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门求学记

    去年底，孔江平教授和我采访整理的《王士元先生口述史》出版了，时间仿佛一下子闪回到我在王士元先生门下求学的日子。2001年8月20日，我到香港城市大学报到，成为王士元先生指导的博士生，转眼已经快十八年了。

    第一次知道王先生的大名是1997年夏，那时我是北大中文系的大三学生，在准备考研。那时候中文系必考“大综合”，也就是，各个专业犄角旮旯的问题都可能考到。在往年的考题中有一道填空题，问词汇扩散理论是由哪个美籍华人提出来的，我当时想，如果都是这样的考题，我大概没啥希望了。好在大四开学后，我获得了保研资格，成了陈保亚老师的硕士研究生。

    在硕士生阶段，在徐通锵先生课上才慢慢了解词汇扩散理论的价值与意义，原来是少数几个基于中国语言材料提出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之一。撰写硕士论文期间，不少同学都在准备出国，我也随大流上辅导班，去雅宝路换美元，交申请费，报了几所大学，一是加州伯克利大学，我以为王士元先生在那里；二是密歇根，还有其他几所，等到了4月份收offer的季节，我只收到了密歇根的admission，没有奖学金，自然是读不起。

    有一天跟陈保亚老师谈论文，谈到申请的惨淡情况，陈老师说可以推荐我去香港城市大学王士元先生那里读博士。我这才知道，王先生已从伯克利退休，被聘到香港了。陈老师1998年去香港就是跟王先生一起合作研究中国民族语言的亲缘关系。很快就收到了王先生的回信，要我发一些材料给他看看。我就把本科毕业论文发过去。王先生就说内外结合来研究语言变化的路子是对的，约我去香港见面，应该是面试的意思，但那时办赴港手续很麻烦。王先生就让商务印书馆把他论文集的校样给我看，自然是让我学习的意思，仔细校对一遍，才体会到先生学问的精深。很快，香港城市大学给我寄来了招生简章，我按照其中的要求，将之前申请美国大学的材料略作修改，提交了。两三个星期之后，我在宿舍接到电话，一个陌生的富有磁性的声音说：请帮我找一下汪锋。我说我就是。对方说：我是王士元。我那时大概是幸福紧张得有些晕眩：王先生亲自给我打电话了。但之后的话让我更紧张，我提交的材料已被香港城市大学第一轮淘汰了，王先生亲自去要来了我的材料，发现确实问题比较大，让我去把招生简章找来，仔细告诉我最重要的是pro⁃posal（研究计划），一定要写好。于是，我又重新起草研究计划，先是中文的，经过王先生几轮指导，译成英文，改了好几遍，先生都不满意，说将来英文可能成为我的handicap（障碍）。我真心很惭愧，请英语系的一个朋友帮忙修改后才勉强通过。王先生亲自把我的材料交到研究生院，然后，跟郑锦全老师（城大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的系主任）通信，也抄送给我，说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学生，他想招来读博士。几天后，王先生说应该没有问题了，让我等通知。到五月份时，我收到了香港城市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附有一本《留学香江指南》。

    刚开始我没有申请到学校宿舍，就住到旁边南山村一个小公寓里，房东把三居室分租给三个人，现在应该称之为群租。我的房间是上下铺，下铺是一个福建来的老师，在城大做访问学者，好像是生命科学院的，他往往是半夜才回来，我们俩作息正好错开。只遇到过两三次，一次他问我的导师是谁，然后很感叹。说：牛啊，你导师牛啊，号称城大四大导师，跟数学系的菲尔茨奖获得者StephenSmile教授一起的风云人物，英文好得不得了，比鬼佬都好，每次开讲座，我们都抢着去听，内容听得懂不懂无所谓，主要是那英语听起来太舒服了。我一下子压力陡增。

