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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8年1月8日晚上，我校改完学生王莅执笔的书稿《求解资本主义的史前史——“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思想世界》，这是我主持的12卷本《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的最后一卷。念及耗费了自己多年心血、念兹在兹的这套丛书至此终于完成了，心里不免有点感慨和激动，竟至于夜不成寐。安静的夜晚，一首老歌中的两句歌词一直在耳际飘荡：“时光已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
屈指算来，到今年，我来北大工作就满20年了。很清晰地记得刚刚调来时的迷惘。当时焦虑的问题是：我这个年龄段的学人如何研究马克思？在北大如何研究马克思？
攻读博士学位时（1993—1996年）我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导师是庄福龄教授。他与黄枬森教授等筚路蓝缕，在中国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创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团结全国50多位同行编写了8卷本、41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是我们这一学科的里程碑，作为晚辈、后学，总为此而感到骄傲。学习他们的精神是我们的分内之事。然而，学术发展必然要遵循“代际转换”的规律，就是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视野、研究方式、解释框架乃至思想体系。当然要传承，更需要超越，这不是个人的野心和自负，而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事实上，同样耕耘在这一块领地，当时一批五十年代出生的中年学者，已经与老一辈学者显示出风格和思路上的不同。况且，在我与两位老人以及与众多前辈的交往中，感到他们期待我们的，也并不是亦步亦趋的重复和模仿，而是在开拓新思路和获取新文献基础上的创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一味欣享8卷本的荣耀、再沿着以往的路数走下去，就显得太没有出息了。而且就我当时的看法，8卷本虽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宏观基础，但在文献佐证、细节甄别、解释思路和框架设计等方面都有更进一步的很大空间。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来到北京大学，这是一所拥有悠久历史和鲜明学术传统的学府。就哲学研究来说，虽然很难用几句话明确而精准地概括这种传统，而且不同的时代氛围中所呈现的状况也有差异，但还是有一些特征是很明显或者备受推崇的，比如，注重独立思考，有世界眼光，不追逐时尚和潮流，而在研究中特别强调学术性，尤其重视文本、文献和思想史。遗憾的是，这样一些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或者得到贯彻。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崇尚思辨，研究的多是一些大而无当的“宏大叙事”，甚至混同于流行政策的图解，相形之下，特别“不屑”做一些梳理、考证的工作，认为那是一种经院哲学的做法，不会有什么“创新”。其实，大而无当的探讨既无助于学术本身的积累，也谈不上对现实问题有深刻的见解。
2000年5月5日，北大成立了国内高校中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并委托我专门收集马克思各种版本的著述及其相关文献资料，这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使我有了探索的具体方式和途径。中心原在静园四院有一间专门的图书室，有5年时间我浸润在那些庞杂的资料中。庆幸当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有一个长远的构想和规划。先是埋头积累、清理、消化、总结以往研究中的得失，最终凝结成《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和方法》。适逢学界展开“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的当代性”的争论，我也参与发表了一些看法，认为如果没有进入文本内部进行细致的解读和分析，所谓方法论云云实际上显得非常外在。于是，我便开始切实摸索文本个案的具体研究路径。
我的梳理表明，马克思是一位特殊的思考者和写作者——他一生的写作历程长达五十余年，但成型、定稿的作品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留存下来的绝大部分是手稿、笔记、摘录和书信。对于一位思想复杂且产生了巨大历史影响的理论家来说，其观点和体系的丰富内涵并不完全体现在那些表述明确的论断中，而是深藏于对这些论断的探索和论证过程中；就马克思而言，情况尤其如此。于是我下定决心，选择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个案展开深入研究，盯紧细节不放，用了大约6年时间悉心进行辨析和探究，几乎穷尽了这部著述所可能涉及的所有疑难问题，到2012年推出73万字的《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
至此，我内心终于感到有底了，于是就决定正式启动这套丛书。
