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汪熙先生与“盛档选辑丛书”

    我与汪熙先生相识于1977年，当时我是上海人民出版社联系《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丛书（以下简称盛档选辑丛书）的责任编辑，他是这套丛书的主编之一。我与汪先生是两辈人，我视他为长辈、老师，他对我热情和蔼，工作中主动与我沟通，亲切地称呼我为“金元同志”。持续三十多年的交往，我与汪先生的关系变得非同一般，他曾经在一次聚餐时对我说“我们是朋友”，视我为他的忘年之交。2016年底汪先生以97岁的高龄辞世，是老同事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曹培雷告诉了我这个信息，使我没有错过参加他的追悼会的机会，否则我会遗憾终生。

    2018年春节前夕，我有幸收到了一本制作精良的纪念汪熙先生逝世的集子，书名是《生命不息，求索不止：汪熙先生纪念文集》。纪念集后记中说文章都是编者征文而来，我事先并不知晓征文一事，故纪念集中没有我的文章，但这不能抹去我对汪先生的深厚情感，我决定写点什么，作为对汪先生的怀念。汪先生一生致力于学问之事，他视学术为生命的事业，一生的学术活动中，他主持的多卷本盛档选辑丛书的整理出版工作持续二十多年，这套书的出版应该算是他呕心沥血、引以为荣耀的成果；虽说这套书有三名主编，但这套书历经坎坷、艰难问世，汪先生厥功至伟，甚至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这套书的完整出版。作为盛档选辑丛书的责任编辑，几十年来我目睹了汪先生为这套书所付出的辛劳，下面就写些我所知道的汪先生与盛档选辑丛书整理出版的往事。

    主持盛档整理小组的日常工作

    盛宣怀档案资料藏于上海图书馆，对它开展的整理、出版工作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市的一项文化工程，也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重点出版项目。这套书的责任编辑原来是上海人民社的老编辑李家寿先生，因种种原因，1977年社领导决定让我接手这套书的责编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从此使我结识汪熙先生。盛宣怀档案内容丰富，涉及晚清的政情、经济、文化以及对外关系，而且资料规模宏大，因此参加编辑整理工作的人都是专家学者，并设有三名主编，分别是陈旭麓、顾廷龙、汪熙。陈旭麓系华东师范大学著名教授，有教学任务，要带研究生，无暇坐镇整理小组参加具体工作，只是半个月左右去一次整理小组，作些指导；顾廷龙系上海图书馆馆长，年迈而且馆务缠身；因此日常工作全由作为著名中国近代经济史专家的汪熙先生主持，汪先生天天坐班盛档整理小组。我接手责编工作后，社领导嘱咐我一星期要三次去上海图书馆的盛档组上班，这就增加了我与汪先生交往的机会，使我对他与盛档整理工作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盛档整理工作名义上是多个单位的合作项目，它们分别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上海图书馆、上海人民出版社。参加人员分别由上述单位派出：其中属于整理小组正式成员的有左钧如、齐国华、季平子、武曦、徐元基、黄苇、葛正慧、朱子恩；先后参加过这项工作的有陈匡时、夏东元、方诗铭、汤志钧、吴乾兑、余先鼎、张铨、赵清、蔡幼纹等，不过他们这些人参加这一工作的时间较为短暂；另有两名辅助人员，即稿件抄录人员和卡片目录制作人。顺便说一句，《生命不息、求索不止：汪熙先生纪念文集》的插页第4页末的彩照说明文字“上海图书馆盛档整理小组新老成员合影”是有误的，照片中盛档整理组的成员只有汪熙、季平子、朱子恩、武曦四人，也不存在盛档整理小组新老成员之说。

    因盛档资料藏于上图，因此整理小组成员每天到上图坐班。那时上图在上海南京西路325号，即今日的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与人民公园为邻。作为主持工作的主编，汪先生天天去上图上班，与别人相比，他是早去晚归。参加盛档整理工作在当时既没有课题费，也没有稿酬（后来恢复稿酬制度后，只有千字几元的稿酬），只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提供信封、稿纸、圆珠笔，给整理小组正式组员每人每月买一张6元钱的公共汽车月票。

