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风沉醉的晚上

    先师吴泽教授，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我1982年入吴门，当时报考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中国古代史专业，隋唐史方向。

    我本科就在华师大历史系就读，1978年入学。1982年本科毕业前，本系有六位同学，一起报考系主任吴先生的研究生。当时吴泽先生已经年届古稀，70高龄了，但却是文革结束之后，吴先生学术生命第二春的开始。老先生只手擎天，开辟并主持着两个专业，一个是中国史学史，一个是中国古代史，后来均发展成全国高校历史教育学界最早的博士点，也是华东师大历史系名副其实的学科发展奠基石。

    一眨眼，35年过去了，我也已年近花甲。同门师弟、母校历史系主任王东教授通知我，要编吴师的纪念文集。这些日子，得空就想想，写什么呢？他大概还是喜欢我在那些最后的日子里一样，进得门去，高兴地叫一声：吴先生！我来啦……

    课业琐忆

    当时我们同级生六人考中国古代史专业，考史学史方向的有朱政惠、邬国义、吴修艺，考隋唐史方向的有魏承思、李晓路，再加上我。因为是文革十年停招之后重新恢复高考，当年77、78级同学大多是在这艰苦的十年中吹尽黄沙始到金、有自学成才意味的有志大龄青年。除晓路师兄外，政惠、国义、承思、修艺等诸兄均长我十岁以上。

    我们隋唐史专业当时有三位导师，除了吴先生之外，还有史学所的袁英光先生，以及从上海教育学院以借调名义过来带隋唐史方向的杨廷福先生，而中国史学所的隋唐史方向，似乎自我们三人之后，也没有再招生过。三位先生都住在师大一村，离校园差不多只一箭之遥，所以教室与老师的家，几乎都是我们的受教常地。

    三年中，平时接触得比较多的是袁英光先生。袁先生受命于吴先生，具体指导学业安排，我常到袁先生家去。但研究生的大课，杨先生和吴先生均给我们开过。杨先生的课一大半在家里上，我曾有专文忆念，不再赘述。吴先生的课则基本是在教室上。当时吴先生承担了很繁重的教学行政岗位职务，白天难以排出时间，我记得经常在晚上上课，应该是史学史的教学内容。吴先生重点讲当代史学的风潮与社会变动的关系，特别是为了抗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沦落，知识分子与革命党人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这些奋斗包括吴先生自己的亲身体验。

    先生出生穷苦，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为了不再受人欺凌，祖母、母亲和哥哥拼命务农纺织，将聪慧的先生送入常州新式小学中学读书，又升入上海的大夏大学高中，接着考入北京的中国大学，师从红色教授李达与吕振羽先生，走上了以学术研究救中国的道路，几十年中数次危难，但初心不改。

    精神矍铄的吴先生经常一讲就讲三四个小时。我一开始不太听得懂吴先生的常州话，但时间稍长，就完全明白了。吴先生讲话很有感染力，随着讲授的内容表情不断，皱眉时非常严肃，凛凛然不可侵犯；欣喜时开怀大笑，鹤发童颜，慈眉善目。还经常自己给讲话中的人物和事件下评语，“号瓦，号瓦（好哇！好哇！）”“拨永宜啊（不容易啊！）”我听得入迷，也不知道记笔记了。记得有几次讲到快深夜11点，只有我一个女生落单回女生宿舍，好在那时社会风气很好，读书氛围也很浓厚。