由于马克思一生撰写的文本、文献卷帙浩繁，我只能选取出那些最能表征马克思思想特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的重要篇章，作为重点研究的对象。选取的原则：一是作者的意旨，即马克思写作这些著述或手稿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同时花费了他比较大的精力和比较多的时间，并且这些作品的篇幅一般比较大；二是文本的思想，即有些著述虽然不完整、不系统，但它们提出或触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理论，昭示出永久的思想史价值；三是重释的必要性，即有些著作虽然过去有研究，但现在看来或者资料不完整、不权威，或者解读方式、观点概括有偏差，等等。当时就确定了12卷本的规模，并且设想要在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推出。很显然，单靠我一人之力很难完成。起初希望寻找同龄人乃至比我年龄大、功力深的人一起合作，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遂愿。感念家人和学生与我最终共同完成了这一计划！
这一选择带来的另一项意想不到、甚至更重要的成果，是学生们的迅速成长。多年来，我们形成一个严格的“学术共同体”传统，除非特殊情况，每周五下午都会在我的办公室进行探讨。他们藉此受到严格而系统的训练，切实地提升了专业水准，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出版了专著，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赞誉，这让我感到由衷的欣慰：不仅自己的研究规划得以落实，而且为他们后来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带他们上路并且伴走一程”——这是我们师生间的责任和情谊！
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和研究领域30年保持不变，搁在国外不是稀罕的事，但在中国这个迅速变迁的国度，就近乎是“落伍”或“保守”的表现了。前一段，一位大学同学来北大开会，顺便来我现在的办公室坐坐，刚刚进门第一句话就说：“你从30年前那间屋子挪到这儿来了！”听后我就只能苦笑了。表面看，有那么多人都在这一行从业，绝不是我一个人是这样的，但仔细地考察一下实际情况，就会发现，像我这样“轴”和实诚的人确实属于比较少的“另类”，好话叫“执著”，同义词是“执拗”，实质上是不会变通、缺少开拓。沉浸在书本、理想中度日，也没有跟着热点和潮流发生学术上的转向，始终倾注在马克思身上，这形成我固定的领域和思想，也局限了我的视界和观念。
当然，尽管有这样的自我剖析，但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在现实生活中我会有所变通，但在学术上并不打算“重新做人”。相反，我愈加感到，干成一件即使是很微小的事也是多么不容易！坚守，也许有它的价值。就拿这套书说，从2000年构思立意算起是18年，从2005年自我探索算起是13年，从2012年正式上马也已经6年。在这过程中，我没有过丝毫动摇，也没有过其他愿望和心思，是靠勤奋和专注度过这漫长的日子的。现在这套丛书完成了，我想说的是，作为框架设计、章节安排和观点表述的统筹者，尽管每一本书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可打磨之处，但绝不能据此说哪一本是“急就章”，因为它们消耗了我、家人和学生大量的心思、精力和时间。
二
我们的努力最终凝结在这12卷业已完成的书中。至于每一卷具体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作者付出了怎么样的艰辛，可以从以下内容简介中大致获得了解。
第1卷：《滥觞与勃兴——马克思思想起源探究》（聂锦芳著）
本书将马克思的“中学材料—大学文学作品—哲学笔记—博士论文”作为一个文本单元统摄起来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解读，借此勾勒出马克思思想起源期的复杂状况、演变轨迹、思维逻辑和后续效应。“特里尔传统”所蕴含的宗教氛围、情怀构成马克思成长的环境和背景；受启蒙主义教育和大量人文经典的滋润，他“以情感来观照人性、理解世界”，最终意识到情感的局限性以及升华和超越的必要性；“回到古希腊‘衰落’的时代”对“原子论”哲学的追寻，激发他对自由与必然、个体与总体、本质与现象、短暂与永恒、主体与客体等哲学原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较为成型的思维框架和“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的理念。这些哲学思考、自我意识和价值取向对马克思往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第2卷：《“苦恼的疑问”及其解决——“〈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文献及思想再研究》（黄建都著）
马克思一生的思想始终处于不断探索、深化和拓展之中，而“《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从1842年4月至1844年2月）是其思想变化的第一个时期。起初，他携带深受启蒙思潮、浪漫派学说和自由主义的熏陶而在德国思想论坛崭露头角的青春朝气走来，但他遭逢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与以往的理念相矛盾，以至于在其头脑中产生了“苦恼的疑问”；为解决这些疑问，他不断地阅读、思考和尝试，提出了探究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为以后哲学思想的变革开启了方向。本书以此为中心线索对这一时期的全部文献重新进行了解读，有助于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当时思想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以及在其一生理论创造、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3卷：《思想的传承与决裂——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的考察》（李彬彬著）