    制订整理盛档选辑丛书的规范要求

    盛宣怀是晚清朝廷重臣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先后经办了轮船招商局、华盛织布局、汉阳铁厂、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等近代新式企业，并官至晚清邮传大臣，还参与政府的外交活动，是清政府炙手可热的大员，留有大批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均属未刊，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除了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电报局、招商局、通商银行、机器织布局等近代新式企业的创办过程、经营状况外，还具体反映了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中国近代重大政治事件；生动地展示了与这些重大政治事件相关的朝廷官员的态度，以及外国政要的看法。

    但这些资料本身却命运多舛。辛亥革命后，盛宣怀逃亡日本，这些资料进入上海大东图书馆；抗战爆发后，这些资料西迁重庆，散乱地装在木箱、麻袋中，堆放在祠堂内，遭受到侵蚀；抗战胜利后，这些资料又回到上海，存入上海图书馆，长期堆放在楼梯的拐角处，未能得到妥善保管，因此资料原件破损严重，不少资料一拿就要破碎，“碰不起”，这给整理工作带来不小的挑战。而给整理工作带来更多困难的就是原件的字迹潦草不堪，难以辨认；盛档资料品类繁多，有电报稿、信札、日记、奏稿等，其中电报稿居多，电报稿的原件多有盛宣怀的批语和修改内容，偶有盛宣怀自己的拟稿，他的字迹潦草如天书；更有甚者，信札中有些内容不足为外人道，属于机密性质，于是就出现他人无从知晓的“齐东野语”式的黑话。而对如此艰难的任务，整理组的人有畏难思想，主张对这类问题一律以“原文如此”的简单方法处理。汪先生则自有主张，他对整理工作定出若干要求：对每一件原件认真阅读，从中筛选出有价值的材料；对筛选出的原件材料，要确定日期，按内容归类；对筛选出的原件要抄录核对，根据内容拟加小标题，对正文加标点符号，内容冗长者要分段落；对潦草字体要反复辨认，组员间可以讨论，对辩论不出的草体字存疑，汇总交到汪先生处；对“齐东野语”式的黑话要考证其内容，并加注释说明。在他制定的这些规定中，汪先生着重强调选出有价值的内容是顶重要的一环。他制定这些规定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事实证明这些规定为提高整理质量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整理小组的同仁都认可汪先生提出的这些规定。

    汪先生提出的整理规范要求应该说难度是很高的，整理组成员承担的工作也是很繁重的，有时完成一个“难啃”的原件整理工作，需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甚至花费几天的时间，这会严重影响整理工作的进度。为了使整理工作增速，汪先生向陈旭麓先生提出希望他的学生来帮忙做些事情，于是陈旭麓先生1979年10月让当年自己的研究生陈梅龙、谢俊美结合各人的毕业论文写作需要，来盛档整理组帮助工作。与此同时，汪先生还让我物色有一定文化水准，字写得好的，工作认真仔细的人来帮助抄录整理组选出的原件，我物色的人选是我的同事的父亲，完全符合汪先生的要求。由于他采取的这些措施，对加快整理进度，提高整理质量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汪先生不仅对组员提出严格的要求，他自己也是按要求参与到具体的专题整理工作中，如该套丛书的8个专题中，《辛亥革命前后》一书是集体成果（署名是三位主编），汪先生也承担了一部分具体整理工作；80万字的《轮船招商局》一书的资料由汪先生从盛档资料中筛选出，并对抄录出的每一件材料确定了日期、初步作了标点，最后此书由两人署名，汪先生是第一署名人。此外，每个组员对难以辨认的草体字，对不明其意的“齐东野语”式的黑话，对不能确定原件的日期等一系列难解之题，都要摆到汪先生的案桌上，由他最后解疑。汪先生还要对这套书的8个专题共11本书稿（平均每本约60余万字）作最后的审定。工作量之大、压力之重真是难以想象。为了加快处理手头的工作，汪先生几乎天天下班后要把工作带回家继续做，工作到深夜。整理小组的人知道这个情况后都很敬佩他，我记得徐元基、齐国华都说，汪公精力充沛，全力以赴，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做到这样。汪先生曾私下里对我说，他每天中午骑自行车回家吃午饭要喝些白酒，睡一个小时的午觉，这样可以保持全天精力充沛。