    现在回过头来看，研究生三年似乎是比大学本科四年还要漫长的时间，因为值得记取的事情，比大学本科多得多了。比如导师们安排我们三个隋唐史研究生参加在兰州召开的国际敦煌学大会，以及青年学习班培训活动，这是一次美妙的游学。在会上有幸聆听段文杰、季羡林、姜伯勤等各位中外著名专家学者的报告发言，参观敦煌研究所。印象很深的是聆听朱维铮教授的总结发言，因为朱教授并不以敦煌学研究为自己的专业，但那天他的闭幕式发言，视野之开阔，评点与建议之新颖，逻辑表述之周密，让我叹为观止，觉得上海人海纳百川，真是了得！于是回校后偶尔听到朱教授受邀在政教系授课的消息，像得了宝贝一样飞快地跑去听课，一节也不敢落下。朱教授讲的是汉魏思想史，中古思想史之前我并不熟悉，但听得津津有味。朱教授一身旧旧的蓝色中山装，套着两只蓝色的袖套，经常在黑板上板书。他有时为了干净特地去拍一拍落下来的粉笔灰，这下就弄得两手和袖套乃至衣襟全是粉笔灰印了。我几次在听课结束后想上去问朱教授问题，但一见他拎起黑皮包，就不敢趋前了。

    如何治史

    要考虑硕士论文了。英光师让我“不要管能不能写得好，先练习写一篇”。这一篇，让我东改西改，晚上不断去他家受教挨训，足足改了四五遍（也许更多，我已经记不太清了）。这一经历让我明白，写历史论文，每句话都要有出处，每一个字都不能随意褒贬，更何况在运用概念之时。历史学是最讲科学性、资料性和严谨性的。

    我喜欢敦煌，喜欢艺术，喜欢社会史和文化史，所以挑学位论文的题目都是靠近艺术和文化的小题目。吴先生招我去家，一问之下，就皱眉头了，说不能鸡零狗碎啊。先生自己本科经济学系出身，后来转向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乃至思想史、史学史领域，眼光格局宏大，总是希望自己的学生做论文也能入口小而价值大。“要经济，要制度，要通贯”，我整日念念叨叨的，翻阅着各类书籍论文。忽然脑子灵光一闪，中唐时期能对抗割据而转折中兴，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盐政的专卖制度变革，中央政府有钱财实力来奠基的。刘晏的榷盐法，极大地支持了皇权，很周密，很锋利，也很聪明专业，财政三司制一直影响到五代和宋代盐政乃至财政制度，但是整个过程当时却没有人专门研究过。我的这一初步设想，首先是被吴师肯定，认为“可以写出新意，填补空白”，让我心里落下一块大石头。

    其时，廷福师已经因肺癌入院，但入院之前，他给我写了几张字条，介绍我几位隋唐史研究的教授，让我参加会议、活动时，就论文的思路、材料去“请教请教”。但凡接到廷福师介绍手书的，无不对我这个年轻的研究生郑重相待，坐下来和颜悦色地谈话。英光师一如既往，首先让我穷尽一切地收集史料，给我开了唐人文集，以及《文苑英华》《玉海》等书目，让我在历史系资料室一页一页地翻阅，做资料卡片记录。那个时候每天上午学校的广播都放广播体操，广播声一起，资料室的老师和读者大多都出去做操了，我怕时间来不及，总是安坐不动，勤看勤抄，有时到了关门时间，却一下子站不起来了。毕业前确诊患了坐骨神经痛，不知是否与这一段枯坐的经历有关。仅仅是天天在系资料室查阅资料做卡片，就有三四个月或者四五个月之久，我已经记不很清，总之是一到资料室坐下，半个台面就要被我占据。因经常要根据某条记载再去翻阅其他卷或者书的对应材料，以为辨析条贯，《文苑英华》等都是16开大蓝封面的古籍，只要摊开两三本，就把两边椅位的桌面都占下了，现在想想真是少不更事。可当时自己一心查资料，记得资料室白白净净圆圆脸庞的女老师费姓，名佩君，总是笑眯眯的和蔼可亲，从来没有因此责备过我，相反每次均不厌其烦，帮我调阅，所以，这位资料室老师的姓名深留我心。当然后来资料还是要查的，那就是用零碎时间了。仔细考证史料，让我马上纠正了《新唐书》在关键史料上的标点错误。毕业论文答辩在1985年结束之后，我曾将论文的这一史料考订抽出来，在《华东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发表了《刘晏盐法中“官粜”、“亭户粜”考辨》，至今看来，还是文革结束新时期以来研究刘晏盐法相当早的一篇论文。

