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光环消失下的纠结与努力

    让读者看到多面的丘吉尔。

    政治人物娱乐化的21世纪，作为人类至高权力的拥有者，其政治能力已经被这股娱乐化的潮流所掩盖，他们的个人形象已经不再神秘莫测，而是被娱乐化、大众化、低俗化。在此背景下，华东师范大学潘兴明教授的《丘吉尔与英帝国的非殖民化》一书恰逢其时，它带读者重回对国家领导人严肃的政治印象和政治能力的思考中去。

    潘教授以严谨的历史学家的精神，通过大量一手档案、资料，分析了丘吉尔在英帝国殖民化进程中的地位。此书无论是学术研究价值，还是大众阅读层面均具有极高的意义。历史学家总是把寻求历史真相和探索真理视为基本责任。基于严谨的学术研究精神，潘教授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走访了相关英、美档案馆，查阅了大量未公开出版以及最新解密的英美的政府档案资料、丘吉尔的私人信件、相关历史人物的回忆录等，其孜孜进取的学术探索精神着实令人钦佩。不仅如此，《丘吉尔与英帝国的非殖民化》一书弥补了史学界关于英国历史、帝国史、非殖民化进程研究的短板，在学术研究上首次把丘吉尔和非殖民化有机结合起来，成为英国历史研究的新视角。另外，非殖民化又与全球历史、现代化研究紧密相关。因此，此书进一步深化了全球历史、现代化研究。在大众阅读层面，《丘吉尔与英帝国的非殖民化》一书不仅还原历史真相，满足了读者对传统政治人物充满帝国雄心和满怀大志的历史想象，而且书中对丘吉尔在帝国光环消失时所表现出的各种纠结和努力的生动描述，则让读者看到了丘吉尔作为声名显赫的政治家充满复杂的帝国情感中人性的一面。

    丘吉尔在大英帝国衰亡所表现的纠结和努力以及到最后的顺应历史潮流，均来自早年的个人经历。作为在帝国光环下成长的一代，他内心充满了维护帝国荣耀的使命感，这从他早年的经历可以看出。“丘吉尔年青时便前往帝国属地，为维护英帝国出生入死。”为捍卫殖民地，他多次前往殖民地参加战争，一次是“前往西北部的马拉坎德山口参加镇压当地帕坦人部落的反英起义，亲手开枪击中起义者”，另一次是前往苏丹作战。之后，他参与报道殖民地事务，宣传帝国的政策以及参与制定帝国的政策。在行伍生涯结束和政治生涯开启以后，他又从政策层面捍卫帝国利益，他对帝国利益维护的态度是非常强势的，在印度掀起民族解放运动，寻求自治的背景下，他坚决反对印度自治。但是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他却采取了双重标准，对爱尔兰采取了怀柔政策，他支持“支持爱尔兰自治，在下院积极活动争取通过《爱尔兰自治法案》，但反对爱尔兰独立”。他的双重标准均是基于对英帝国利益的考量，在他看来，“爱尔兰从大不列颠分离出去是绝对不可能的。两个大岛的利益和事务永远是密不可分的”。从地缘政治、经济依赖度、交通以及政治关系纽带方面而言，爱尔兰即使自治也会和英帝国保持紧密的关系。但是相比之下，远在东方的印度如果寻求自治则是英帝国难以控制。由此可见，维护帝国的荣耀奠定了丘吉尔在处理殖民地事务中的基调，采取不同的措施维护帝国利益则是丘吉尔处理殖民地问题的具体方针。

    正如书中所言，丘吉尔对非殖民化进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次担任首相期间。第一次担任首相期间，在帝国雄心和帝国利益的驱使下，丘吉尔对二战中中国对印度事务的关注态度表现出极其敏感的反应和强硬的立场，而对美国非殖民化的态度则进行坚决回击。但是二战结束后，面对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英国国力下降的国际形势，单靠维护帝国的雄心和抱负已经难以维系帝国的光环。为此，丘吉尔在非殖民化问题表现出种种纠结的情绪以及各种努力，最后不得不被动的顺应历史潮流。

    在下野期间，面对执政党对帝国事业的忽视，他表现出深深的焦虑情绪，并不辞辛苦的四处游说强调英帝国和英联邦对英国的重要性，在多次演讲中宣称：“尽我们的全力在其有关事务中捍卫英王治下的前英帝国或英联邦”是首要和最重要的任务。但这种焦虑情绪在他第二次担任首相时被活生生的现实感所取代。作为一个执政者，他虽然对前任政府对帝国事业放任的政策有所边改变，但是受时代所限，政策的效果有限。对此，丘吉尔再次展现了其政策灵活性，区别对待有形帝国和无形帝国，前者政策开放，后者强硬。尽管后来丘吉尔为了维护帝国不惜和殖民地进行战争，但此时他早年的帝国抱负已经被战后的新格局消耗殆尽，在基于甩掉帝国抱负，冷战背景和英美特殊关系的国际背景下，他最终被动地顺应了历史潮流，英帝国的殖民地最终土崩瓦解。

    《丘吉尔与英帝国的非殖民化》一书让读者看到多面的丘吉尔，他既有强烈的帝国抱负和深厚的帝国情感的一面，也有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具有政治灵活性，顺应历史潮流的一面。从这个角度而言，《丘吉尔与英帝国的非殖民化》一书让读者对历史人物丘吉尔个人形象的理解超越了二战中的英雄气概，变得更加饱满。