在马克思早期的思想演变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背景和参照系。从深受其影响、融入其间到发生歧见、反叛出来，直至与其进行彻底的思想剥离。在这一思想解构和转换的过程中，“犹太人问题”是一条导火索；正是在对这一复杂的社会历史事件的认识和评论中，马克思与他的思想先贤、青年黑格尔派的主将布鲁诺·鲍威尔首次展开了论争，在对同一个重大问题的观照中开始显现出理解世界的思想方式的差异。本书以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尤其是鲍威尔本人的著述为基础，具体复原了马克思与鲍威尔论战的真实情境和三次交锋的具体过程，细致梳理和展示了双方各自的思想、分歧和争论焦点，特别是还以此为视角，观照了鲍威尔的哲学思想和“犹太人问题”的论战对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以及对于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意义。
第4卷：《异化的探寻及其扬弃——“巴黎手稿”再研究》（刘秀萍著）
“巴黎手稿”指的是马克思旅居巴黎时期（从1843年10月至1845年1月）创作的、与单纯摘录和抄写同时代人以及前人著作的“巴黎笔记”相区别的、大量正面阐述和论证其思想的著述，它包括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笔记本”和《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过去由于过于功利的“现实”考量，再加上原始文献资料的欠缺，影响了对这一手稿复杂思想理解的全面性与客观性。为此本书根据历史考证版（MEGA）及大量权威资料，将“巴黎手稿”作为一个文本个案进行了深度研究，从文献疏证、内容解读、思想阐释、逻辑论证多个方面一一给予悉心的探讨，再现了这一著述的原始面貌、深邃意蕴和思想史价值。
第5卷：《思想的剥离与锻造——〈神圣家族〉文本释读》（刘秀萍著）
《神圣家族》从问世起就遭逢了“寂寞”的境遇和命运。但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理论合作、他们在世时定稿和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它是具有广泛影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本书辨析毫芒，在整体透视“思辨哲学”的结构和症结的基础上，通过对文本内容细致的释读，梳理了“以纯观念、精神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在诸如法国大革命、唯物主义史、财产关系、“犹太人问题”、“巴黎的秘密”和社会众生相以及具体现实生活等方面的表现和逻辑，进而认为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恰是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以现实、历史和实践视角观照和把握世界”的“新哲学”的契机和背景，这种辨析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及其丰富内涵具有重要价值。
第6卷：《在批判中建构“新哲学”框架——〈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聂锦芳著）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表征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文本之一，但长期以来它并没有被归入“经典”之列，从而给予与其思想分量相匹配的关注和重视。作者依据《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手稿和历史考证版（MEGA2）编辑的最新进展，对这一文本的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源流进行了详实的梳理和考证；按照原书写作的先后顺序，对其各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学界研究非常薄弱而又占全书绝大部分篇幅的第一卷中的《圣麦克斯》《圣布鲁诺》部分以及第二卷的内容进行了详尽的释读，对过去相对来说较为熟悉的《费尔巴哈》章的内容重新进行了认真的辨析；根据作者自己的理解，对其中各章节关涉到的重要问题和思想一一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从总体上重构了整部文本的理论视界和逻辑架构，并将其置于人类思想史的进程和当代社会实践的图景中，阐明其现实价值与意义。
第7卷：《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杨洪源著）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也是马克思研究和批判蒲鲁东所著的《贫困的哲学》《什么是所有权》的一部论战性著作。过去学界无论是对蒲鲁东思想的理解和评论，还是对这些著述文本细节的解读和思路的比较，都存在较大的偏颇和遗漏。有鉴于此，本书逐一对三部著作共同涉及的重要议题，诸如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所有权问题、价值理论、分工与机器观、垄断与竞争理论、社会革命观及共产主义观等一一进行了深入的甄别与讨论，再现了马克思通过辨析蒲鲁东的“形而上学方法→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社会革命理论）”这条主线，对其思想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说）的系统思考和整合过程，并将这一致思路向置于思想史的进程和当代社会实践图景中阐明其意义。