    论文写得差不多，英光师命我，遵吴师之嘱，先去拜访复旦大学历史系专攻隋唐史的专家徐连达教授，请徐教授为我把把关。记得是一个深秋之日，我早早地到了复旦大学徐教授的家，徐教授非常和蔼亲切地接待我，用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翻阅论文，听我回答各类提问，很形象地对我说：你的论文有点像维吾尔族小姑娘的头发，长得又多又漂亮，论文观点本身是站得住脚的。但没有好好地编小辫子。你要动脑筋，把一些没有编起来的头发，用各种形式编成辫子，要说明这些材料。那么，整个发型就好看，论文的说服力就更强了。我在徐先生不厌其烦的教导下听懂了修改的路径。之后还有与徐先生的几次交集，比如我们三个隋唐史研究生毕业论文的答辩委员会主席，就是徐连达教授。

    再稿终于写完，又加了一万多字。那时尚未有电脑，全是用手写的，稿件一次又一次地改，用纸也大大小小颜色不一。这次，我用了自己做出折痕的白稿纸，用心地抄，每页纸下面用尺笔直地划一道线，作为页下注的地盘。厚厚一沓。论文审阅由吴师亲自操刀，过完年开学之后上交。我终日等待结果，心中惶惶不安。终于，在一个初春三月的下午，吴师召唤我去他家里，谈谈论文。吴师让我坐在他身边，翻开我的论文，将他写在我文稿上的修改意见，一条一条逐字念来，并加以解释。讲解完了，老师让人给我们两人都倒一杯茶，对我说，“休息一下吧！”我一边捧着喝，一边紧望着老师，心里想，论文这是通过了呢，还是没通过？吴师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让我调整椅子坐到他的对面，笑容满面地对我说，这篇论文在史料上和财政制度梳理下了功夫，很有意思。你们年轻人，思路活跃，我以前也想过这个盐法的问题，但是没有你研究得这么深，你写得不错，有新东西，是个好题目，可以继续深入研究下去。但是，你的大背景和贯通的思路不够。你应该打通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制变化的几个阶段特点，来看刘晏盐法为什么阻碍重重，为什么能实施，为什么要分权，为什么要监察使,从秦汉讲到明清，让我首次简明扼要地领受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要义。

    这一课，大约讲了三四个小时，因为已经过了吃晚饭的时间，有人来催饭了。老师还在讲，直到红日西沉，雾霭四起，师大新村几乎家家灯火通明。老师起身了，送我出门，站在门口，扬扬手，说，好好体会一下，再好好地修改……我也扬扬手，脆声回答，哎！吴先生放心，我好好改！回身再看看，吴师还在那，点点头。于是我又扬扬手。脚底好轻啊，新村每家都有的四周绿篱一道一道闪过，温暖的春风拂过我的脸庞。

    我一直记得，这个春风沉醉的晚上。

    1985年底，我毕业留校在出版社工作不久，由英光师带领，与攻读博士学位的晓路师兄等去西安参加唐史年会，同会的还有日本代表团、澳大利亚和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论文按规矩是早就交上去了的，我写的就是论刘晏盐法。到会却得到通知，我的论文要做大会主题报告发言，但不准念稿子。我临阵怯场。英光师和师兄们都鼓励我，自己的研究，放开胆子讲。我拿定主意，心无旁骛，除了看提纲，只看定自己的老师和师兄们。我清楚看见坐在前排的几位白发老学者很面善地在问，这是谁的学生啊？我也清楚地看见英光师在对着我微笑。很开心，真的放下心来讲了。

    会议还有换届程序，开了两三天，大家经常闲谈。不知哪位善者牵线，就有当时的唐史学会副秘书长胡戟先生等来说，你的题目、研究很不错，能否把论文写成一本15万字以上的专著，交三秦出版社出版，胡先生本人正在三秦出版社兼编唐史研究丛书职事。英光师说：这样好的事情，吴先生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你愁什么？三年用功，研究刚刚开始，论文就应该把它结成一个大果子出来！

