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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8年04月11日 星期三

    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写本及其物质性”学术研讨会

    国内外知名学者梳理归纳出“写本”的四个观点

    雷雨晴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04月11日   02 版)

        本报讯“我们是如何思考写本类型的(不只是文本本身,还有文本的载体)?不同类型的写本如何被不同读者阅读和接受?它们又是如何为了回应不同期待而生产出来的?如何处理文本性和抄本学之间的张力?当看到独立写本上的文本时,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确定它们就是传世文献?”4月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写本及其物质性”学术会议上,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柯马丁教授提出的一连串问题成为这次中外对话的主题。

     

        “写本”一词近年来在文献学、敦煌学、域外汉学及书籍文化史等领域颇为风靡,但对其概念的界定古今中外却有分歧。广义而言,写本可指宋以前手写的文本,包括简牍帛书、纸本写卷等。持此观点者有程千帆、徐有富先生等。狭义而言则单指晋唐纸质写本。如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一书,将“写本时代”定义为“中国书写史上的以纸质本为主要信息传递媒介的时期,大致相当于王朝断代史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本次会议采用广义的“写本”概念。

     

        近年来,强调人类意义的建构性与表述史一跃成为文化史研究的核心。历史与文学从研究“史实”或“作品”,转向研究各种“历史文本”的建构。原本认为反映真实的文本,也变成各种社会力量交结纠葛下的场域。为了能更加深入地讨论国际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打通中外学术的壁垒,进行学科间的对话,“写本及其物质性”学术会议邀请了世界各地的知名学者深入探讨,产生了大致四类观点。

     

        第一类,从写本的字体与结构推测写本生产时的主要书写方式,作者群体与制作过程的相关信息。如武汉大学陈伟教授通过分析《史记》《汉书》诸表推测,“邪上”很可能是指位于非平行形态时相关内容之间的斜向书写与阅读关系。这在里耶秦简户版和后世家谱中也有线索可寻。“邪上”是在世系一类表谱中表达“枝布叶分”关系的合适形式。剑桥大学的高奕瑞(ImreGalambos)教授同样运用文本形态分析解制作者意图,提出汉语在书写时不对词作分隔处理,而是连续不断地书写。

     

        第二类,对现存写本的“层累”形态进行分析,将原始文本与流传过程中所增添的“附件”(即副本)剥离开,以期还原文本在流动中不断生产的面貌。浙江大学的许建平教授利用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尚书》写本,威廉姆斯学院的倪健(ChristopherM.B.Nugent)通过对敦煌蒙书中的层累知识阐述,均分析了原始文本流传中的剥离问题。

     

        第三类,有关写本的不同媒介与载体在传播中的受众及其影响。学者罗杰·夏蒂埃认为,每种形式都有一套特定的规范,每套规范都会根据自己的法则来区分作品并用不同的方式将其与别的文本、体裁和艺术联系起来。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构建了有关趣味的场域,认为艺术品只能对掌握一种编码的人产生意义并引起他的兴趣,艺术作品是按照这种编码被编码的。可以说,文本在制作之前,就是以其受众为对象所创制的。复旦大学的余欣教授运用博物学的视角,构筑了物质媒材、历史原境、历史记忆和历史经验的“统一场”。

     

        第四类,关于方法论性质。北京大学的陆扬教授对“文本性”与“物质性”的概念进行了解读,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文本”和“物质”其实都可具“文本性”,这里的“物质”可以是复数意义上的,包涵各种类型的物质载体。一种文本的“物质性”,常常取决于此种文本的不同物质呈现方式(physical?pres⁃ence),我们对其“文本性”的认知也会因之而确立或者改变。“文本性”与“物质性”的交错可以造成相互间存在感的加强,并孕育出一种富于意义的新事物。“文本性”与”物质性”,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主次关系,不能说何者属于源,何者属于流。何者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端要看实际历史场景。

     

        (雷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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