    应对外来的困扰

    除了要面对整理工作本身的种种困难，汪先生还要应对外来的困扰。对盛宣怀档案资料，汪先生提出依内容按专题整理，应该是一个颇有见地的学术主张，出书后便于学者使用，能充分发挥资料的价值。但这一主张遭遇主编之一的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的强烈否定，顾老先生依图书馆整理上架的惯有思路，坚决主张按原件的日期编排整理出书。顾老是文化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深得世人尊重，但如何整理盛档资料却也是个大问题，汪先生具有耿正的秉性，他既尊重顾老，又不作迁就，多次到顾老的办公室，耐心地与他沟通想法，举出国内外同类书的通例，说服顾老，并得到了主编之一的陈旭麓先生的支持，顾老最终同意了汪先生的主张。事实证明，盛档按专题整理出版深得学界人士的称赞，如澳大利亚中国洋务运动史专家黎志刚教授对这套书赞不绝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马勇教授在我面前讲这套书编得好，很有用。顺便说一下，汪先生主持的盛档资料出版后，据说上海图书馆后来的领导又组织人对资料按时间顺序进行编排整理，并将部分盛宣怀等人的亲笔原件按文献资料的规格影印出版，但是影印出版的图书很难利用，还是汪先生按专题整理出版的盛档资料学术使用价值高。

    虽然顾廷龙先生同意了汪先生按专题整理盛档资料的主张，但事情并没有完，对汪先生来讲困扰没有结束。不久，文化局分管上海图书馆工作的一位领导托人带话说，盛档资料是上海图书馆的财产，要按照图书馆的要求整理，即按照日期编排整理。说是托人带话，因为是官话，分明就是一道行政命令。带话人还要等着汪先生的回话。这套书虽说是三个主编，实际上承受巨大压力的只有汪先生一个人。那时在我看来，汪先生实在是智慧过人，他采取不予直接回复的态度，对带话人讲，我们是搞研究的，是按研究的思路在搞，这个问题已与顾老沟通过，得到了他的支持，希望这位领导能到我们这里来视察一次，或我们主动上门，直接汇报工作，希望约定一个时间。汪先生没有等来约见的安排，等来的却是让整理小组搬离上海图书馆的通知，理由是这间房间要派其他用处。如果被迫撤离，盛档整理工作就会夭折。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整理小组的全体人员感到了危机，于是汪先生立即调整工作步骤，动员大家全力以赴筛选材料，抄录材料，整理工作日后补做，并让我再物色增加抄稿人员。

    有一天中午，汪先生约我到他当时延安路模范村府上共进午餐，想听听我对盛档组被撤离上图这件事情的看法，我告诉他我要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向老社长宋原放汇报，他很赞同。当天快下班时，我赶回出版社，将盛档整理小组在上图的境遇向老社长作了汇报。凑巧的是几天后宋原放社长要与文化局的方副局长、上海社科院的领导陆志仁、复旦大学教授田汝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旭麓先生在漕溪北路40号开小会，商讨编写出版多卷本上海史的事情，宋原放社长让我跟着他一起去，并让我带些出版社出版的新书送给与会者，特别叮嘱我把已经出版的盛档资料书专门送给方副局长。在他们开会快结束时，宋社长微笑着表示希望方副局长支持盛宣怀档案的出版工作。

    虽然没能得到方副局长的直接回应，但宋社长的话还是起了作用的，文化局没有象先前那样催促整理小组撤离上海图书馆，从而使整理小组得以推迟几个月撤离。正因为争取到这段宝贵的时间，在汪先生的安排下，把要抄录的专题资料基本抄录了下来，当然因为时间太紧，还是留有遗憾的。事后汪先生曾对我讲：很感谢老宋，他的话很关键，使我们赢得了时间，否则这些资料抄不出来，想想后怕。汪先生的这些话，表明他内心对盛宣怀档案资料整理工作充满热爱，非常执着。

    筹措资金出齐盛档选辑丛书

    盛宣怀档案资料整理小组撤出上海图书馆后，已抄录的绝大部分专题资料还有繁重的整理工作：对每件资料加标点、拟定标题等。而原先整理小组的正式成员所属各单位的科研和教学任务开始繁重起来，他们表示难以继续承担后续的整理任务。为了保障整理工作的正常进展，汪先生决定充实整理人员，让我、陈绛和傅德华等人先后加入到后续的整理工作中。于是，我参加到《汉冶萍公司》专题第三册，傅德华参加到《义和团运动》专题，陈绛参加到《轮船招商局》专题。我们三人虽不属于盛档资料整理小组的正式成员，但为盛档的出书也献上了一份绵力。