    本人一直喜欢社会文化史，其他不论，仅仅是观察各类史料图片，就可以让我所思所得，高兴半天；而对经济、政治史很不敏感。要不是吴师“要经济，要制度，要通贯”，我不会想到去写财政盐法的论文。但论文写了出来，确如吴师所言所教，由对中国古代制度文明角度通贯思考，对我的视野格局立点，都拓宽和提高一大步，并深深影响了我，养成在工作乃至生活中拉长距离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我知道这完全是拜历史学学术素养所赐、是导师们苦心栽培的结果。

    记得那次隋唐史年会闭幕式上，姜伯勤先生做了总结发言。那时77、78级研究生已经毕业上岗，会议开得比较热闹，前景似乎一片光明。姜先生语重心长，反复强调：做学问是一件非常非常艰苦的事情，学术的薪火相传，得人最难。我们都是过来人，其中的苦楚难以言说。现在你们成长得很好，关键是要坚持，要甘于寂寞，甘于贫寒，甘于清冷，要有这样的准备，要准备一辈子做学问，要有勇气，“做这样一小撮的人”。他讲到激动处，直视我们，脸色发红，双目圆睁，且眼中泪光闪闪，绝对是这位大学者的亲身体验，赠给后辈的肺腑之言，有一种郑重相托的意味。当时很受震动，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姜先生到上海来开会，还应邀到我家来做过客。对照姜先生的话，在唐宋盐政的研究上，我是一个很不肯用功的懒人，真的没有坚持下去。每念及此事，我都心中有愧，愧对导师们的栽培教导和期望。

    师恩永怀

    我念念不忘自己喜欢的社会文化史，工作多年后，于1992年，自费申请到日本一桥大学的社会学部读研修生。一桥大学社会学部的学部长三谷孝教授是当时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农村问题联合调查项目小组的组长，他答应做我的导师并兼身元保证人，但要求出具本校校长的推荐信。政惠师兄对我说，吴先生与袁运开校长关系很好，只要吴先生说，就保准行。我去老先生家之前，心下非常忐忑，请业师帮忙保荐，却是求学的专业转向，是否合适？没想到，吴先生听我说明情况后，一口答应，说历史学本来就包罗万象，不要自我设限，到国外走走开阔眼界，“号瓦，号瓦！”马上手书一张给袁校长的便笺交给我，然后很郑重地对我说：你拿着，到办公楼校长室去见袁校长。不要今天就去找袁校长，明天再去。记住，明天再去。不要忘了。

    当时我不理解这是为什么，老师要这样再三嘱咐，叫我等一天再去。年事渐长后，有一天在相似的场景中忽然明白，一定是老先生要先为我打个电话或者做个什么铺垫，给校长说明情况，这样能保证我第二天去了一切顺利。

    2003年下半年，我从华东师大调出，到上海师大人文学院，任文化典籍系副主任兼编辑出版学专业负责人，着手本科编辑出版专业的创建工作。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做老师，现在终于如愿到了大学，喜不自胜，自然就想着要告诉自己的老师（此时廷福师和英光师均已先后谢世）。

    2014年，母校华东师大历史系为首任历史系老主任吴泽先生编的《吴泽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收入了大部分老先生手泽。其中，我最喜欢和欣赏先生作于1984年《母校五十一周年纪念》手书的七言条幅，书法极好，用隶书而作自己的变体，有飞檐翘壁之秀姿，含舒展壮阔之力量，诗句更是情感澎湃，感人至深。现将此诗敬录于此，表达我对恩师“龙城钟声”启蒙于我的感念，并借先生“愿乡梓英才辈出”之吉言，衷心祝愿由吴泽教授等一大批老一辈史学家开创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树新枝，百鸟鸣凤。

    祝母校五十一周年纪念

    怎忘得龙城钟声，难书尽阳湖风物。

    怀师教学海回澜，愿乡梓英才辈出。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一日    吴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