    过了几天，王先生发邮件约见我。终于要面对面了。城大楼里很容易迷路，我特意试着从我们的实验室走到王先生的办公室，最多5分钟。到了约定时间，我敲门，里面传来comein的回应。进去之后，王先生微笑着跟我打招呼，说：你就是汪锋啊。然后又问了几句，突然变得很严肃。说：你收到了我的邮件了吧？我说：是啊。王先生马上反问：那你为什么不acknowl⁃edge我？然后又看看表：你看看，还迟到了几分钟，我要是以为你不来，我就走了！我一时不知所措，一向不爱出汗的我觉得后背开始出汗了。王先生可能看出来了，语气开始缓和了，说：如果我都跟你嘻嘻哈哈，你学不到东西，该批评的，我会很严厉的，你要注意。然后，拿起桌边的一个电子日历和时钟送给我。王先生让我报告了一下我目前选课的情况以及硕士研究的内容，就安排我2个月后做一个报告，讲讲我的硕士论文，要用英文讲，一个小时的时间。

    王先生是电子工程系的讲座教授，他给自己的实验室取名叫Lan⁃guageEngineeringLaboratory（语言工程实验室），我们每个学生都有一个格子间。一进门的墙上贴了个大幅招贴，图案是一双手捧着一个雕塑，旁边的中文写着：件件工作，反映自我，凡经我手，必为佳作。

    王先生也是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ChineseLanguage, Translationand Linguistics)的兼任教授。我们五个学生中，区靖邦和我是CTL的，其他都是EE的。实验室的传统是每周都有一个下午的例会，2-5点，雷打不动，例会的工作语言是英文。

    等到我做报告时，刚没讲两个页面，郑锦全先生就不客气地问我，variation是什么？自由变异还是个人变异？问题我倒是清楚，但不知道怎么用英语组织语言，半天没说出个所以然，王先生让接着往下讲，讲到我用概率的方法来计算“独用字”和“共享字”的问题，因为我跟彭刚聊过一点儿，就想借此跳过去，本来想说彭刚对这个比较familiar,结果说成famous了，王先生就笑了，开玩笑说：我认识彭刚这么久，还不知道他很有名呢。结果怎么算，半天也讲不清楚，时间就到了。散会后，我很沮丧。大家都来安慰我。冷静下来之后，我给王先生写了封邮件，对今天的糟糕表现表示道歉。王先生很快回信说：只是要习惯英文表达，以后多练习就是了。第二天，王先生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到实验室后，跟津云讨论，也跟阿邦谈，还跟彭刚他们谈，这很好，做学问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多讨论。我想，一方面是先生鼓励我，另一方面是要强调团队的重要性。

    10月中旬，丁邦新先生在香港科技大学开一个题为《21世纪中国语言和方言数据库》的大会，请了两岸三地很多语言学家，王先生受邀做一个主题发言《为什么要做数据库》，开会之前，王先生交给我一个录音机，让我做好记录，之后整理成文，丁先生想编一个论文集什么的。王先生在会上介绍了国际上好的语言学数据库，并提出数据库应该为解决语言学的理论问题服务。王先生讲到Dixon(1997)的著作TheRisingandFallofLanguage（语言兴衰论）中提出了一个Punc⁃tuatedEquilibrium（疾变平衡）模型，或许比谱系树更适合语言的演变，还提到一个月前在法国的一个会议上，GeorgevanDriem教授提出一个Sino-Bodic假说，认为没有证据表明证明藏缅语言是一支，而汉语是另一支。汉语从原始汉藏语中分离的历史可能没有那么早。这直接挑战了几乎所有的主流假说。王先生说：“我非常希望我们的专家，能够告诉我，这个人讲的有没有道理，因为他在讲我们的语言。”这些著作我之前竟然从来没有听说过，自己的眼界是多么局限！会后，我赶紧整理录音，并到图书馆查找Dixon和vanDriem的著作，这些最新的研究对我冲击很大，觉得历史语言学大有可为。

    很快王老师又找我谈话，提醒我尽快确定博士论文的题目。我觉得自己还是对历史语言学感兴趣，本科和硕士研究的都是自己的方言，博士可以考虑民族语言，尤其是检验和回答Dixon或vanDriem提出的问题。王老师也觉得这是一个方向，他拿过一本《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是庆祝他六十五岁生日的学术论文集，其中有一篇郑张尚芳先生的论文《白语是汉白语族的一支独立的语言》，王老师说白语看起来蛮有意思的，你看看郑张先生说的有没有道理，你或许可以拿这个做博士论文题目。

