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斜阳太有情

    我第一次知道张江裁（字次溪）这个名字，是十多年前到棉花头条看林白水故居后查关于林白水的材料，读《燕都丛考》的时候，看到里面引张江裁《林白水故居记》里说：因为“其地为秦良玉屯兵之所，兵卒违反军法者，就戮于此，孤魂无归，时出为祟。”所以，他认为林白水住的这院子，“为燕市凶宅之一，卜居之，多不利。”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林白水和他的故居都早已不在，以为张江裁还在。这次来美国，在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里翻书，看到红学家周汝昌的一本书，里面有一篇题目就叫《张江裁》的短文，翻开一看，才知道张江裁早于文化大革命中过世。关于张江裁的死，周先生只写了一句：死得很惨。词语简洁，留白甚多。张江裁死时，才六十岁。

    我对张江裁感兴趣，在于他对北京风土民俗的关注与研究，在那一代人是很突出的。这和他的家学有关，父亲是康有为的学生，他自幼跟随父亲进京，一直住在烂漫胡同的东莞会馆里，对于老北京一往情深，尤其对北京风土民俗感兴趣。他家藏书甚丰，有三万余册，不少为他搜罗的京津史地民俗之类书籍。大学毕业之后，他曾经在北平研究院工作，参与北京民俗的研究工作。我曾在《北平研究院北京庙宇调查资料汇编》书中，看到过他参与其中的实地调查和文字纪录工作。

    我还看到，在他编写的书中，有陈宗蕃为之所作的序，看得出他和陈宗蕃很熟。不过，和陈宗蕃不同，他一生或编或印或写的书很多很杂，不像陈宗蕃毕其功于一役，沉潜十年，耐得住屁股下的冷板凳，专注只为写一本《燕都丛考》。他比陈宗蕃小29岁，代际的差异很明显。

    不过，看张江裁一生所编篡出版的书目，让人叹服，也让人感喟。1934年，他24岁，编印了一套《北京历史风土丛书》；1937年，他29岁，编印一套《北平史迹书丛》；1938年，他30岁，编印《京津风土丛书》；1939年，他31岁，编印《燕都风土丛书》。同时期，他还编印过《中国史迹风土丛书》《京津风土记丛书》、《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等多种。都是他在20多岁到30多岁这十余年的成果。这其中有重新出版的《帝京岁时纪胜》《一岁货声》《燕市百怪歌》等多种，为今天研究老北京留下宝贵的资料。迄今为止，我没有见过有哪一位学人肯如此下力气，单凭一己之力，孜孜不倦致力于北京民俗风土志一类书籍的钩沉、挖掘与出版的。陈宗蕃在为他编印的《中国史迹风土丛书》所作的序言中，称赞他对“京津风土之学爱如性命。”

    特别是清人潘荣升所著《帝京岁时纪胜》一书的发掘和出版，很能说明他对“京津风土之学爱如性命”的情景。张江裁于1936年底为此书所作的跋中，详细介绍了此书从发现到出版的过程。他早在《光绪顺天府志》中见到此书的目录，一直苦于找不到书。他在跋中首先感慨：“记述燕都岁时风物，向少专书。明人刘侗著《帝京景物略》，以之入春场篇。康熙二十七年，秀水朱彝尊篡《日下旧闻》，以之入风俗篇。光绪十一年续《顺天府志》，以之入十八卷京师风俗门。皆零星脞记，语之弗详。”因此，对于在《顺天府志》提到的这本流传甚稀的《帝京岁时纪胜》，他求之若渴，渴望以补京师岁时风物之阙。

    还是在这则跋中，他写道：“适厂肆有潘书一部，余冒雨访之而先一夕为人攫去。参与友人桥川时雄言之，一日访之于东城东厂胡同，君出示一帙，则潘书也。亟借归移录。”简短的文字，道出两个细节：一是知道琉璃厂的书肆中有这本书，冒雨跑去，书于前一天已被人买走；一是从日本友人那里见到这本书，借回去连夜抄录，方才让这本书重见天日。不能不说是他的功劳，更是他对之“爱如性命”活灵活现的注脚。这里的“攫”字用得最妙，最能点染他的感情色彩。

    很有些人说张江裁编篡的书多，而自己写的书少。他写的书也不算少，《北京天桥志》《燕都访古录》《北京旧时志》都是他写的。他还为康有为、李大钊、林白水、汪精卫写过传，为他的同乡袁崇焕写过《东莞袁督师遗事》。至今还在出版的《齐白石自述》，也是出自他的手笔整理而成的。不过，对于他一直倾心的北京风俗之类的书，他只写过《燕都访古录》《北京旧时志》这样两本而已。前者，是他21岁之作；后者，是他28岁之作。

    坦率讲，这两本书，都赶不上他编篡的那些丛书。《燕都访古录》，是张江裁唯一一本他实地考察而写出的北京风土之书，书虽然很薄，还是留下一些有意思的真实材料。比如，他写道：东四牌楼勾栏胡同为元时御勾栏，胡同有一小庙，内有“铜铸妓女崇拜之神像，高四尺八寸，方面含笑，头插花二枝，身着短衣露臂。”都是前人没有记载过的。可惜，1938年尚在的这些遗存，如今早已经荡然无存，便更见张江裁为之存照对于老北京的价值。

    《北京旧时志》出版时有林志钧和郭家声两位前辈所作的序。林序指出：“今而吾复见东莞张君次溪《北平岁时记》之作，书得十二卷，卷以月分，史乘笔记，旁征博采，称为瞻洽。”并称“补前人所未备”，“先哲风规，承平气象，以今视昔，诚使人覩代序而兴身世之感。”这样的称赞，当然有其道理，但是，和我看到的李家声所编的《北平风俗类征》第一卷“岁时”篇相比较，所谓“卷以月分”的编法是一样的；所谓“史乘笔记，旁征博采”，实在是并未超出《北平风俗类征》。

    倒是郭序称赞他“多习往事”，“尤勤考索”，认为此书以节为目，“月各一篇，先属词以寄意，复证实以群篇，无一字无来历焉。”这样说，倒是很准确的，和同类的岁时志相比，此书最重要的区别，是在每月之首，有张江裁自己所写的对这个月的综述，即“先属词以寄意”。这些文字，不仅有对一个月时令风俗的概括，还有他自己的见闻与理解，以及感时伤怀的怀旧之情。特别是每月对于京戏所要演出的剧目的介绍，尤其看出他对梨园的喜好和学问。

    对于张江裁的身份定位，有人说他是藏书家，有人说他是文献家，有人说他是学者。在我看来，他更是一位北京风土民俗的出版家和研究的专家。起码对于北京风土民俗方面，张江裁所做的贡献，迄今没有得到应有和充分的重视和评价。他所编篡和书写的书籍，除《齐白石自述》（他的署名只在书最后一行），如今很少见到出版。当然，这也不能完全归罪世人的淡忘和薄情。张江裁倒霉就倒霉在日伪时期出任伪职。这一点，和瞿宣颖，和周作人相似。便难怪1964年周作人曾有诗赠张江裁：“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同病相怜的惜惜之情，含蓄又委婉地表达了。

    陈宗藩在为他的《燕都访古录》的序中说：“次溪之不合时宜也。”这是陈宗蕃在他21岁时说过的话，不想一语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