第8卷：《“革命”的非模式化解读——1848—1852年马克思、恩格斯政治文献研究》（彭宏伟、崔爽著）
在马克思、恩格斯漫长的理论和实践生涯中，1848年欧洲革命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节点。1848—1852年间他们为理解、描述和分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写下了大量宝贵的政治文献，真切、全面地表达了当时他们对革命理论与实践之间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的思考。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组文献并没有得到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本书将这组文献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解读，在此基础上探究了在当年纷纭的理论和实践纠葛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考，揭示了他们关于“革命”的思想、观点和思路的内在逻辑及其演变过程，再现了他们在处理理论与实践关系时所遭逢的困难及其所取得的进展，力图摆脱传统的模式化的解读对其原始思想的偏离及其所带来的理论困境，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复杂内涵的理解。
第9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1857—1858年手稿”再研究》（杨洪源著）
广义上的“1857—1858年手稿”是处于马克思理论核心位置的一组重要文献，被马克思誉为其“一生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尽管近年来学界在这一手稿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具体思想细节的阐释方面显得依然较为薄弱，致使这部手稿至今仍“如一块广袤的未被深耕过的荒漠土地”。有鉴于此，本书将这部手稿视为概念体系完整的独立著作，就其所涉及的主要思想议题，诸如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思路及哲学方法、作为逻辑起点的商品及其交换运动、简单流通中的货币形式辩证法、资本一般及其辩证的生产总过程、资本一般的形式规定性等，作了全面、详实且系统的解读，并将这部手稿置于当代实践格局和思想图景中来阐发其意义。
第10卷：《“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再研究》（王嘉著）
在马克思一生所写的《资本论》材料中，“1861—1863手稿”的篇幅最大，涉及23个笔记本、1472个印张。但贯通的页码表征的却是不连续的写作过程，庞杂的内容、纷乱的议题、若隐若现的逻辑，对研究者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在熟悉全部文献的写作过程和内容的基础上，本书找到一个恰当的解读框架——“资本一般”，以此来呈现《资本论》写作在这一阶段的困境、磨难及马克思尝试解决的思路和效果，全部细节的盘活把马克思这一时期工作的进展准确地揭示出来，并使他对“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梳理（对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的批判）获得了畅通的解释。同时“资本一般”也接通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以及思想史的关联，显现出其思想的超越性，而且即使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整体图景中也是一种独特的视角和方法。
第11卷：《资本社会的结构与逻辑——〈资本论〉议题再审视》（彭宏伟著）
《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著述，是诠释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文本依据。在当代新的境遇下要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和层次，仍然绕不开这座“思想高峰”。本书重新审视了《资本论》三卷内容，从中提炼出若干复杂而重大的议题，从文本学视角重新梳理了马克思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对于诸如劳动价值论、使用价值的谱系、资本的定义、资本的运动、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斯密教条”批判、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资本家在创造剩余价值中的作用、剩余价值是否消失了等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也给予了新的甄别和分析。
第12卷：《求解资本主义的史前史——“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思想世界》（王莅著）
