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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8年04月18日 星期三

    法国漫记

    顾钧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04月18日   20 版)
    勒斯蒂格
    吉伦特派纪念碑

        2018年寒假,我先后游览了法国的两座名城——波尔多和巴黎。它们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景观让人目不暇接,可写的东西很多,我只就个人的兴趣,记录下两座城市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看点。

     

        吉伦特派纪念碑

     

        波尔多(Bordeaux)是法国西南部的重要城市,它的葡萄酒世界闻名,不用多说了。它还是蒙田、孟德斯鸠,以及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亚克(FrançoisMauriac)的故乡。本想去参观一下这三位名人的故居,但在地图上查了半天,也没能找到。在反复翻看过程中,一个名字多次掠过我的眼前:Monu⁃mentauxGirondins(吉伦特派纪念碑)。吉伦特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重要的政治派别,和雅各宾派齐名,它的很多党徒来自吉伦特省,而波尔多正是该省的省会。参观一下这个纪念碑,也算不虚此行了。

     

        纪念碑位于坎康斯广场(placedesQuinconces),高达43米,很远就能看到。由于其主体部分是一个雄伟的圆柱,波尔多当地人也把这个建筑称为吉伦特柱(colonnedesGirondins)。在柱子顶端(离地面54米)是一座青铜的自由女神像——法国的象征,她不像纽约的自由女神(乃法国赠送)已经打碎手铐、脚镣和锁链(在其脚下),而是正在打碎枷锁、争取自由的过程中——用这个形象代表法国大革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走近纪念碑,就会看到圆柱底部的基座,以及环绕基座的两个喷泉,喷泉的中心是由战马、士兵等组成的雕塑群。整个建筑于1894年动工,1902年落成,前后花了八年时间。在经过了一百多年的风吹雨打之后,该纪念碑于2011年3月被波尔多市议会确定为历史文物。

     

        纪念碑虽然在20世纪初才耸立起来,但建造的提议则可以追溯到1868年。这一年吉伦特派主要领导人埃利·加代(ElieGuadet)的侄孙、建筑师于连·加代(JulienGuadet)首先提出了建立纪念碑的计划,地点选在波尔多的多芬广场(laplaceDauphine,现已改名为laplaceGambetta)。正是在这个地点,1794年包括埃利·加代和其支持者在内的最后一批吉伦特党人被处决了。1870年于连·加代将自己的计划提交给位于巴黎的建筑设计委员会审议,但很遗憾没能通过。

     

        十多年后,波尔多市议会通过了为吉伦特派建立纪念碑的官方决议,并选择了图尼大道(alléesdeTourny)的中心点作为地址。1887年6月市议会再次通过一个决议——纪念碑的设计方案向全法国的艺术家征集。经过两轮的选拔,雕塑家Labatut和建筑师Esquié获得了第一名,他们的设计方案名为“Al⁃tafaquipot”(各尽其才)。但是这一方案最终没能落实,取而代之的是第二名的方案“Gloriavictis”(虽败犹荣),该方案由雕塑家AchilleDumilâtre和建筑师Deverin合作设计,此后“虽败犹荣”经Dumilâtre本人和建筑师VictorRich修订完善后被确定下来。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方案也在酝酿之中,这就是在坎康斯广场建立一座纪念喷泉,由建筑师Bar⁃tholdi负责设计。但是设计方案提交后,波尔多市议会却认为造价太高,不愿意接受。Bartholdi的方案虽然被否决,但喷泉的理念却受到了欢迎。波尔多市议会最终决定将两个方案(纪念碑和喷泉)合并,同时决定将坎康斯广场作为地址。

     

        工程预算于1893年底通过后,很快于1894年正式开工,工人首先竖起了一座高达54米的木质脚手架,这一庞然大物直到1902年工程全部结束时才拆除。尽管花了八年时间,原初的设计方案仍然没能完全贯彻——八位吉伦特派领导人的雕像(分为两组)被割爱了,给他们设计的位置是在基座的两侧。

     

        1989年为了纪念攻占巴士底狱二百周年,一块纪念铭牌被贴在了纪念碑上,上面刻着8个人的名字。按理说,当初那没被塑像的八个人是最合适的人选,也算是对当年方案执行不彻底的补偿。但事实上,当初名单上的八个人只有五个被保留,其余三个被跟随埃利·加代逃离巴黎的同志所替代,他们是Barbaroux,Buzot和Pétion,同时也是国民公会代表吉伦特省的议员,但三人回到家乡后依然没能逃过被处死的悲惨命运。被替换的3人中有一位名叫FrançoisBergoeing,是当初八人名单中唯一躲过断头台,得以终其天年的幸运儿。现在经过替换,这铭牌上的八人则全是烈士。

     

        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以异常激烈的手段摧毁了旧秩序,但接踵而来的却是暴力、恐怖和屠杀。从国王、贵族、教士,到吉伦特党人、雅各宾党人,接二连三被押上断头台。革命是否就是暴政的代名词?人类能否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变革?二百多年来,不少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都思考过这个问题。面对高高的纪念碑,我也陷入了沉思。突然,不远处传来广播的通知:“马戏表演马上开始,请大家入场。”就在离纪念碑大约二百米的地方搭起了很多白色的帐篷,里面正在进行马戏表演,吸引了很多游人。据说夏天这里还会搭建很多儿童游乐设施,更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坎康斯广场位于波尔多市中心,地面开阔,无疑是举办这类娱乐活动的理想场所。但这里毕竟有革命烈士的纪念碑啊!这样做合适吗?一开始我有点想不通,甚至不无悲凉之感,但一转念,又觉得释然了:革命党人不顾身家性命,不正是为后来人谋求和平与幸福,让他们告别革命吗?