    2001年11月底，王先生召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vanDriem教授也来参会，虽然会上他讨论的是莱顿学派的meme（文化基因）理论，会下我向他请教了关于藏缅语亲缘分类的看法，并提到我打算研究白语，他很支持我的想法，还解释了他的Fallen-leavestheory（落叶理论），里面也提到白语的问题，但他自己并没有做过细致的研究，因此，深入调查了解白语的情况意义重大。

    第二天，CTL邀请他做一个演讲，报告他的藏缅语研究。很明显，罗仁地教授不同意他的观点，直接提出了自己的质疑。vanDriem也做了回答，大意是当然应该做更深入的调查研究，还说到我正在研究白语，如果这样的研究成果都出来了，大概争论会少很多，云云。王先生也在座。听到这一段时，他好像很高兴，拿起一张纸，递给我，原来是让我参加晚上的招待宴会，到了之后我才发现，我是唯一的学生。王老师说：看来你跟vanDriem蛮有学术缘分的，你们多谈谈，跟他多学些研究经验。vanDriem很健谈，而且他的英文听起来也非常悦耳易懂，席间讲了不少他田野调查遇到的事情。

    事也凑巧，2002年初，陈保亚老师来信说：木霁弘老师正在组织一次云南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考察，包括白族、傈僳族等，邀请王士元先生前往，让我也随队调查。我当然是求之不得。赶紧请示王先生，王先生欣然同意，跟我说：要想真切地认识一个语言，就得“淹”在这个语言里一阵子，天天听到的都是这个语言，做梦都在接触这个语言，要研究白语，没听过白语怎么行？提醒我要做好收集材料的准备，于是我借了系里的数码录音机，买了不少数码带，还把《白语简志》等都收集起来。《白语简志》格外多熟悉了几遍，其中的松紧元音让我觉得很神秘，很想听听是什么样子，其中提到的碧江方言似乎是最保守的白语，但白语中只有后附的几百个词汇，还不能见其全貌。这些词汇我也都输入到电脑中了。

    2002年6月，我跟王先生一起飞到昆明。第一站到剑川，也是《白语简志》主要描写的方言点，第二天就入村调查了，第一次感受到了白语“紧音”的特点，很兴奋。过了两天又到营盘镇黄柏村见识了拉玛人的白语。然后又到兰坪，结识了拉玛白族李苏和他的父亲李嘉郁先生，他们成了我进一步调查了解白语和白族文化的关键。

    普米语中有不少复辅音，我刚开始时不习惯，学给发音人听的时候，发音人有时会摇头说不对。这时王先生在旁边发一遍，发音人马上点头称是。王先生告诉我，记音时不能光听，还要注意发音人的口型、动作，这样才能做到准确模仿和记音。

    返回昆明途中，要经过下关。王先生就问木老师，下关是不是有白语？木老师说周边都是白族村子。王先生说：那好，等到了下关，汪锋你就下车，找个白族村，调查一个白语方言。半个小时后，我就一个人站在下关高速口，完全是举目无亲的感觉，等着木老师联系的一个当地朋友来接我，把我带到最大的白族村子，周城。周城村的发音人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帮我录音，这样我就真的淹在白语之中了，这个一万多人的村子，白语是最主要的交际语言。

    约一周后，记录了基本的词汇，我就坐车返回昆明。我兴奋地向王先生报告了此行的收获，王先生也很高兴我能确定博士论文的方向。他告诉我说：“中研院”的孙天心教授正在四川马尔康调查嘉戎语，他很有藏缅语田野的经验，你去四川跟他学习学习吧。王先生已经跟孙教授联系好了，我第二天就飞到成都，然后坐班车去马尔康找孙教授，跟孙教授学习了一段时间，受益良多。

    2003年7月份，我再次到云南调查，先在昆明，后又去了兰坪、泸水、周城、丘北等地调查新的白语方言，增补材料，博士论文的材料就比较充足了，我开始建立各个方言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重构原始白语的系统，进展比较顺利。王先生就跟我说：那就开始写博士论文吧。