“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在生命最后时期写下的长篇读书摘录，内容涉及19世纪下半叶文化人类学和启蒙主义历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与以往相关研究中所提出的“思想衰退说”“回归早年人类学研究说”“放弃《资本论》说”“研究重心东移说”和“唯物史观应用说”等不同，本书将“晚年马克思”的研究视域拓展至其中后期思想发展（特别是《资本论》研究）过程中，以两部笔记所梳理的从史前社会到资本主义产生的人类历史及其向世界历史转化为线索，以“求解资本主义史前史”为总问题，以史前时代至希腊罗马社会、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时期以及经济、政治、宗教三个论题为经纬，通过对其中所关涉的十二个问题的讨论来全面把握两部笔记的思想议题。通过这一研究，马克思与西方思想传统在更广和更深层面实现了勾连，这为重新审视马克思与20世纪的思想发展史和社会运动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三
这样，我们就按照原初的计划、通过重要文本个案的解读完成了对马克思复杂的思想世界及其意义的重新探究。我们讨论的虽然只是黄老师和庄老师等主编的8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前两卷的内容，但不仅以600万字的总篇幅超过了全书，而且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梳理、分析和评论无疑都大大拓展和深化了。
在研究中，我感到最困难的，并不是权威而完整的第一手文献的搜集，而是对这些文献的把握、理解和解释；我们不仅要还原马克思当年写作的原始情境、文献状况及具体内容，而且必须找到一种合适的“框架”来统摄和清理大部分处于散乱状态的文献中的思想及其逻辑。很显然，这样的“框架”不能出自我们纯粹的杜撰，更忌讳用一种外在思路、观念和范式来强行套用。因此，鉴于马克思留存下来的文本及其表述方式的特殊性，一方面，我强调，精深的马克思思想研究必须走向文本、文献学，而不能将其全部让渡给马克思手稿的辨认者、著作的编辑者和翻译者，因为思想阐释是对文献编辑成果进行的检验和理解，从而可以进一步推动客观、准确和到位地概括和分析马克思的思想，所以我不允许学生离开文本、文献的原始状况和具体内容抽象地讨论马克思的思想；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很多叙述非常散乱，观点也不甚系统和明确，可是其中无疑又蕴藏着极大的思想容量和严密的论证逻辑，并且构成其思想发展前后相续而又不断推进的序列。所以，我们就必须在反复研读这些文献、切实把握其内容的基础上，提炼出一个解释“框架”来贯穿这些分散的材料，体悟、概括和分析其思想。很显然，这中间解读者主体性的发挥又是必不可少的。
只有当我们的解释与马克思文本中的思想能够接通的时候，才算是真正理解了他——不仅仅限于他的观点，更包括他对观点的论证；不仅仅限于他定型、成熟的思想，更包括他“苦恼的疑问”、对自我的反省、理论的内在矛盾、开放的多元思路、多重的理论和实践效应。客观地说，12卷本中每一本书的写作都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当我们的研究达致上述理想的状态的时候，欣慰之感便油然而生，觉得我们悉心的研读和认真的讨论获得了回报。
当然，我们也坦然面对学界对这种研究方式的质疑和批评，特别愿意诚恳地接受那些基于文本细节对我们的疏失、纰漏乃至错误之处的校正。但是，有些过分的指责并不能令我信服。在丛书“总序”中我回应了三种看法，即认定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证而不研究思想、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而没有理论建树、有意回避现实问题因而体现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这里想再强调两点：第一，“事不经过不知难”，进入文本内部所做的“清点”比“外围言说”“宏观定性”要困难得多、复杂得多，因而据此获得的对马克思的理解也要靠实得多、深入得多；其二，为了体现文本研究的思想建树，我为全部12本书设计了统一的结构框架，每本书的最后部分都是总结性的“综论”，如果读过我们前面详尽的梳理和解读，再仔细看看这部分具体内容（包括我自己撰写的两卷中每一章的最后段落），就会发现，我们并不缺乏“问题意识”和“当代眼光”，而是力图站在比研究对象和文本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程度上予以透析和总结，进而完成超越。只是有了前面扎实的基础，我们的这种超越就更有底气了，而不至于落空和陷入虚妄。
漫长的旅程不会因为这12卷本的完成而中止，相反，马克思研究值得我们终身投入。事实上，我们一直没有停止工作，目前业已展开或处于准备阶段的课题包括对马克思思想起源期的“柏林笔记”、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过重要作用的“伦敦笔记”、《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以及对1867-1883年间马克思的活动和思想的专题研究。同时，我在考虑写一部两卷本的《马克思的思想世界》的书，拟对我们重读马克思的成果作出总结，对其一生思想探索中涉及的重要议题的内涵及其论证从元理论的角度作出概括和阐释，也借以对其在20世纪东西方不同的理论和实践影响以及全球化时代的现实价值作出分析。
往事如流水。现在身处燕园，再一次回忆起三年前待过的马克思故乡——特里尔，眼前浮现出位于布吕肯大街10号和西蒙大街8号的两处马克思故居、位于诺伊大街83号的燕妮家址、雄浑的黑门、壮观的教堂、旖旎的摩泽尔河畔风光、如绿色军阵般整齐排列的葡萄架……今年在那里将有4个大型展览揭幕和近300场不同的活动举行，而作为中国学者，我与同道以这12卷本的著述探索马克思复杂而深邃的思想世界，表达我们对他的理解，共襄盛事，以纪念这位人类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思想家诞辰2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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