        应该卖掉埃菲尔铁塔?

     

        提到巴黎的风景,人们最先想到的一定会是埃菲尔铁塔(laTourEiffel),这座矗立在塞纳河左岸的庞然大物是1889年世博会的产物,300米的塔身(如果算上顶部天线24米,总高则为324米)一直是巴黎的最高建筑。一百多年来,它不仅是巴黎的象征,也成为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象征。

     

        今天的游客可能不知道,当初不少法国人反对这个地标性建筑,甚至是很强烈的反对。一个例子是1887年2月14日,40位有影响的建筑师、艺术家和作家联名签署了抗议信,要求停止刚刚开始的铁塔建设工程,理由是,已经完美的巴黎不需要这样一个无用、丑陋的东西,它只会成为污点,破坏法国一向受人尊敬的审美和艺术趣味。签名的人当中有我们熟悉的小仲马、莫泊桑。历史和这40位名人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污点不仅成了亮点,还成了最大的亮点。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份抗议信简直不可思议,但更不可思议的是,埃菲尔铁塔差点儿被当作废铁卖掉。事情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巴黎的经济快速复苏,酒吧、咖啡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爵士乐风靡夜总会,这是个“疯狂的年代”(Annéesfolles),自然少不了形形色色的冒险家和骗子。一个名叫维克多·勒斯蒂格(VictorLustig,1890—1947)的捷克人早年在美国诈骗了不少钱财,现在决心转战法国试试自己的运气。巴黎比他预想的还要奢靡,没有多久他就挥霍得身无分文,但还是不舍得离开位于协和广场的克里雍大酒店(HôteldeCrillon)。1925年的一天,他在这家豪华酒店一边看报纸一边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突然一篇报道吸引了他的注意,该文详细描述了政府维护埃菲尔铁塔的种种困难,如果修缮经费一直不能到位的话,“我们应该卖掉埃菲尔铁塔吗”(Devra-t-on vendre latourEiffel)?记者最后的发问,显然是为了幽默一下。但言者无心,听(看)者有意,一场骗局就此上演。

     

        放下报纸,勒斯蒂格立刻开始行动。他假扮成政府官员,让人制作了拍卖埃菲尔铁塔的假文件,并向法国五家最大的废铁回收企业发出了秘密会谈的邀请,地点就定在他暂时栖身的克里雍大酒店。为了躲避公众的视线,当时这一类酒店是政府和外交人士青睐的会面地点。到了预定的那天,五家企业老板悉数到齐。勒斯蒂格亮出的身份是法国邮电部长的特别代表,他首先把商人们大大恭维了一番,然后压低声音,进入正题:由于政府财政无力维持,埃菲尔铁塔要被拆除,作为“废铁”(ferraille)卖掉。最后他告诫商人们不要声张,因为担心巴黎市民知道后会提出抗议。当时社会上就有拆除铁塔的传闻,加上勒斯蒂格从容不迫、收放自如的言行,从一开始就消除了商人们的戒备之心。

     

        作为职业骗子,勒斯蒂格的功夫还体现在事先所做的准备上。在商人们到来之前,他已经通过各种渠道研究了每个人的背景和性格,并把目标锁定在泊松(AndréPois⁃son)身上。这是一个急于在巴黎上流社会出人头地的商人,初次会谈就被勒斯蒂格的花言巧语所打动,但他的妻子对这场交易半信半疑,也让泊松有点犹豫不决。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勒斯蒂格又很快单独约见了他。这次一见面,勒斯蒂格就故意放低姿态,改变语气,向泊松倾述衷肠,说自己工资不高,为政府做事只是想“增加”(arrondir)收入而已。泊松当然了解政府官员的腐败,马上心领神会勒斯蒂格是在索要贿赂,也由此确信了交易的真实性。交易一达成,勒斯蒂格立刻逃到了维也纳,泊松也很快明白自己上当受骗了,但他不敢向警察报案,因为这太荒唐,自己也太丢脸了。

     

        勒斯蒂格的“壮举”后来被JamesF.Johnson(与FloydMiller合作)写成了一本畅销书——《卖埃菲尔铁塔的人》(TheMan WhoSoldtheEiffelTower),于1961年出版,法文译本L’HommequivenditLaTourEiffel于1963年问世。根据这本书的内容,1964年Claude Chabrol拍摄了题为《世界最强骗术》(Lesplus bellesescroqueriesdumonde)的纪录片。

     

        如果“最强骗术”当年成功了,今天的巴黎还会有如此之大的魅力吗?仰望着埃菲尔铁塔,我一再问自己。不说别的,就旅游一项,每年就有约700万人登塔,带给巴黎15亿欧元的收入。2018年2月底,我有幸再次来到巴黎游览。和上次相比,风光没有变化,还是那么美好,唯一的变化是参观埃菲尔铁塔需要安检,同时注意到一个永久性的防护墙正在铁塔的四周兴建。看来对于今天的铁塔,最大的敌人不再是巧言令色的骗子,而是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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