    一切安排妥当，按理说只要假以时日，就可收获成果。但谁也没有想到，事情又发生了新变化：上海人民出版社为减轻经济压力，从1989年春开始调整出书结构，因盛档选辑丛书规模大、印数少，新的社领导决定对尚未出版的盛档五本书作暂缓出版处理。说是暂缓，从当时的形势看，其实就是遥遥无期。对这样的处理我很为难，但这是社里的决定，我如实向汪先生作了沟通。让我没想到的是，汪先生听后表示理解，并对我讲：这套书三个主编，现在第一主编陈旭麓教授已作古，我一定会想办法让这套书出齐，一是对得起旭麓公，一是对得起这么多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一是对得起我自己。汪先生这番话有情有义又有担当，这又让我想起另外一件往事。

    盛宣怀档案属未刊资料很珍贵，开始整理时声称要保密，因此没有多少人知道此事，当盛档资料第一本《辛亥革命前后》出版后，影响迅速扩散，不久连国外学者也知道了，那时中国对外开放刚起步，美国学者费维凯对盛宣怀档案的未刊资料怀有神秘感，找到汪先生，希望能看一眼这个资料的真面貌。那时盛档整理小组即将撤离上海图书馆，于是在征得整理小组内的上海图书馆人员武曦的同意后，汪先生答应了费氏的这种无关轻重的要求，让他看了一下，时间很短促，前前后后大约一刻钟时间。当盛档整理小组撤离上图后，因为这件事武曦受到了批评，这样他在图书馆的日子很难过。汪先生知道这个情况后，很是不安，想方设法通过熟人将武曦调入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工作，使他有了一个安定的工作环境。后来武曦见到我时说，汪公有情有义，帮了大忙。

    现在再回到汪先生所说的一定要想办法让这套书出齐的这句话上来。所谓想办法其实就是由他来筹措资金出版尚未出版的盛档选辑丛书其余各册。盛档选辑丛书共8个专题11本书，精装本。当时出版社还是铅字排版时代，出书周期很长，一本30万字的平装本学术著作两年出书也不算慢。而盛档选辑丛书作为出版社的重点书在1985年前已出版6本，它们是《辛亥革命前后》《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物总局》《甲午中日战争》（上下）《汉冶萍公司》（一、二），还有五本书未出，它们是《汉冶萍公司》（三）《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机器织布局》《义和团运动》《轮船招商局》，这五本书都需要筹措资金才能出版，而且这五本书的字数平均每本在七八十万字之多，需要的资金总数约50万元人民币。这样一笔数目的资金就是放在当下也不容易筹措，而在那时算是一笔巨款。我当时觉得汪先生很难筹措到这样数目的钱款，真的为他担心。但他凭着自己深厚的人脉关系，个人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先后从清史编纂委员会、德国友人、轮船招商局集团、中国工商银行文化基金会、兰生集团及上海对外服务公司筹措到需要的出版资助，并适时地将这一笔笔钱款通过银行转入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账号上。随着出版进入电脑排版时代，从2000-2002年，暂缓出版的五本书陆续出版，从而使《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丛书全部出齐，没有留下遗憾。正如我在前文所说的，这套丛书能够出齐，汪先生厥功至伟；没有他的努力，也许就不会有这套书的完整问世。2015年4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重新出版《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丛书，8月，出版社与汪先生签订了重印合同，2017年1月，重印新书全部出版。遗憾的是，汪先生未能看到重印的新书，但新书的出版标示了汪先生学术生命的延续。

    盛宣怀档案资料丛刊出齐后，我与汪先生的合作往来一直没有间断过。2005年1月我调离上海人民出版社，从此汪先生所有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的著作均由曹培雷负责了。

    此后，我与汪先生的联系一直持续着，他没有忘记我，时而将他发表的论文抽印本让家里的阿姨邮寄给我，把新出版的著作快递给我；时而让我到他合肥路府上做客用餐。汪先生没有忘记我，我也一直惦念他；汪先生走了，他永远留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