻译家，毕生矢志于古希腊先哲经典的研究、翻译和出版。尤其是1957年后在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下，年逾八旬仍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亚里士多德经典著作的翻译，以致在耄耋晚年还连续译出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经典《形而上学》（1959）、《政治学》（1966）、《动物志》（1979）、《动物四篇》（1984），之后又完成了《天象论·宇宙论》和《灵魂论及其他》等6部经典巨卷，被学界誉为“亚里士多德著作翻译第一人”，其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生命尚存顽强拼搏的工作毅力和文意精准通顺易懂的翻译质量和翻译风格，令我国的西方哲学界、翻译界乃至出版界等同行和朋友们钦敬不已……

    回顾过去，我们高兴地看到，经过近40年（更准确地说是经过自严复翻译英国赫胥黎《天演论》以来的一个多世纪）中国学者们的不懈努力，终于成就了今天《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整体亮相。从目前这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所收集的这700种译著内容看，它们中的大部分或绝大部分是西方（主要是古希腊罗马和美英法德意西瑞俄等）国家的经典名著，同时也收入了相当数量的印度、古印度、日本以及伊朗（古代波斯）、阿拉伯等非西方国家（或地区）的人文思想经典代表作，如古印度的《奥义书》、古波斯的《阿维斯塔》等。

    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严复译的《天演论》至今，历史的时钟已经走过了整整113年。在这113年的历史长河中，商务印书馆经历了风雨沧桑（其中包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被日寇的狂轰滥炸），如今它犹如涅槃的凤凰，以一种独有的风姿屹立于东方，高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这把人类文明和智慧的火炬，引领时代向着更光辉的未来走去。正如著名翻译家、商务的老译者何兆武先生所言：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其开放和包容，无论何时，如果想走得更远，必须先看得更远，而想看得更远，就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何先生此言，可谓一语中的。

    商务印书馆今天所收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700种，堪称是迄今人类所业已达到的“思想（文明与智慧的精神)顶峰”。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常务副院长、原国务院学委委员会副主任汝信在谈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价值、地位和意义时曾作过如是评述：“中国多少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受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些重要外国学术著作的熏陶、教育和培养。可以说，对于推动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恐怕它的作用完全不亚于一个社会科学的大学。”的确，《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体现了人类思想、智慧、文化、文明发展的深度、广度和高度，它从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地理、宗教、艺术、文化、教育、科技、军事、民俗等各个不同的侧面记录了人类文化、文明发展的脉络和历史轨迹，反映和折射出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光辉亮点和发展特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系列堪称是人类发展的时代总结和思想精神宝库，它的横空出世和磅礴登场不但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反映了我国在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能力和翻译水平，同时也从整体上展示了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及其所达到的高度。它无疑是当今中国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一次带有整体性的规模展示和绝响。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系列在中国的成功出版，其实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很好地回答并解决了一个过去长期以来在我国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那就是，开放的中国到底要不要外来文化？我们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已经基本得以解决。

    追溯历史，我们不难看到，自从陈翰伯开始，而后是陈原、林尔蔚、杨德炎、王涛以及现任的于殿利总经理等商务印书馆领导都非常重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系列工程的实施、开发和承续，犹如接力赛跑那样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系列工程的接力棒一代传一代，将这项历史性的工程一浪高过一浪地推进，从而在商务的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新的丰碑。这是商务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之幸事。但愿我国的学术研究和翻译事业在未来中西（中外）文化、文明的交流、碰撞、融合中得到更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但愿开放的中国在吸取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人类智慧和文明的同时而变得更加文明昌盛。

    （本文作者系商务印书馆（国际）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