    博士论文要求用英文写，王先生建议我直接用英文开始，而不是先写中文再翻译。正好法国科学院的MahéBenhamed和Chris⁃topheCoupé来访问我们，Mahé是学遗传生物学，对语言的演化感兴趣，Christophe精通计算程序，模拟各种语言的变化；我们实验室隔壁是陈源泉教授的项目小团队，有严修鸿、黄良喜(WeeLian-hee)，他们在研究各种连读变调的理论模型；郑锦全先生把梁源师姐请来做研究助理，梁源师姐是北大王洪君教授的硕士。我天天跟他们讨论我的研究思路，The DistillationMethod（还原法）的名字是黄良喜取的，我致谢的一部分段落也是黄良喜帮我润色而成，整个论文Christophe帮我仔细改了一遍，我写完一章就给他一章，很快他就把修改得面目全非的稿子还给我。到2004年3月份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基本定稿了，经过大伙儿的锤炼，我也感觉比较有底了。

    在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最先处理的白语声调系统的问题，重构了4个原始调后，跟汉语对应，确认了白语确实体现了“去入不分”的现象，这就牵涉到了汉语声调起源与演变的问题了，于是我重新梳理了古汉语中去声起源于-s尾的假说，提出目前肯定和否定这一假说的证据都不充足，最好承认上古汉语有去声，且有一部分带-s尾，另一部分不带-s尾，从而来解释目前所有的连带现象。这一部分研究写出来后，王先生觉得很重要，建议我投稿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中国语言学报》），虽然该刊是他主编，但不能直接发给他，而是按照学报的要求，寄给在美国的编辑部。大概两三个月后，收到编辑部的反馈，审稿专家提了很多意见，王先生听我一一回答了后，又建议我写答辩意见，附上修改稿，再投给编辑部。按照程序再找专家评审，后来回来的意见都是很支持发表的。王先生很高兴，后来正式出版时放在当期的首篇。

    12月时，沙加尔(Laurent Sagart)教授来城大访问，他和他的一个韩国研究生曾研究过白语的层次问题，而我在重构白语后得出的层次以及其性质跟他的不一样，我把讨论的情况报告给王先生后，王先生就提出让我组织一次专门的workshop（工作坊），找人和确定日程什么的，都由我决定，抄送给他即可。于是，我就张罗召开了一个层次研讨会，请了几位学者，研讨会讨论得很热烈。会后，王先生让我趁热打铁，请与会者把自己的发言写成论文，看能不能在JCL组织一个Specialsection（专栏），于是，我开始跟各位学者联系，催稿件，请人审稿，再请人润色英文，费了几个月时间，把齐清定的论文交给王先生，王先生说：你写个introduction吧。就这样，在王先生的引导下，从工作坊的发起，到最后的成果结集出版，顺顺当当就完成了。我之后再组织这类活动就不犯怵了。

    2004年5月份，在实验室例会上，王先生给我安排了两次演练答辩的机会，每次严格按照30分钟的时间要求来，最后一次报告完，王先生跟我说，准备得已经很好了，应该没有问题了，祝你答辩成功。6月13日正式答辩，我基本是轻车熟路了，回答各位答辩委员的提问也很顺利。城大的答辩是不对外的，只有答辩委员和答辩人。大约进行了不到2个小时，就让我退场。半小时后，我在实验室接到王先生的电话，恭喜我答辩通过，说委员们评价都很好。

    答辩后几天，王先生告诉我，“中研院”语言学所让他组织一套语言学的前沿著作，他想推荐我的博士论文，让我尽快根据要求送审。于是，我抓紧时间，把博士论文的核心部分整理出来，取名为Comparison of Languages in Contact The Distillation Method and the Case of Bai（《接触语言之比较——还原比较法和白语》）。几个月后，收到接受函和修改意见。定稿以后，我请王先生给写个序言，他欣然同意。我的第一本专著就这样顺利地由“中研院”语言学所2006年印刷出版了。2007年，专著获得了李方桂语言学著作奖特优奖，王先生知道后比我还高兴，马上把消息发布在实验室的主页上。

    在语言工程实验室三年期间，国内外很多学者来访，我们都能近距离向他们请教，跟他们讨论。这些学者的专业迥异，但都由于王先生汇集到一起来，这又让我想起王先生强调的：学科之间不应该有界限，语言学应该跟其他学科一起携手研究。

    （本文作者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